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哲学的走向及中西文化的异同

这是我看的邓晓芒先生的第二本书，依旧直指哲学的本质。这本书中不仅告诉读者西方思维的本质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讲述了为什么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本质，如何运用西方思想去思考；还讲述了中国文化具有被动性，中国没有哲学是因为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而这种实用主义是每个中国人都无法避免的，哪怕是他也一样；最后更是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同和异后指明未来哲学的发展是“让哲学说汉语”，把道家文化追本溯源，西方从一开始就把人与自然分离，而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未来哲学，至少是中国哲学要把西方哲学和道家文化相结合，在此，我个人想借用“太极图”的图案来表示中西文化的融合，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中国人的根本不会变，即便是互相交融依旧是中国的“太极图”。另外值得厘清的一个概念是“理性”：西方的理性它是起源于逻各斯，也就是语言，起源于逻辑，逻辑就是逻各斯，推理就是reason，都是一个词汇。而中国的“理”，跟推理、跟逻辑毫无关系，中国的理是非逻辑的。

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读完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天。迟迟不想动笔的原因是这本书不属于知识类，至少不是纯知识类，里面有太多的思想，需要思考的东西特别多，尤其是得把思维转化成西方思维的部分，光是厘清概念就很费功夫，笔记记了一大堆，要将笔记再进行精简总结，对于我这个还在哲学门口徘徊的人来说实在吃力。想了三天，盘算了三天，觉得还是从“自然界是人”、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国哲学的不足（中西逻辑的差异）、中华文化和现代汉语的优势这四方面入手，而且会大段大段的引用邓晓芒先生书里的观点。

书里最颠覆常识的认知绝对是“自然是人”的理论。

自然是人，与自然界对话就是与自己对话，就是自我精神，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从感性的眼光看，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主体和主体的关系（不是通常以为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人和人的关系实质上来看呢，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人在同感性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形成的。人可以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人，看成是自己的朋友；人也可以把自然界看作一个高高在上的眼光，这种眼光不是别的眼光，就是自己的眼光。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为上帝、自然、神，都可以，但实际上是人自己的眼光，这样你就有了自我意识了。

对于“自然是人”这个概念，现代解释学从历史感和人文科学两方面做了努力。

历史感方面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环保就是把人和自然看作对立的，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从外延上来看，从抽象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人当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他是自然界最高本质的部分，所以从内涵上来看，也就是从哲学上来看，全部自然界都是人的一部分，都成了人的实践的一部分。这就是“实践本体论”的意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呢？“因为近代科技发展后，近代哲学走向了自然科学的路，但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绝对不能仅仅指科学技术、物质产品的发展。物质产品量的增加和质的多样化、复杂化可以用来衡量人类发展的历史，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标准呢？着眼于人的素质，其中特别是人的精神素质，才是历史发展的标准。人的精神素质，康德把它归结为人的道德，太狭隘了一点，不仅仅是人的道德，但是肯定包含人的道德。人的全面的发展，人的全面的精神素质，也包括在这种精神素质的支配之下，人的各种技能、各方面的素质，比如音乐方面、美术方面、创造力方面的素质，但最根本的是精神素质，人的技术、人的动手能力都是受人的精神素质支配的。”“人类在猿人时代漫游在大陆上，就那么很少的一些人，几十万人，顶多也就是一两百万人，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六十多亿人，有什么意义？你必须用人自身的眼光来看，才能赋予它意义，没有了这种倾向，就没有了历史。你把它看成发展的过程，它要走向某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地球本身的自然的目标，而是人类精神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你才能评价历史。所以，主观的倾向性是历史客观性的前提，只有通过主观性，才能真正达到历史客观性。真正进入历史的不是原原本本的孔子本人或耶稣本人，而是他们的精神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真正的历史是效果历史。历史的客观事实就是在历史上产生影响并且传下来了的，进入了传统的。传统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被后人改写、创造，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当然那些遗失了的经典，也是历史，你今天来读，可以有新的启发：孔子原来还有那么些思想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里面开出一个新的局面来。那就是你的历史啦，那是你对孔子的再解读，你这个解读一旦被人们所公认，使人们受到了影响，那才具有了历史意义。”

人文科学方面：“在解释学看来，自然科学才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应该反过来看，自然科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支。这个角度跟自然主义是完全颠倒的。但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够既保持了人文科学，同时又没有消解自然科学。如果把自然科学放在前面，把人文科学看作自然科学里面的一支，比如我刚才讲的，道德被归结为一种自然本能，社会被归结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审美被归结为市场效应，等等，那你就把人文科学消解了，只剩下自然科学的那些规律，那些实验和数据。但是如果反过来，你把自然科学看作人文科学的一支，那么双方都能够得到保存。自然科学当然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它不再是最高价值、最高的视角、最高的立足点。它可以完全保持它的一整套方法，但是它被纳入人文科学里面，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你孤立起这个方面，那就成了片面；如果你不孤立起来，那它是很有用的，它是能够促进人文科学、促进人文精神的。所以讨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谁是谁非的时候，我就经常讲，科学其实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你真正有科学精神，那你就有了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了，而如果人文精神缺了科学精神这一方面，那是不完整的。中国人缺的就是科学精神，所以我们的人文精神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好像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另外一种精神，不是的。”“在本体解释学看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的整合是有可能的。我刚才讲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属于本体解释学，或者说都属于哲学解释学。就是说把解释学不仅仅当作一种工具，而且是当作存在，当作存在的本体。所以我们也可以叫它本体解释学。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整合起来，这种结合不是从方法本身里面去寻找某种调和，而是从根本上找到它们两种方法的共同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和人文科学方法，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据，那就是人的存在，那就是人的语言，语言本身的意义。”

