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解读梁启超的纠结：救中国，需不需要下猛药？
启风/文
梁启超去世后，林志钧编订了40册的《饮冰室合集》，总计达900万字，但这远远不是梁启超著作的全部。
维新党人徐佛苏估计，梁启超“生平之文字合‘著’与‘述’两项言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盖每月平均以三万字计，每年平均以卅六万字计，而四十年可得‘千四百万字’之和。”
刚刚去世的倪匡，说自己“写二万字不用五个小时，很轻松，还可以有空搓麻将牌”，梁启超是不遑多让。
但凡你能想到的体裁，专著、政论、散文、诗词、小说，乃至祝寿词、墓志铭，就不存在梁启超没写过的。就是这样一个才思如泉涌的梁启超，写12万字的《新民说》，竟然前后花了4年。
因为是梁启超的名作，几十年来，《新民说》被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州古籍等大大小小的机构出了一堆版本。这些《新民说》除了照录原文外，只是零星地加了一点注，有些整理者、校注者甚至连个序言都不写。
对于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一个多世纪前的词语、典故、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更不用说书中还涉及晚清复杂的历史背景。
所幸的是，羽戈老师花费多年心血，参考专著、查阅典籍，给《新民说》加了10万字的注，以及一篇5万字的导读——两者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梁启超原书的篇幅。
我认识羽戈很多年了，在网上时常会有一些交流，但从没听他说起过校注的事。5月的时候，他突然在微信上和我说，自己校注的《新民说》即将上架，要寄赠我一本，我听了真是有点惊讶。
细想一下，这本书的推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我第一次读羽戈的书，是在2012年，那时临近大学毕业，看《酒罢问君三语》，只觉他笔下才气与傲气交融，对校园的回忆、对现实的批判，无不酣畅淋漓。羽戈后来基本以一年一本的速度，更新着名下作品，《不为什么而读书》等延续了他一贯风格。
羽戈涉猎范围很广，从他的法律专业，到金庸武侠，都能写出门道。很多人可能没有发现，他的阅读与写作，有一条缕缕不绝的暗线，那就是对晚清史的关注。从2008年的《从黄昏起飞》、2010年的《百年孤影》起，羽戈就一直在写梁启超、谭嗣同、杨度，以及慈禧、袁世凯、黎元洪。
2016年，羽戈推出转型之作《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一本严肃的历史传记；两年之后，他对晚清变革的思考更加深入，又拿出《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
2019年初，羽戈到北京举行新书发布，对话嘉宾有学者马勇、作家解玺璋，及我当时的同事谌旭彬，聊的是《追寻激进主义之源》。遗憾的是，我因为在家赶稿，没能去到现场，错失了与一见羽戈的机会。
说了这么多，咱们回归主题，聊聊《新民说》。在导读部分，羽戈敏锐地指出了这本书前后思想上的“断裂”——前十七章大谈“新民”路径是建设功德，并不遗余力地鼓吹“破坏”；后三章笔锋一变，开始言说培养私德的重要，同时转向反对“破坏”。因为革命可能会给社会、文化带来种种破坏，因此在晚清，“破坏”即革命的代名词。《新民说》恰好展现了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间的纠结。
至于梁启超为什么会有此种转变？羽戈的导读里有详细阐释，这里无需多谈。我主要想说说《新民说》内含的强大冲击力。梁启超一百多年前的言语，今天读来，竟让人有穿越之感。
比如，第六节《论国家思想》谈朝廷与国家关系，“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第八节《论权利思想》谈仁政，“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第十一节《论进步》谈历史倒退，“进也以寸，而退也以尺，进也退一，而退也以十，所以历千百年而每下愈况也”。
谈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
谈人命，“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无论为冤惨为当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现于新闻纸数次乃至数百次，所谓贵人道重民命者，不当如是耶？若中国则何有焉？草雉尔，禽狝耳，虽日死千人焉万人焉，其谁知之，其谁殣之？”
导读、正文之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书的勒口上仅有作者梁启超，而无校注者羽戈的简介。我猜想这是羽戈为表示敬贤，故意不上自己的名字，以免给读者留下他与梁启超“平起平坐”的印象。就此询问羽戈，果然如此。
羽戈以其谦逊，成就了梁启超的恣肆。年轻时，梁启超就写诗自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为了完成事业，不惜万箭穿身，只求留下的著作在百代之后，还能给有志之士们指引方向。《新民说》如胡适所言，乃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大贡献”，的确是能常读常新，予人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