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议和并非“老题”,而是晚清变革之“大题”
吉辰老师在引言中记述,身边师友得知茅老师让他写马关议和的反应皆是“这个题目应该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吧?”吉辰用这本书回应了这个疑惑:马关议和并非老生常谈,亦有许多问题尚未厘清,许多旧观点理应商榷。
该书围绕《马关条约》出笼、签订、批准、互换的过程来谈,关怀在于从外交层面上探讨“这样的结果是否有机会避免”。妙笔生花,文笔极佳,事件描绘跌宕起伏,精彩迭出。相较于前辈,译介诸多日文新史料,极大增补学界马关议和日方视角讨论之不足。分析马关议和中,李鸿章与清政府犯下两个严重的外交错误,其一为低估电报密码的重要性导致被破译,清政府之底牌为日方探知;其二为没有利用刺杀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李鸿章仅是觉得身为清朝重臣在异国被无名小卒刺杀极为丢脸羞愧,“完全没有运用这一天降良机要挟日方,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方在停战问题上作出的有限让步”。此为该书之亮点与贡献,由此引出启发甚多,在此一并讨论: 马关条约的军费问题。吉辰将其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了比较,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支出军费的账单为1263万两,索价赔款供1491万两,故认为“他们没有在军费赔款上开花账讹诈清政府”。反观马关议和,日方实际军费开支不会超过1.25亿日元,赔款索价却到了3亿日元以上,故“更凸显出日本约案的掠夺性”(吉辰书第144页),当为的论。但实际上,中英鸦片战争中英方的账目亦不可全信,恐亦仅是账面上做的比日方更为好看。 电报线之问题。当时中国与日本电报线建设之情况,似对马关议和签订与换约影响甚大。尤其是在烟台换约之时,由于日方的步步紧逼,其时间差变得尤为珍贵,换约全权大臣伍廷芳不由感叹“目下之一瞬,实贵重无比”。但细查从条约签订到烟台换约的二十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流失于电报的周转中,使得原本无多的时间变得更加稀释。且竟有驻俄公使许景澄关于三国调停的紧要电报“已经到京,但没有赶在军机处散值之前”(吉辰书第258页),便搁置至第二日、第三日讨论,颇令人疑惑。雍正时军机处之设置,便是为前线军情能得到快速回应而设,就算夜间,亦有军机大臣值班。为何到了此时,如此重要的电报,只因军机处散值便耽搁了一日呢?或到晚清,儿皇帝的中枢已失康雍独断之魄力,必须得到军机处诸大臣会同商量方能决策。 烟台换约之疑问。马关议和后,中日双方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在此段时间中枢一直奔忙于列强调停干涉之事,日期不可谓不紧张。光绪拟定“计约本送至天津须三日,自津至烟台须一日,总须初八日以前复电到京方可。”(《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册,第506页,又可见《俄事纪闻》,第36-37页,文字有小异)(吉辰书第257页),将初八日定为决定是否批准换约的最后期限。并在初九日正式决定换约,“是日用皇帝之宝各一颗,均在首页白纸正中,‘大清’之大字。是日派章京廷祉,会同内阁学士堃岫,在懋勤殿监视用宝。”(《宫中杂档·光绪二十一年懋勤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1页)(吉辰书第262页),而后由伍廷芳前往烟台,与日本使臣换约,且“俟到烟台后前期一日听候谕旨,再行互换。”(《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265页。)(吉辰书第265页)在此处,中枢将最后期限前调,只是因为约本路程之问题,使得原先紧张的时间捉襟见肘。那为何不先前便早早谴伍廷芳往烟台,持约本等候换约,故能将决定之日迟至十二日左右(即为电报预留时间),便能将决定日期延后,为协调各国干涉争取时间,岂不更好?(事实上,该史料亦说明换约前伍廷芳仍须听候最终决定)从此细微之处,似乎便可看出中枢对于“全权大臣”仍旧防范之态度,故即便“用宝”,仍要在光绪大抵拍板之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