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读

前几章主要论述十九世纪前中期的清帝国的种种社会状况展开论述。 军事上，川楚白莲教起义打破了乾隆时代“十全武功”的迷梦，击败廓尔喀的军队在面对此伏彼起的叛乱时是如此的疲软。十年平叛掏空了国库，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有限度的改革对振刷官场并没有起到期待的效果。 拮据的财政甚至影响了道光帝的执政方针和眼界:他的“勤奋”与“节流”与官场的因循包庇、贪污腐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外战的失败与捉襟见肘的财政正是对皇帝龙袍上的补丁最残酷的讽刺。传统的政治精英在从未接触过的新情况面前被打回原形，出尽洋相。 在学术上，训诂考据的汉学与儒家知识分子希望做出改变的思想不符，宋明理学重新进入他们的眼界。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使儒家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义理学说中的“经世致用”思想，经过陶澍、魏源、龚自珍等人的发挥，理学经世派代表着传统儒家士大夫阶层对社会改造的最后努力。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曾左胡等人推向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