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民族国家》的两个问题

五篇文章，有两篇从前读过，但是放在这一本书里，可以说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宣告儒家政治哲学与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能接轨，只能与人民民主衔接。另一个问题则是，圣人微言，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去理解。
第一个问题，作者否定了新儒家从心性儒学开出自由民主制度的乌托邦想象。其论证是基于论证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卢梭以来人民民主思想不谋而合。在我看来，毛泽东的革命究竟是一场大同话语中的天命转移，还是西方启蒙思潮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异域花开，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确与自由民主方枘圆凿，也就宣告了作为古典思想的儒家思想与自由的巨大冲突。
在中国的政教体系中是找不到个体自由的，当然，这个自由指的是政治上的。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心灵的自由，或曰，东方民族缺少个体自由恰恰孕育了发达的心灵自由，如印度。近代中国有些学人把freedom等同于庄子的“逍遥游”，看似好笑之下，深埋着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艰难抑或“不可能性”。
所以，问题就是，儒家作为古典智慧，究竟在今天对政治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是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人民民主？
而这些问题是我不敢回答的。我只能凭感觉说，也许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西式自由，但实行民主并不困难。而且，我觉得在华夏邦畿之下，自由远没有民主来得重要。当然作为一种制度，自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蒙文通所著的《孔子与今文学》曾写过这样一段让我印象极深的话：

“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辟雍）是在受教育和做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的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在这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而后再以才德的高下来判分其地位……”

这意味着，在今文家看来，远在孔子之时提出的理想制度，已经包含了民主制度的想象。切记，这里与自由无关。自由是启蒙时代的想象。古典智慧只能把自由当作桥梁，不会把自由当作终极价值。这个价值毋宁是幸福。
所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还需要给人民民主正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微言，或者秘书（secret writing）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圣人说的话，有些是现实可信的，有些是荒诞不经的。荒诞不等于错误，更不等于圣人不赞同。圣人有些话是说给学生，说给天下人听的，如孔子的这部分意思都被孟子荀子继承了；圣人有些话是说给天的，或曰是与其本人精神有关的，如孔子，作者就认为庄子其实是孔子的“别有所传”。说庄子是孔子别传并非新论，但把微言引入来看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鲜的。因为这能够反映出启蒙以来民智已开给圣人带来的困惑和阻碍。
其实，争论庄子是否是儒家，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在于，这种微言在今天是否还能被理解？从什么维度上理解？理解了，又能怎样？
刘小枫是靠神学起家的，上个世界最后二十年，他一直都在为华夏文化中，缺少一种所谓汉语神学的“圣言”（太初有言的“言”）而从事学术。本世纪中，他似乎以一种回归的态度来整理华夏经典了。他真的是转向了么？我看不是。我宁愿相信，他对华夏文明中的“微言”和“秘书”（secret writing）感兴趣，并非仅仅出于对古典智慧的仰视，也非仅仅沿施特劳斯必然走到此路，而是他想从华夏的“微言”中找出基督的“圣言”。说白了，他还是想给华夏族找真正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又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和二十年前一样。所以，收在这集子里的文章，最早的是1997年就出版了的，最迟的是06年底（或07年初）我从《南方周末》上读到的，前后跨度达十年。
刘小枫笔下的微言，早已经超出了现代经学史论著意义的微言，而是彻底的归向今文经学家的微言。这种言论越神秘，越怪诞，越沉默，就越“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