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更好的自己”，这种潮流到底怎么来的？

最近读了The Wellness Syndrome，这本书讨论了当代“自律文化”的由来和它产生的一些问题，对我很有启发，简单总结书中观点做个读书笔记吧。

Wellness、well being是伦理学中的一个特殊概念，直译是“好的生存状态”，有时候根据语境翻译成身心健康、福祉等等，也有人翻译成康乐。它有许多种含义，在这本书里可以理解成一种理想的自我：身心健康，事业有成，生活富足。

The Wellness Syndrome一书论证，现代社会将wellness视为个人责任，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不够健康、不够快乐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它揭示了这些观念中一些相互矛盾的假设，并探讨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自我优化”的由来

现代社会对健康、快乐、高效的崇拜，和工作伦理有很强的关联。现代科学管理的基石是泰勒制，也就是将每一个环节量化和标准化，通过优化每一个细枝末节，尽可能提高效率的制度。

在这样的理念影响下，员工的健康和快乐也被纳入优化的范畴。所以，许多大公司意图用提供健身房和营养餐的方式提高员工的健康，并通过散步开会、请心理辅导、团建等活动提高员工的快乐。

许多人也主动参与到这样一种优化自我的过程中。“量化自我”的潮流指的是用各种app和可穿戴设备检测自己的睡眠、饮食、情绪等方面，寻找改善身心健康的方法。这样的身体数据追踪基于一个假设前提：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习惯了解越多，就越能优化自我。

在这样的自我监测当中，作者们发现了一个深层的矛盾：一些自助建议强调主观意愿的力量，认为我们可以完全凭借自律去实现健康和幸福；另一些建议却强调行为主义，宣称意志力是软弱的，应当依靠自我监测、奖励系统、游戏化设计等外在力量去达成目标。

快乐是一种选择吗？

快乐也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人们试图对快乐进行量化评估，寻找提升快乐的方法。自助书籍和积极心理学研究告诉人们快乐是一种选择，任何人都能通过努力取得成功。这种思维有两种缺陷：一是将主观幸福感和高收入、高地位这些所谓的成功标准挂钩；二是它无视了结构性的不平等，无视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奋斗过程中面对的额外的阻碍。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快乐与处境无关，比如长期而言中了头彩的人并不比意外瘫痪的人更快乐。这样的言论打消了特权阶层面对弱势群体时的罪恶感，并且让弱势群体背负了“快乐的义务”。

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似乎只有卧病在床的时候，人们才能安心享受无所事事的快乐。这点从《魔山》、《疾病的隐喻》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不过到了现代，疾病的这一层意义正在消失，病人承担着服从医嘱、积极让自己好起来的义务。比如，许多身患绝症的明星仍在打造积极治疗、笑对生活的形象。

Wellness syndrome的解药

这种对wellness的盲目追求让我们陷入自恋和孤立之中。并且，当我们用优化、调整、迭代这样的词汇描述自身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件商品，竭力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价格。

提高效率应当是自我实现的手段，但这股潮流将高效变成了目的。科技记者Steven Poole写道：

“对效率的执着追求完美地阻碍了我们实现这种追求……（你节约下来的时间）必然会积少成多，为你赢得几小时的自由，去狩猎采集更多的高效建议，最终你会成为一个纯理论大师，以可想象的最高效的方式去做毫无价值的事。”

作者们认为，归根结底，这样的潮流起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无能为力，而将注意力转向内在，不断优化自我、寻找某个强大的“真实的自我”。

一些力量也在刻意推动这股潮流。比如，在英美历史上一些经济萧条、就业低迷的时期，政府推出了就业指导项目，创造了就业力（employability）这个概念，推动人们从自身找原因，努力赢得雇主的青睐。又比如，英国名厨Jamie Oliver对学校午餐进行改革，用健康食品替代了垃圾食品，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没有去追问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忙碌的低收入家庭只能靠速冻食品填饱肚子，让孩子养成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所以，抵抗这种潮流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重新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在不确定中拥抱真实的痛苦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