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评传》：时代玉成，魏武挥鞭

读完随拍

昨晚看完本月初从图书馆所借张作耀先生的上下两册《曹操评传》，为了不浪费接下来阅读下一本书的时间，故长话短说，略于对本书的梳理，而着重说一下我本人在读及读完该书的感受。 首先，在阅读本书期间，我脑海里常常会不经意闪现出“时代玉成”一词，记得这个词还是我多年前从王立群先生在百家讲坛讲汉高祖刘邦时所听到的，该词便是这档系列节目中，其讲刘邦从小小泗水亭长一跃而成大汉开国皇帝的一期综括之题目。而“时代玉成”来形容曹操的一生我想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虽然其家世不贵而显，但从其二十岁由举孝廉而进入仕途任洛阳北都校尉到后来成为曹魏实际的奠基人，其间除了个人因素至关重要，我想之所以单单他能够从群雄中脱颖而出，时代原因也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该书共有两册，以此对应其中上下两篇的内容。上篇主要以各种史料为基础，完整地介绍了曹操的一生，其间所用史料可谓扎实，如《三国志》，及其各种注引如《魏书》《魏略》《魏武春秋》一类史料；下篇主要以曹操本人的诗文，及其各种教令来分析并介绍从中流露出的其各种思想，如通过曹操本人给《孙子兵法》所做的注，介绍其本人的军事思想，之后对作者介绍很多的方面如用人，及曹操自己所说的话，如“恃武者灭，恃文者亡”这一体现着其要在文武之间不偏不倚的话等印象深刻。在介绍完曹操的文学贡献及其主张后，书尾还附有作者对三曹中另二曹所作的小传。虽然这两篇传记非常简略，但读之还是对曹丕曹植的生平事迹，还有他们对文学的贡献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如据作者所说，曹丕在治国层面虽不及曹操，也尽管因其军事上的自大，尤其是在一次次伐吴中，使国家蒙受了诸多不必要的损失，而相比之下，吴方则在其时期的军事上表现得非常好，时而连蜀抗魏，时而同魏挟蜀，可谓游刃有余，但毕竟就其政治上的权术与治国上的才能而言，无疑是比其后来者好很多了的，何况比起曹操，其也有很多地方值得称道。如军事上，他虽然自大，但在对待降者由其父的喜杀对他本人的好赏无疑是一种进步；文学上，从其《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文章里流露出来的文学理论与主张，如“文体论”，还有首先为强调文学风格而提出的“文气论”，对中国文学发展史都有深远的影响。而关于曹植，介绍中，除了从因曹操随着下定决心立曹丕而对其党羽进行的削减，到曹丕即位后对其人身进行的迫害，及至明帝曹睿即位因对其猜忌而终不接受其的受用这一在政治上悲惨的人生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从其各种诗文梳理出零散的文学理论并予以介绍，以及其比曹操更明确的生死观，如曹操尚且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而到了曹植，便直接说出“生之必死”这样的话来。 最后，关于作者的文字风格，我认为是凝练而不深奥，严谨而不失有趣的。尤其是在介绍过重大历史事件后，对其进行的一番客观公允而眼光独到的分析与论述，读之常常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何况即便在叙述中，也常常以渊博的学识对史实进行的考据，亦有很多可取之处与学术价值，如在介绍曹操在洛阳北都校尉的任上，以五花棒来整肃社会风气而其间打了宦官蹇硕的叔叔引起轩然大波被迫辞职后，没多久，朝廷又起用他为议郎，就是在此任上立了功，被当时朝廷任为济南相，由此真正开启了他本人建功立业的一生。但在这之前，史书在记载他当议郎前，还有个复字，历来的研究者们据此大多认为在这之前曹操应该还有一次当议郎的经历，而本书作者却在其下的注释中直接指出“似非是”，他认为，这里的复字，应该是就曹操上次为官的经历而言的，而非是指中间其已经做一次议郎的。总之，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我想仅从本书中作者考据的扎实，便可想见其渊博的学识。 那么，下面再以作者在本书的考据与论述出发，围绕有关曹操若干个点进行一些罗列，希望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对本书内容进行一点梳理，同时也可以加深我既已获得的印象。 众所周知，曹操是公元155年出生于一个显赫但不高贵的家庭的，其父曹嵩是当时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而关于曹操的家世，一方面据当事人即曹操父子所说，他们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后代，或曰是上古三王舜的一支，但另一方面，其父曹嵩毕竟是宦官的养子，从血缘上，曹操一支是无论如何也不是属于曹家的，而从历史记载来看，其又和夏侯氏来往密切，甚至互相联姻，所以历来有很多人认为曹操是出于夏侯氏，不过，又缺乏直接的证据。那么，为何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人们却连其家世等搞不清呢？在这里，作者指出，除了种种的客观因素，应当看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与曹操本人对此的避而不谈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如果说明其明确的祖先，就相当于否认了其在曹家的位置，那么，反对曹操的人为什么也不揭穿这一点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对于他们，抹黑曹操没有比就其是阉宦弟子上大做文章更好的了。