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传统》:争鸣不会削弱共识
《西方政治传统》的副标题叫“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说明这本书讲的主要是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然而,本书的论述却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的。 在作者眼中,尽管“自由主义”一词是近代才出现的,但与之内核相同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却早已萌发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并在后来的若干世纪中逐渐成熟,最终演变为近代自由主义。本书由此将自由主义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近代的一种思想”,而是整个西方政治文明的传统。这个传统,核心是制约与整合。
制衡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的内核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成形?原来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城邦规模小,无需东方帝国那样的庞大集权政府,便可以把社会组织起来。因此城邦关心的是如何协调社群成员之间的交往,而这需要的是法治。 有了法治,人们便知道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从而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像在东方帝国中那样指望英明的统治者。作者写道,法治传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恒久启示的来源”。 有趣的是,作者还特别肯定了古罗马的历史贡献,认为它将律法从希腊半岛拓展到了罗马帝国治下的广袤土地,由此扩大了法治传统的影响范围,使其成为西欧政治的传统。这一段论述十分有趣,成为了本书最后一章的伏笔,在此暂时不表。 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欧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实际上作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评价颇高,因为“形塑西方文明特色的最大力量”便诞生于这个时期,它就是二元社会观。这个二元,一边是政府,另一边是教会。政府无法有效治理的基层,教会却能牢牢控制,因此能制衡政府。在双方的张力中,民众自由生活、思考的空间得到了部分保存。 然而,随着文艺复兴以来教会的分裂,王权渐渐不再被教会制约,从而出现了“世俗化的危机”。并且在当时的环境下,一般人反而欢迎(至少是不反对)王权,因为它能带来社会稳定。由此引出了西方近代政治的主要课题:如何在世俗基础上发展出替代教会、制约国家的新力量,以维持原有的二元格局? 作者指出了两个解决方法,一是思想上产生了自然法的观念,例如人生来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二是议会的产生。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前者可以整合民意,因为这些观念是比较容易取得跨宗教认可的,无论这个人属于什么教派,通常都愿意追求世俗幸福、捍卫个人权利;后者则是一个业已实践的限制王权的机构,它原本是国王为征税而把贵族召集在一起,结果这些资助者们反过来便借议会制约国王的行为,英国革命就是典型。
整合
到这里为止,民主仍然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它仅限于能够参与议会的少数贵族。自近代以来,“一个阶层接一个阶层的人都有政治责任感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到这一“社会力量”的范畴中,使其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也能够制约王权或政府。这一发展“恢复并扩大了西方文明的传统特色”,并“构成了近代的自由主义”。从第四章开始,作者便开始论述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讨论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政治生活有赖于整个社群的意愿及积极参与”,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界定这个“普遍意志”?作者是从卢梭开始讨论的。 卢梭最早直面这个问题,并将重点放在如何使公共行动不与个体意志相违背。卢梭总结道,个体自由的限度便是实现普遍意识所需的强制程度,而个人自由所受的限制应尽可能小。这成为了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观点。 卢梭进一步指出,普遍意志并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种能够跨越特定个别利益的观点。社会根据普遍意志来决定应该做什么,政府则遵照执行,两者不可混合,因为执行者自然而然地有着自己的个别的利益诉求,破坏了普遍意志的普遍性。 然而,卢梭却认为普遍意志需要通过少数有理性的知识贵族来实现,他们可以用各种“非理性的工具”来强制社群实施他们取得的真理。因此,卢梭“比近代的独裁者更反对多元的社会结构”,在他眼中每一个党派、群体都只是一种特别礼仪,是“对普遍意志纯洁性的威胁”。这个观点无疑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20世纪的欧洲,打着“握有绝对真理”、“代表全社会/民族利益”而大肆打压不同意见者的独裁者比比皆是。 康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认为,不同观点、诉求间的冲突不仅不会削弱“普遍意志”,反而还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整合。交锋形成的共识更有力量。法律不是立法者“赠送”给人们的完美的礼物,而是人们累积经验、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也满足了现代文明不断扩张的需要,因为它能将更多族群不断地纳入进来。 总而言之,康德对“普遍意志”理论的修正是否关键。卢梭预设了“本来就正确”的普遍意志,这种意志需要所谓的智者去“找到”,这为独裁者打开了大门——当他们号称自己代表了全体民众的利益,或是宣称自己找到了至高真理时,便能肆无忌惮地打压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如何能指望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个别意见,或者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全知全能? 而康德则承认“真理”并非是原本就存在的,而应是在现实中由各方的不同意见(即使它们各自只代表个别利益和认知)经过妥协、折中而形成的,这不仅不会威胁普遍意志所谓的纯洁性,反而能使它变得更强健、更有代表性,因为它真正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共同意见。 之后的第五到第九章,作者分别叙述了历史上的新兴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如何形成自己的个别的诉求,并如何形成三者间的协商、整合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或是让政府被少数人操控。
危机
自由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其中最严峻的,当属民族主义。作者写道:“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代价最高的失败……国家主权的游魂,对完成真正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恒久的威胁。”这和作者的写作背景有关: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不久,而极端民族主义被认为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之一。 民族主义何以削弱自由?在历史上,正是在民族主义将人们团结、整合起来,从教会和国王的手下(近代欧洲),或是从殖民者手下(亚非拉地区),夺得民族独立与自由。作者充分肯定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功绩,因为在那样的历史阶段下,“爱国”与“爱自由”是高度统一的,只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才能使人民免于外人的奴役。 因此,不同阶层都逐渐倒向国家与民族,认为强大的国家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或是帮助他们在海外进行商业竞争。自由主义思想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以穆勒为代表的的一系列“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思想家认为参与政治是实现个体自由、完整的必要一步,而这个步骤必须在较同质的架构中才能实现——单一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狂热 然而,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下,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最终无法调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在这个背景下,认为个体应当为集体牺牲的民族主义、认为少数智者掌握真理的独裁主义(卢梭为其构筑了理论),以及少数族群因无法在现有体制下表达诉求而倒向更极端、激进的立场(如魏玛德国的军人阶层),都对社会自由造成了威胁,并最终酿成了后来的二战悲剧。
总结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是:与政府制衡,赢得自由的空间;为了取得这种制衡权力的筹码,则需要以自由协商来扩大自己的民意基础。 针对民族主义危机,作者提出的方案是:将自由主义思想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让“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协商精神”等在普通人心里深深扎根;像古罗马帝国那样扩大民主制的整合范围,建立民族间、国家间的协商机构,从而缓和国际矛盾。 在我眼中,这个解决方案显得十分脆弱。正如本书所述,个体自由之所以面临威胁,在根本上是因为政治经济利益没有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未能获利、因而也难以在现有体制下表达诉求的族群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为了扩大集体的力量,他们不得不倒向一些更为极端的理念。对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平衡各方权益(国内各阶层间,或是不同国家间)应当是一个更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选项,不过这可能不是资本主义自己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