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间，城乡有别

一直以来，农村都对中国学术界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一方面，农村被视为中国的基层，是中国底色的代言人，坚信读懂农村就能读懂中国；另一方面，农村又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顽疾，只有改造农民、改善农村，才能根植中国文化中的劣根，引领世界文化的风骚。

自五四以来，大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农村改造运动，第一次是五四后的农村改造运动，晏阳初等冥国学人试图从底层改造中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第二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队带领村民进行的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包括识字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基层民主建设等实践；第三次是建国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员一批城市青年支援农村建设，并在农村补课；第四次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包括生产方式的转变、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市场机制的直接介入等；第五次就是21世纪以来，城市和资本的扩张，以城镇化变化、资本下乡等形式对农村和农业进行直接改造。

从动机来看，五次农村改造的实践各有侧重，有些侧重于文化教育，有些侧重于发展经济和生产力，有些是为了完善基层政治制度建设、搭建完善的政治格局，因此获得的成果也各有不同。如果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李戡，这些农村改造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就是要重建或稳固中国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传统社会中，城与乡在地理上相对隔绝，但通过乡野知识精英采取的“货卖帝王—告老还乡”策略，周而复始的将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城乡之间各为中心，互有往来。随着西方的扩张，工业文明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平衡，城市成为核心，乡村世界成为城市的附属，双向的联系成为单向的输送，造成城市的臃肿和农村的凋敝，二者鲜明的对比刺激了一代一代的学者和社会行动者，才有了一次一次的农村改造运动，试图恢复城乡的良性联系。

农村改造运动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补齐短板，即快速输入农村较城市的缺失项。吊诡的是，这种输入一直未能收获全效，引发了很多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讨论，在学术性讨论方面，差序格局、面子、人情、礼物的流动等一系列本土化的概念被推到前台，用来解释各种城市下乡中的水土不服，近年来也有弱者的武器、内卷、佐米亚等概念来解释彼此的矛盾。这些解释读起来都很适合，看起来解释了中国农村建设中的问题，但略作细思就会发现这些看似解释实际上很难作出有效的解释，例如：推拉理论解释了兰州拉面的大火，但实际上忽略了兰州拉面的源地最初外出打工的是女性，女性缺乏必要的工地技巧和体力，选择餐饮是更适合的选择，于是就把家里的拉面推到了市场上。这种基于本地事实和特殊性的解释，是中层理论的一种，对于地方性的具体情况很有解释力，也对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力，是当代学者一直尝试建设的概念体系。

《内外有别：资本下的社会基础》一文是部在中国化中层理论建设中很有突破的作品。作者徐宗阳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突破，研究的逻辑非常清晰，某地的一个农场是如何建立并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农场与周边村庄和村民的互动模式是如何的。行文的逻辑非常清楚，研究首先解释了资本下乡过程中乡村、资本、地方和国家之间的不同诉求和具体操作，抛出了第一个问题，资本下乡是否注定失败。作者用一个农场的实例说明所谓的失败不是注定的，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和、雇佣方式改革和人员激励机制等方式获得成功。随后作者有提出了一个附带问题，这种成功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吗，在社会层面是否实现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用两章多的篇幅讨论了一个常见的案例——偷玉米或掰玉米的具体案例，说明农场在社会层面是不成功的，其与农村、农民之间的联系存在隔阂，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成功。

本研究很成功的一点就是实现了概念的突破，或者说实现了常识的突破。作者在书中常常说到，如果解释仅限于此，那将很难触及行动背后的深层逻辑。作者也致力于挖掘行动背后的深层逻辑，例如：作者发现兴民和齐民农场在雇佣员工方面采用了不同人情关系网络，导致了彼此成败的不同。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进一步考察兴民农场内部南北片区的收益不同讨论人情关系网的作用。作者发现北区承包人和农场主、雇佣者的人际关系网更复杂，可以说任意两人之间都存在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彼此的农业生产、管理和监督过程中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反观南区的人际关系则比较简单，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第三人发挥作用，导致换工、帮忙、雇工的成本很高，监督和合作的成本也很大，造成了彼此的不同。更有趣的是，在这种疏密不同的关系网上，产生了不同的风气，北区的赶超比拼精神和南区“不做老末就好”的消极态度。在传统的关系——效率的分析框架之间提供了一个“风气”的中间变量，更清楚的展现了农村和农业生产中的内部逻辑。

还有一个很精彩的突破就是对掰玉米这种行为的分析。作者用了两章多的篇幅讨论了偷玉米这种行为的逻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分析中力避将偷玉米视为个体行动策略，而是作为整体性事件来看待。其整体性并非指向这种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是指范围大、影响大的行为在村内获得了高度的一致态度。这种态度和背后的逻辑所蕴含的意义是远超个体意义的。第六章尝试从集体形象来讨论这个问题，即农场与乡镇之间的密切联系，激活了大家公社时代的记忆，部分采取了集体的态度；第七章部分尝试从内外关系来说明，尤其是用农场临近地段的村民玉米安然无恙与农场屡禁不止形成对比，讨论了乡村内部约束机制不发生作用的原因；第八章讨论了农场采取的防御措施的成败，及村民对这些防御措施的态度。这些生动而真实的描述，充分展示了不同群体在集体行动中的深层逻辑。作者这种从细处入手，层层拔高的笔力和思考，实在是高明，令人佩服。

当然，本文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和挖掘的内容，例如：作者在机械化研究中提出了机械设备的拥有率和使用率之间的巨大落差，并提出造成这种落差的主要原因是采用了麦客这一陌生人群体。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并结合农业种植过程进一步思考，是不是可以提出农业化对熟人社会的需求大，而工业化社会或者工业化流程对陌生人社会的需求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中农场主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农场主和承包者都是农业的行家里手，也有很深刻的村落生活的烙印，对村落中内外有别的生活逻辑并不陌生，但其在偷玉米等过程中，采取挖沟断路、高墙深宅的策略，而不采取由外入内的策略，无疑是要强化自己外来者的形象。虽然农场主自称是对本地村民的不信任，但仔细思考，其反常的行动背后或许有更丰富的行动逻辑，有待进一步挖掘。

一部好的作品是可以引发无数思考和讨论的，本研究的深刻之处也还有很多。虽然在某些表述上作者还可以更简单、在表格制作中更有逻辑，但相较本书体现出的思考深度、表达的深刻程度来说，这些细枝末节完全可以忽略（当然对于写学位论文的人来说，这点还是要力避）。与其在这些问题上纠结花功夫，不如早点面世，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