由此，基于这样的家世，一方面为曹操在仕途上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其本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同时比之一般人良好的家庭环境，也使曹操很早就已经接触到了儒家经典，为其后来的一生中留下一抹这种思想的底色 其次，有人说，曹操是靠着镇压农民起义军发家的，作者对此也极其认同，比如当初何进在计划尽诛宦官的同时，袁绍提议让各地州牧前来勤王而使董卓成了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赢家后，袁绍接受了董卓给出的地方职务而据此发展成反董卓联盟，并将此作为他的根据地，而曹操面对董卓伸出的橄榄枝，则“遂不就拜”，而是在陈留起义，同袁绍一起讨伐董卓，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其与青州黄巾军交锋，最终收编了这一支军队，由此青州兵便作为曹操征战四方的资本，其最初设想的屯田制也是在其中率先实行的。可以说，纵观曹操的一生，其建立的功业，都和青州兵密不可分。而作者在介绍完这一史实后，又对其进行具体的论述，他指出，近年来，有很多人认为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恰恰是镇压农民起义军，对此他是不敢苟同的，至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据其所说，农民起义的产生是基于政治黑暗及诸多社会因素的，但既已出现，其本身随即又变成一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历史证明，在古代社会中，每次农民起义后，无一例外都会重新产生一个帝制政治，而绝不可能以农民军本身作为政治主体，因此曹操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举动，无疑是顺应了当时的趋势。何况就如公元200年所爆发的官渡之战后，曹操征乌桓的目标无论是不是消灭袁尚袁熙的残余势力，无论乌桓是否属于中国，曹操此举是否伤害了乌桓和汉的民族关系，其与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样，都是曹操统一北方必须要做的，是这种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承认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那么就不应忽视这两件事积极的一面。 再次，历来说起曹操迎汉献帝于许的举动，大多都会用“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词来形容，无疑其中最重要的在一“挟”字，因为挟，便有要挟、挟制之意。而实际上，这一词曹操本人及其谋士，包括向曹操提出这样做的毛阶都没说过。虽然效果与其无异。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词是怎么出现的呢？大约有两点出处：一是将袁绍谋士沮授的话用在曹操身上了，毕竟就实际操作上，后来很好履行沮授所提建议的是曹操而非袁绍；二是后来孙刘方都以这种方式来骂曹，而后人感觉这个形容非常恰当，便不问出处了。而对于曹操终其一生为何不篡汉，作者列举了四点主要原因，并指出若假以时日，汉魏禅让由曹操本人来完成也未可知。对于这四点主要原因，后来易中天在品三国的节目中将其概括为“不吉利，想报恩，难改口，不合算”的十二字。大体上，从本质上，曹操还是受儒家影响非常深的，加之这样的家世，同时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看利益，而名分对他来说只是次要的，总之基于客观的限制，与曹操对种种问题的考虑，故而直到最后也没使他下定决心再向前走一步。不过，据易中天所说，曹操之所以没称帝，或许还有个原因，即他忘不了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这虽然有些诗意，却是不无道理的。众所周知，荀彧是曾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在曹操统一北方至关重要也是关于曹操生死存亡的官渡之战中即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曹操也非常感激他。但从本质上说，荀彧却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式的人物，他之所以投奔并帮助曹操，完全是为了汉室。故而起初两者目标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势力在不断扩大膨胀，这时荀彧只有、也只能为汉室去死。果然，在荀彧不明不白地死去没多久，曹操便得到了魏公的封号，而且还加九锡，将其都城定为邺城，由此便能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以便扩大势力，再之后，还加封魏王。但据易中天所说，荀彧毕竟曾经作为曹操的战友，故念及而感到触动也是有可能的，符合人之常情。 最后，关于曹操由不信天命到开始重视天命，甚至公然说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据作者所说，实际与曹操心态随着形势的转变而转变是不无关系的。其在军事方面的思想自不待言，堪称其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但在具体实践来看，虽然其中既有成功之举，也有失败之例，但据作者所说，这些都是曹操本人军事方面的组成部分。 说到曹操在军事上的失败之例，无疑是顺利征乌桓，又轻而易举地收编了刘表留下的军队，从客观上造成了其骄傲自满的心理，在当阳阻击刘备而致使其逃脱，没能及时瓦解孙刘联盟而使自己在公元208年所发生的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可以与之相比的，还有其在打跑张鲁、马超和韩遂后，在“既得陇，复望蜀耶”这样的观念驱使下，不再继续入蜀，既得的入蜀的要冲汉中也只派夏侯惇等人驻守，给刘备提供了养息之地，也为后来的曹魏政权埋下了隐患。这一点被本书作者称为是“赤壁之战后曹操所犯下又一个军事上的重大错误”。不过，曹操见入蜀无望，汉中也难保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大步后退至陈仓，还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慧与风范的。