现代解释学将人学导入到哲学中，并从“逻各斯”入手进行统一。同时，在第十讲：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中引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努斯”：“马克思讲“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才是自然界。科学必须建立在人的感性基础之上，真正的自然界不是牛顿物理学抽掉了人的那个一般抽象的自然界。物理学只是自然界的一个方面，全面的自然界应该是感性的，包括审美的，包括价值的，包括人的感性需要和人的感性意识的，这样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自然界。他说，“对人来说，直接的感性自然界，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感性的自然界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感性。自然界就是在人的感性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通过解释学和现象学的发展，西方现代哲学提出了“生命哲学”的概念，把形而上学从旧的、纯理性的、静态的概念转化成新的能动的形而上学，一种具有生命意志，强调感性的哲学，当然感性中也包含有理性。这种新的哲学方向从黑格尔那里走出，黑格尔不仅提出了新的“逻各斯”-逻辑学，还提出了“努斯”的概念（灵魂，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同于旧的形式逻辑，对形式逻辑一般是这样评价的，它只管推理的正确、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不管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给它的大前提本身是错误的，那推论出来的也是错误的。尽管偶然也可能正确，但是正确不正确，它要被另外加以评价，要通过概念和对象的现实关系如何来进行评价。它不能由形式逻辑本身来进行评价。所以形式逻辑是不管真理性的，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则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地接触现实”。这样一种逻辑，必须从现实的历史中得到理解。这就跟形式逻辑大不一样，它跟历史是一致的，它本身也是从历史中抽出来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逻辑的研究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摆脱了历史的偶然形式，它是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它是从历史的里面抽出来的一个结构。

辩证法最深刻最内在的根据，不是形式逻辑的那种形式推理，而是对自己头脑中形成的那些概念和概念关系的一种体验，结合你的生命，结合你的日常生活，去进行体验，它是靠这种体验来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的。体验的规律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但是黑格尔把它说出来了。它还是西方“逻各斯精神”的一种表现。自然界的历史是隶属于人类历史的，自然史只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意义载体而已

形式逻辑不愿意跳出自己，所以呢，它理解不了辩证逻辑，不知道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只不过是同一个逻辑在它的运动的上升过程中形成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辩证逻辑是达到了自我意识的逻辑，它特别讲究自我意识，或者说辩证逻辑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辩证逻辑。而形式逻辑没有达到自我意识，它只达到了意识，它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达到反思。辩证逻辑反思到逻辑的一种自否定的运动本性，逻辑本身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本性，这个在形式逻辑的悖论上面已经体现出来、凸显出来了。悖论就是形式逻辑自我否定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辩证逻辑的本质是自否定，这是它的最深的一个根，辩证逻辑最深的根就在于自否定这个观念，那么由此所推导出来的就是辩证逻辑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即辩证逻辑的反身性。自否定本身就是反身的，所谓自否定就是自己本身否定自己，已经是反身性了，已经是矛盾了。自相矛盾那就是反身性了，所以我们讲辩证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反身性的逻辑。正是由于逻辑里面包含有反身性，所以才产生出悖论，所谓悖论就是反身性。辩证逻辑实际上是把形式逻辑的基础更深入地向下面挖掘了一层，挖出了它的根，挖出了它的本质。这就是辩证逻辑的本质，辩证逻辑的本质并不是跟形式逻辑无关的东西，而是在形式逻辑底下，作为形式逻辑之母，产生出形式逻辑来的。

语言是哲学的根本，与西方的“逻各斯”不同的是中国人总是从一种很实在的道路的意思去理解人的言说，而西方人凡是规律都要从语言的层次来理解，这就是非常根本的区别。邓晓芒在第四讲：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第五讲：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第十一讲：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中均提出：逻各斯和道虽然同样代表规律，但是两者的规律是不一样的，“道”作为规律是不可言说的，这个是反逻各斯的，它只能凭内心的体验或者是亲身的实行才能够感受到。西方的理性它是起源于逻各斯，也就是语言，起源于逻辑，逻辑就是逻各斯，推理就是reason，都是一个词汇。而中国的“理”，跟推理、跟逻辑毫无关系，中国的理是非逻辑的。西方的哲学术语隐含着一种逻辑本能，西方的语言里面就已经隐含着一种逻辑本能，动不动就涉及逻辑，就要思考里面的逻辑意义。中国的语言里面包含着政治本能，或者说是伦理本能。苏格拉底对话展现的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了探讨真理；而孔子的对话则象征着权威，是一种上对下的训导，教导人道理。从中西方文化的源头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是为了政治服务，具有功利性质，几千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潜意识即便是在“五四运动”后这百年的哲学研究中也透露着浓浓的实用主义偏向，邓晓芒在第十三讲：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和第十四讲：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中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当然他也指出是中国人就避免不了实用主义倾向，他实用主义的倾向使他在哲学研究中没有选择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作为纯研究的哲学，即便是陈家映这样专攻分析哲学的哲学家出的书也是实用主义方面的作品。

