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处可能的翻译和注解问题
一处奇怪的误译：1933年11月12日（页31）
恰好遇到了松村太郎。聊了各种话题（……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女婿商人气太重之类……）。
“女婿”后加注云：
郑振铎：郑振铎于1922年神州女子中学任上，当时还是学生的高梦旦与其女相识，并于翌年结婚。参考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郑振铎娶了当时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之女高君箴，此事人尽皆知。这里却写得糊里糊涂，不知所云，倒像是郑振铎做了高梦旦的老丈人。
要改的话，正文中“在”字应改为“是”字，“女婿”后加逗号；注则应写成：“郑振铎于1922年神州女子中学任上，与当时还是学生的高梦旦之女相识，并于翌年结婚。”
“大饭店”是电影还是地名？：1933年12月31日（页83–84）
我独沉醉于饮酒的快乐之中，之后又结伴去喝了咖啡，然后一起去看电影（大饭店Grand Hotel）。
这里对“大饭店”的注解是：
指位于北京东交民巷御河桥路东的六国饭店。1902年，比利时一家专门做火车车厢的国际公司建设了一座名为Grand Hotel des Wagons-Lits的西式宾馆。……
然而看电影何须去六国饭店看？六国饭店又是否有电影可看？何不迳写“六国饭店”，而要写“大饭店”，还要标出英文？
此处“大饭店”疑指1932年的电影《大饭店》（Grand Hotel），葛丽泰·嘉宝、琼·克劳馥等主演。
《晨报》是什么报？：1933年1月19日（页96）
今天《大公报》停止订阅，改为订《实报》（小报），《晨报》如旧。
这里对《晨报》的注解是：
初名为《晨钟报》，1916年于北京创刊，1918年更名为《晨报》。其副刊常常刊登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的文学作品。1943年停刊。
注意到了《晨钟报》到《晨报》的演变，然而《晨报》1928年6月就停刊了。后来又有《新晨报》和《北平晨报》继起。因为名字相近，选址也有联系，勉强也可算是同一系统之内（参见李雷波《抗战前北京“晨报 ” 编辑出版系统演变考实》，《民国研究》2014年春季号），但已大不相同。
《新晨报》于1930年9月停刊，目加田此时订购的，只能是同年年底创刊的《北平晨报》，而久已不是鲁迅、周作人当年多有发表的《晨报》。他在刚到北京的1933年10月22日日记里写得很明白：
自今天起读《北平晨报》《大公报》……
这里对《北平晨报》的注释倒是准正确的。而此书注释前后常常不得照应周全，是个问题。
“阜成门”和“平则门”：1934年2月16日（页116）
对“平则门”的注释：
北京内城的西城门，现在作为地名（地铁站名）被称为“阜成门”，在当时仍沿袭元代的旧称“平则门”。
阜成门，元代确实叫平则门，不过明正统年间已改称阜成门，并非“现在”的事。事实上目加田下文写的就是“平则门（阜成门）”，足见当时二名并行。页122对“宣武门（顺治门）”的注解就很精当，应提前。
商务印书馆“所长”？：1934年4月27日（页155）
对“商务印书馆”的注释：
1897年上海基督教会出资设立的出版社。最初经营商业簿记、杂志印刷。首任所长为蔡元培（1868～1940）。
民国商务印书馆的大本营在上海，此处当指北平分馆。又蔡元培是首任编译所所长，而编译所只是商务内部一个相对重要的部门。此处不提出资经营者而迳提所长，令人摸不着头脑。且蔡元培任职未久即离去，重要性和代表性远不能与后来的张元济相比。
“中国最早的莎士比亚翻译者”？：1934年8月26日（页202）
对饭馆“厚德福”的注释：
……中国最早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者梁实秋是此店的常客。
无论如何，梁实秋绝不是“中国最早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者”。说是中国第一个独立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人，则庶几当之无愧。
梁实秋和厚德福饭庄倒的确渊源甚深，不止是一个常来常往的食客而已。他的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都是厚德福的大股东，见梁氏的相关回忆文章。
周作人“字岂明”？：1934年9月39日（页218）
对周作人的注释：
字岂明，笔名启明、苦雨斋等……
比起“岂明”，“启明”是周作人更常用的名字之一，几乎和本名一样有名，不过两者却都不是他的字。他在《知堂回想录》里写得很清楚：他在水师学堂念书时，仿效鲁迅的别号“弧孟”，自号“起孟”；到东京师从章太炎时，因章在一封信中将上款写作“启明”，他“便从此改写启明”，“随后《语丝》上面的岂明，开明以及凯明，也就从这里引伸出来了”。
因此，不但“启明”“岂明”不是他的字，而且“启明”是源起，“岂明”是派生。
周作人的长女：1934年1月3日（页267）
注释2:
……当时在周家有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妻妹羽太芳子、长男周丰一（22岁）、长女周若子（20岁）。
周作人的长女是周静子，周若子1929年就因病夭亡了，周作人为此写有《若子的病》和《若子的死》。实际上，在本书第162页对“杨永芳”的注释下就写着：
1935年与周作人长女周静子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