另据作者所说，曹操在军事上所做的最后一个正确决定，莫过于在其去世的前夕，同东吴击关羽而使其败走麦城被陆逊所杀了，从而使孙刘联盟关系破裂，为两者后来的夷陵之战埋下种子。有趣的是，若这样说来，三国三大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就都与曹操有关了，不仅如此，除了赤壁之战，另外两场战役中他都还是赢家。不过就其最惨的失败之例而言，则莫过于关于196年在奉帝至许的次年征张绣而随即致张绣复叛了。在这一事件中，曹操长子曹昂与其侄曹安民都死于非命，有趣的是，据作者所说，时年十一岁的曹丕却凭着机智而逃过一劫。 在文学及用人等关于曹操的诸多方面，亦有很多作者的独到见解让我印象深刻。如据作者所说，曹操曹植虽有很多游仙诗，但却不能说他们真的相信这些，因为前者是要以此表达自己的愿景，后者则纯粹是一种文学创作。又如作者指出，曹操的文学贡献是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继承了乐府诗的传统，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开一代诗风，进而他指出，有很多人认为曹操对于后来消极的诗风是有关系的，这是不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诗风悲凉却不消极，更非萎靡，如其《短歌行》虽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来开篇，但却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结尾，其主旨还是进取的，胸襟也是开阔的，故而曹操不应该为其负责，这一点我极其赞同，不过，也有一些有关方面我是不敢苟同的，如在讲到曹植对五言诗的贡献，作者便引王瑶的观点，认为不宜对其评价过高，因为这都是那个团体的贡献，但正如作者在讲其时期文学之士为何辈出所，所指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形势使然，但曹操的引领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我想事不同而理同，具体到到三曹对诗歌贡献的评价上也应该这样来看，大体上，我想操重四言，丕重七言，植重五言。再如作者其间指出了曹操所以要唯才是举一种不得已的客观原因，便是在州牧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汉代的察举制已经难以维系。 好了，暂时就说这么多，其实想写的还有很多，不过只能期待于有机会对本书的重读后再写吧。总的来说，本书是不枉一睹的，同时也在作者客观而流畅的叙述中，更加了解了魏武的生命历程。 …… 另外，看到后记，联想起书前所附本系列之长序，则真的令我不禁动容。众所周知，本书已是关于曹操的经典，私以为也是历史传记的典范之作，同时自然有多个版本，但通过网上的查询及后记内容所示可以得知，本书的作者张作耀先生就是因为接受了本系列主编匡亚明先生的约稿而写作本书的，之后也自然作为其系列之一种而面世，而至于被人民出版社的“历代帝王传记”所收录，到近几年的单独推出所谓修订本，则都是后来的事了。言归正传，1987年，匡亚明先生在这个系列刚刚推出作品时而作的长序最后曾说，尽管当时他已逾耄耋之年，而本系列则准备以10-15年的时间将计划在内的二百余本著作先后出完，但他因内心愉悦而有如孔子所说不知老之将至之感，故而会静静地带着本系列的著作一册册出版的，以至全部出版完成。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书作者在完成本书写作之际而作的后记，虽然其篇幅不满一页，但其中却反复强调本书的完成与受其主编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染是分不开的，不料之后话锋一转，说正因如此，他要向匡老的在天之灵表达崇高的敬意，可见，此时本书所属系列的主编匡亚明先生没机会看到本书的问世却已经过世，也使当初在序中留下的期许，成了过眼云烟，后人读之只有、也只能发出一声叹息。就我而言，读文至此，再联想到其曾在其系列长序中说过的话则真的是感慨万千，甚至不禁动容。而本书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却在之后，经时间的流逝而成为经典，甚至其观点被易中天在2005年的品三国的节目中屡屡引用，另据看过本书的书友所说，易中天在其品三国节目中还有意无意地套用了很多本书对于某些故事的叙述方式。 再回到本书作者在其序中所讨论的历代对曹操其人的评价上。大体上，其中详细而完整地介绍了从当时至建国后对其主流评价的转变。若就古代而言，对其的评价则都有一定局限性特殊性。如在曹操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当时的统治者还认为其地位的来源是直接继承于曹操或曹魏政权，故对其好的方面大加颂扬，对其污点则避而不谈，到唐代赞其才能，诟其忠义，然后自宋以降，因理学渐盛，所谓三纲五常的理念被人们尤其是士人重视，加之宋代话本小说对操进行的涂抹，到了三国演义中为强调蜀汉是正统而黑曹操，曹操其人的奸雄形象至此便在国人心中定了型，但从近代这种情况便有了改观，从章太炎，到鲁迅先生在其著名《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再到郭沫若以蔡文姬为契机，大作替曹操翻案的文章，由此之后即有数不胜数的学者沿着这条路写出星许许多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不过，在这里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章太炎先生对曹操的简短评价，即“虽谲而近正”。无疑，从表面上，章先生是化用了孔子对齐桓晋文分别给予“正而不谲”和“谲而不正”的评论，但其将两者融合，以“虽谲而近正”来评价曹操，我认为还是具有客观与独到性的。 最后，再指出一处本书微小的错误，即“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这一记载在《论语》“学而”篇的话是有子而非孔子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