当然这绝不能说中国文化就不能搞哲学，中西融合是大趋势，在第七讲：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第八讲：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第十二讲：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中邓晓芒总结道：第一个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切实体主义并不是都不讲关系的，恰好相反，他们要么推出了一种建立在个体之上的整体关系，要么实体本身就是一种整体关系，比如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这是西方哲学的主流、正统。当然这种整体的关系对于个别实体来说构成一种压制，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对现实的人来说构成了种种压制，甚至对个体有一种取消作用，柏拉图的理念对于现实事物中的个体有一种限制和压抑，但它本身是凝聚着个体性的。同样，基督教的上帝对个人也有一种压抑，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人的异化，上帝本身就体现出人的个性。第二个结论：西方正统的实体主义正好同时就是关系实在论，也是一种场有哲学或者权能场有，或者说这种实体主义就是一种非实体主义，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从个别角度看，整体也是实体；从普遍的角度看，整体表现为就好像不是实体了，其实整体也具有个体性。第三个结论：西方的关系主义和场有论，从赫拉克利特以来，就被理解为是实体的内在能动性所建立起来的，就是权能场有。因此它具有一种可操作性、一种尺度，是形而上兼形而下者，既是形而上，即物理学之后，同时又跟物理学有关，可以用来解释物理学，用来作为物理学的根据。所以他们发展出了科学精神，甚至发展出科学技术，可以操纵和把握对象，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场有哲学有一种根本的区别。第四个结论：因此西方实体学说的基本特点是以个体的能动性建立起整体的关系，或者是以个体能动性建立起场，并且这种个体能动性本身又异化为整体能动性、场的能动性。中国古代的关系学说的基本模式则相反，它是以整体的自然流行去消解个体的独立性，你可以把这种自然之道内化为个体内部的机制，但已经把个体性的原则消解掉了。最后一个结论：就如中国文化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一样，西方文化也不可能和它的传统断绝关系，像海德格尔、爱因斯坦，能与他们的传统断绝关系吗？包括后现代，只要熟悉西方传统的人都可以看出它里面与传统的关系，只是对那些不熟悉的人，就以为它提出了什么崭新的东西了，好像是完全割裂传统的东西，这是很幼稚的判断。所以西方的现代、后现代一切反传统的努力都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更高的层次上面返本归原，回到他们的传统，或者是反叛其中的一个传统以回到更早的、更古老的传统，比如说反对近现代的传统而回到古希腊或者回到中世纪。也就是说提出来的一些新东西都有这样一个传统的背景。那么他们的这种反叛中可能体现出向东方或者中国文化靠拢的倾向，但是我们不能过早地判断，以为他们就抛弃了他们的传统，向我们投降了,“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是太乐观了。因为西方人绝不会抛弃他们的传统观念，只不过是借东方的酒杯浇他们自己的“块垒”，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有某些缺陷，然后借用一点中国的东西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他们自己的某种要素的发挥。比如海德格尔有一段时间曾经想到东方哲学，老子和佛教哲学里面去寻求解决之道，但后来他发现这条道走不通，真正拯救西方文化的，还是要靠西方文化本身的传统。当然他们这种向东方异民族文化学习的态度还是可嘉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所缺乏的。

现代汉语是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产物，同时还有古代汉语作为储备，比西方语言更具有灵活性。中国语言的这种灵活性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汉语的这种灵活性，如果我们还没有把西方哲学的确定性，包括西方语言的确定性吸收为我们的一种规范之前，这种灵活性在哲学思维方面并没有什么用处，它会显出它的负面的影响。就是说，这种灵活性恰好需要吸收西方的确定性，才能够发挥它的灵活性的长处，这是文化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有它的长处，但是这个长处是在吸收西方的长处以后才能够体现出来的。我们以往的哲学家虽然想要吸收西方理性中的“逻各斯”精神，但是没有吸收“努斯”精神，“努斯”精神是更深层次的。外在的“逻各斯”精神，即逻辑对语言的执着，这个是通过比较表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背后的那种“努斯”精神、那种自由精神、那种超越精神，他们都没有吸收到。而在西方，这两者缺了一个，它的形而上学就会垮台。西方的形而上学都是由这两方面共同建立起来的。所以如何将西方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自由精神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哲学道路将是中国哲学家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未来如何拭目以待。

花了两个多小时，写得不是很满意，想写的东西基本都写了，但是过于繁琐，脉络也不清晰，饿了很久也不想再做什么修改，毕竟水平不够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