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议和并非“老题”，而是晚清变革之“大题”

吉辰老师在引言中记述，身边师友得知茅老师让他写马关议和的反应皆是“这个题目应该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吧？”吉辰用这本书回应了这个疑惑：马关议和并非老生常谈，亦有许多问题尚未厘清，许多旧观点理应商榷。

该书围绕《马关条约》出笼、签订、批准、互换的过程来谈，关怀在于从外交层面上探讨“这样的结果是否有机会避免”。妙笔生花，文笔极佳，事件描绘跌宕起伏，精彩迭出。相较于前辈，译介诸多日文新史料，极大增补学界马关议和日方视角讨论之不足。分析马关议和中，李鸿章与清政府犯下两个严重的外交错误，其一为低估电报密码的重要性导致被破译，清政府之底牌为日方探知；其二为没有利用刺杀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李鸿章仅是觉得身为清朝重臣在异国被无名小卒刺杀极为丢脸羞愧，“完全没有运用这一天降良机要挟日方，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方在停战问题上作出的有限让步”。此为该书之亮点与贡献，由此引出启发甚多，在此一并讨论： 马关条约的军费问题。吉辰将其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了比较，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支出军费的账单为1263万两，索价赔款供1491万两，故认为“他们没有在军费赔款上开花账讹诈清政府”。反观马关议和，日方实际军费开支不会超过1.25亿日元，赔款索价却到了3亿日元以上，故“更凸显出日本约案的掠夺性”（吉辰书第144页），当为的论。但实际上，中英鸦片战争中英方的账目亦不可全信，恐亦仅是账面上做的比日方更为好看。 电报线之问题。当时中国与日本电报线建设之情况，似对马关议和签订与换约影响甚大。尤其是在烟台换约之时，由于日方的步步紧逼，其时间差变得尤为珍贵，换约全权大臣伍廷芳不由感叹“目下之一瞬，实贵重无比”。但细查从条约签订到烟台换约的二十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流失于电报的周转中，使得原本无多的时间变得更加稀释。且竟有驻俄公使许景澄关于三国调停的紧要电报“已经到京，但没有赶在军机处散值之前”（吉辰书第258页），便搁置至第二日、第三日讨论，颇令人疑惑。雍正时军机处之设置，便是为前线军情能得到快速回应而设，就算夜间，亦有军机大臣值班。为何到了此时，如此重要的电报，只因军机处散值便耽搁了一日呢？或到晚清，儿皇帝的中枢已失康雍独断之魄力，必须得到军机处诸大臣会同商量方能决策。 烟台换约之疑问。马关议和后，中日双方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在此段时间中枢一直奔忙于列强调停干涉之事，日期不可谓不紧张。光绪拟定“计约本送至天津须三日，自津至烟台须一日，总须初八日以前复电到京方可。”（《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册，第506页，又可见《俄事纪闻》，第36-37页，文字有小异）（吉辰书第257页），将初八日定为决定是否批准换约的最后期限。并在初九日正式决定换约，“是日用皇帝之宝各一颗，均在首页白纸正中，‘大清’之大字。是日派章京廷祉，会同内阁学士堃岫，在懋勤殿监视用宝。”（《宫中杂档·光绪二十一年懋勤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1页）（吉辰书第262页），而后由伍廷芳前往烟台，与日本使臣换约，且“俟到烟台后前期一日听候谕旨，再行互换。”（《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265页。）（吉辰书第265页）在此处，中枢将最后期限前调，只是因为约本路程之问题，使得原先紧张的时间捉襟见肘。那为何不先前便早早谴伍廷芳往烟台，持约本等候换约，故能将决定之日迟至十二日左右（即为电报预留时间），便能将决定日期延后，为协调各国干涉争取时间，岂不更好？（事实上，该史料亦说明换约前伍廷芳仍须听候最终决定）从此细微之处，似乎便可看出中枢对于“全权大臣”仍旧防范之态度，故即便“用宝”，仍要在光绪大抵拍板之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