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文化重探——男性欲望与女性欲望的纠缠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虽然将缠足文化作为全书论述的核心，但作者高彦颐在本书最后强调，“本书并没有盖棺论定式的断言，或是通史性质的叙事”，换言之，高彦颐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构建一本综述性质的缠足史。

她真正想做的是，选取漫长缠足历史中一些“我认为最为有趣的文本和物件，提出我的解读”，并启发每一位读者不断进行省思。

从结果来看，作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本书是一次极其独特，而且极具价值的缠足文化钩沉。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作者兼采男性叙事和女性叙事的讲述方式，并从中得出她自己的理解。

要做到这一点极其困难，尤其在当下性别问题极其敏感的时刻（不过本书初版于2005年）。

我们普通人对于缠足的理解，往往基于一种反缠足立场以及我们对缠足的刻板印象。高彦颐在书中反驳了上述立场。

反缠足立场事实上是一种现代的视角，弥漫其中的是一概而论的冲动、过度简化的倾向以及道德主义的口吻（天足好，缠足恶）。

高彦颐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刻意绕过了上述反缠足立场，但这绝不意味着她赞同缠足。高彦颐真正想传递的是，缠足在当下已为陈迹，反缠足立场也随即成为过去时，这让我们得以跳脱出这一立场，以一种“零度风格”（消除自己的倾向性）来全面审视缠足文化，以更接近真实，并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上面说，本书并非是一部综述性质的缠足史，高彦颐在写作时颇有些“任性”，她论述缠足文化，但并没有从缠足文化的源头开始写起，反而先论述了1875年开始出现的反缠足运动以及缠足文化的消亡。

反缠足运动从自发性的传教士运动开始，随即发展到地方改革者的努力，再到例行化的国家官僚作业。在这一浪潮中，缠足逐渐失去了曾被赋予的文化上的尊荣与体面，缠足文化随即消亡。

我们当下会很自然地以为，反缠足运动是一场极其正义，为女性谋取权益的运动。但高彦颐在本书中告诉我们，上述想法只是我们现代人一厢情愿的偏见而已。

20世纪年后掀起的反缠足运动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包括救亡图存的国族迫切性，男性的个人羞辱感等等，而为女性谋求权益这一想法未必被涵盖其中。

因此当我们抛弃现代滤镜，去审视当时的反缠足运动时，会发现，缠足女性们对反缠足运动并不热衷，因此缠足的“终结”是一个缠——解——缠——解反复不定的纷乱时期。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反缠足运动还存在一个最鲜明的缺陷——对缠足女子的敌视，缠足女子被认定为戕害国族发展的废物和祸水，她们在遭受了缠足的身体折磨之后，又遭遇了反缠足的精神折磨。

高彦颐对反缠足运动的论述证明了我们对缠足了解的匮乏以及自以为是。但其实我们对缠足的刻板印象，还不仅于此。

当高彦颐在随后的章节中论述缠足的起源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对缠足的认知太过于简单以至于几乎是错误的。高彦颐在书中略带讽刺地写道，“全然产生于当代的缠足形象，摇身成为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传统’”。

关于缠足的起源，大多数人知道的是窅娘的故事。高彦颐在书中也提及了这个故事，出自宋代学者兼藏书家周密。

根据周密的说法，窅娘是南唐后主李煜宫中的一位舞伎，“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五色瑞云。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曲，有凌云之态……是人皆效之以弓纤为妙，益亦有所自也。”

窅娘因此被视为是缠足的始作俑者。不过高彦颐在本书中指出，窅娘的故事事实上无从证实，但这依旧不耽误它“煞有介事地流传开来。”

高彦颐在本书中引用了清代史学家兼藏书家赵翼论述缠足的笔记，赵翼认为关于缠足起源的说法可以分为三类：

一，源于五代时期（907-960）；

二，源于六朝时期（222-589），明代学者杨慎持这一观点；

三，始于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

毫无疑问，第一种观点最为人所接受。五代论首先由13世纪的学者周密提出，胡应麟继之，到了16世纪，已发展为主流见解。

高彦颐在本书中也认为缠足源于10世纪的说法最具说服力。

但解决了这个争议，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缠足在之后漫长的几个世纪内是如何演变的？

我们现代读者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古代女子都需要缠足，这是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主要迫害手段。

但高彦颐又提醒我们了，上述说法或许只是我们现代人的臆测。

根据考证，在缠足的萌芽阶段里，缠裹的紧度相对较为宽松，“与其说是吃苦耐劳的作业，还不如说是贵族式的优雅精致。”

缠足在实际历史中表现出了极其复杂的一面，一概而论的说法只是过度简化的误解而已。

赵翼的笔记记载，“惟省会效之，乡村则皆不裹……不可以一律论也”。

缠足从高度都会化的时尚，演变为一般妇女惯常的实践，这一重大转变发生在清朝，清初视缠足为汉族认同标记而颁布了禁缠足令，但反而促使了缠足在18世纪的繁盛。

另一个打破现代人偏见的认知是，儒家思想事实上并没有记载缠足，更遑论提倡了。

高彦颐指出，现代人会以为缠足习俗盛行的一大原因在于捍卫女性贞节。但令人疑惑的是，并没有任何一位考据学家以性诱惑或道德观来解释缠足。

缠足也并不见于儒家典籍，甚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女训或女范里，也未曾记载缠足，更别说是提倡了。

相反，从古代考据学家的著作里，我们会看到，他们对缠足的兴起感到费解，也觉得此事于道德有亏，因为在他们看来，缠足与其说有助于贞节，还不如说会让人联想到纵情声色的危险。

当然，高彦颐并没有将男性欲望从缠足文化中摘除出去。本书中提及了诸多男性文人对于缠足的偏好，这一偏好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缠足女子成了男性欲望下的被审视者。

因此高彦颐最后得出结论，若无男人的感情和欲望，就不会有女人缠足，亦即，史上并不存在着一种称作“缠足女子”的纯然、孤立主体。

但与此同时，高彦颐还强调了女性欲望在缠足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们现代人往往倾向于把缠足女子视为父权制度下毫无反抗能力的受害者。这一观点当然有其道理，打从16世纪起，女人就已别无选择，任何一个女孩，只要诞生在汉人家庭，家庭状况又较富裕的话，家里就会为她缠足。

但高彦颐认为，在缠足文化中，女性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她们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她说，“若无女人的参与，缠足无法在正经八百的卫道男子持续而激烈的抨击之下，还能够如此蓬勃地蔓延。”

于是高彦颐得出她的结论：缠足文化是男性欲望和女性欲望的互相纠缠。对缠足文化的理解，既需要了解前者，也必须审视后者。

这正是本书最独特的地方，高彦颐充分利用了缠足文化的男性叙事，同时也努力挖掘被忽视的女性叙事，从而全面地审视缠足文化背后的内涵：既带有情欲色彩，也包含有女性自身的种种关怀。

在高彦颐的叙事中，我们发现缠足文化既美丽又丑陋，既非自愿亦非强迫，它打破了通常以“黑与白”“男凌女”“善或恶”等二分法来理解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