内外何以有别？

徐宗阳师兄的这本书是其博士论文改写而来，作者在华北兴民农场前后持续调研了几年，在田野深耕的基础之上发现了多个有趣的问题，通过理论关照，进一步将经验问题细化、深化、升华，进而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下乡的资本为何在乡土社会遭遇难题，外来资本与本土社会之间的联系、碰撞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关心的“企业农业”意义的资本下乡进展不顺的原因，有三类研究的解释与之密切相关：第一类研究关注资本下乡的动机，第二类研究讨论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对规模化经营的影响，第三类研究从村企关系的维度上展开分析。但通过田野研究发现，这三类观点都无法更好地阐释华北兴民农场发生的系列问题。笼统地讨论资本下乡的动机、农业产业的特殊性以及监督困难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下乡为何失败的原因还不充分，真正的分析应该进入到下乡资本的经营管理层面、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层面。可以说，以往学界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府和资本的视角出发来研究资本下乡的过程，以及下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即资本在乡土社会的“水土不服”），而本研究要做的则是从农民视角来看待外来资本如何嵌入乡土的过程。换言之，以往研究更多是自上而下来审视资本下乡的运作，而本研究相反，是自下而上来审视这一运作逻辑。

随后，本研究通过大量丰富的田野资料来研究资本下乡与农民及乡土社会的遭遇、碰撞。可以看到的是，于农民群体而言，下乡的资本（也就是兴民农场）是一个外来物，是村庄内的“陌生人”，与自己的利益毫无相关。正是基于这样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念，再加之对外来资本的不满之意，村民开始建构起一个“集体”，将自己偷盗玉米的行为合法化，本质上原因是村民以对待集体的态度对待兴民农场，将下乡的资本视为集体和公家。这种偷盗的行为合法性来源于十数年前挨饿的经历，正是生存逻辑的强烈体验使得村庄内反而将偷盗视为一种正当行动。兴民农场后来采取了一系列自保的手段，但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反而使得农民与农场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

其实，本书中最大的核心点在于“内外有别”这一理解与解释框架。对兴民农场而言，遵循内外有别的路线，降低内部经营风险的策略是实行“分包制”与“家庭经营”，即雇佣自己的亲戚家人来农场承包，承包人再分包给其他的亲戚，这形成了一个“类家庭化”的庞大农场。特别是在“机手与麦客”一章中，内外有别的差异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本地农民耍滑偷懒，致使农场选择外地的麦客来收割。首先，麦客内部是亲属关系，内部监督较好。其次，麦客是外地人，通过麦客经纪人与农场发生关联，他们与农场主互为陌生人。兴民农场对当地村庄来说既是外来人也是陌生人，但是他们在面对麦客的时候反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本地人”。总而言之，麦客的成功则依托于麦客群内部的亲属关系、麦客经纪人与麦客之间的庇护关系以及麦客独特的社会身份。

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于农民伦理世界的探知，来理解资本下乡中出现的困境。不同于之前学界从资本经营等角度的解释，本研究提出了另一种新的解释范式。无论是农场，还是农民群体，无疑都在遵循着内外有别的思维，其偷盗、抵抗和自保、经营行为都是这一伦理观念的现实关照。因此，在资本下乡的整个过程中，无一不体现着“内外有别”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结构，而且这一伦理观念也是中国人行动乃至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通过对农场主及农民群体的伦理理解，作者着重让我们体验到了行动与伦理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这一伦理、这一关联也都极富有本土化特色，对于理解农民及乡土社会有着另一种深刻的体会。总之，作者将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集中理解为“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念，通过详细案例的讲解，体会到行为背后的观念深处，很有启发，是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