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新旧社区间的“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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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触到民国时期的女工生活状况,是在夏衍的《包身工》中。这篇报告文学以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故事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工被压榨的悲惨境遇。瘦削无助的“芦柴棒”,逼迫殴打工人的拿摩温,以及对包身工进行敲骨吸髓式压榨的带工老板,这些文学形象和小说《茧》中的女工、工厂主有着截然不同的对比。诚然,费孝通在《茧》中构想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新工厂——一个有着旧社区功能的新社区,成长于旧社区中并最终由社区中的人完成了自我变革:纺织厂替代了资本主义入侵下破碎的家庭手工业,承担了一部分社区的经济功能;蚕丝业改革使得原本因经济困难而停滞的社区集会和各种仪式得到恢复,工厂的烟囱成为新的信仰之源;复兴工业补充了旧的集体借贷形式,减少了高利贷和不在地主的盘剥。
然而,费老在《茧》中的构想并没有止步于两个功能上紧密相连的社区,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连结新旧社区的关键因素:旧社区自我成长的人。宝珠没有因家庭舍弃工厂,也没有为情私奔,这样的设计恰恰是因为社区功能的继替性。但是,当我将昆厂研究、田汝康的女工研究和《茧》中“宝珠式”的新工人作比较时,我发现功能主义视角不足以解释一个人在面对现代性时的人格转变。走出农村、进入工厂、连接新旧,这三部分构成了旧社区个体成为新工人所需要经历的阶段。而个体又和所在的群体互相塑造、和所在的组织互相影响,使得“新工人”成为了一项需要丰富条件才得以完成的事业。那么“宝珠式”的新工人是如何进入这一事业的?性别因素又是如何历史性地影响个体的选择的?我将以《昆厂劳工》中史国衡的昆厂研究、田汝康的内地女工研究为主,结合《Sisters and Strangers》中对建国前上海棉纱厂女工的探讨,具体分析个体走进事业的过程。
一、 原生家庭的关系和结构
个体从农村走向工厂,并不仅仅是在两个规模相近、功能相似的组织间流动,还意味着从传统的家庭伦理组织中脱离,那么不同的家庭结构是如何影响个体行动的呢?
在昆厂研究中,史国衡从工人入厂动机和消费生计两个角度提到家庭对工人的影响,并对外地技工和内地工人做了区分。在入厂动机方面,外地技工的内迁伴随着抗战背景下的工业内迁,一些下江地区的技工不愿在日本工厂工作,民族利益驱使其向内地寻找工作机会,同时内地工厂劳动力缺口大,技工尤为缺乏,愿意负担下江技工的安置和交通费用。下江技工虽然也是进入工厂,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走出农村”的阶段,也就是说相比于脱离农村的新工人,下江技工是从城市的一个组织内迁到另一个工厂组织中,因此家庭对工人入厂行为的影响不大。但是在消费生计上,家庭结构仍然深刻影响了下江技工的行动:有眷属在厂的技工会调整各部分消费的比例,节制嗜好;家在沦陷区的工人会定期汇款,因为内地和上海在沦陷前后的消费水平不同,工人的士气还会受到上海物价的影响。而单身工人往往没有任何负担,乐于消费的同时也容易沾染上不良嗜好、挥霍钱财。家人是有眷属的技工行动时所要面对的重要他人,紧密的家庭关系使技工将自身定义为家中的顶梁柱、支撑者,从而主动完成养家的社会责任、扮演好对应的社会角色。因此对于下江技工而言,保持和原生家庭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工人,减少工人的流动性。相比之下,内地工人的入厂动机更加复杂,很多工人并非为了家庭生计而入厂,逃避兵役、社会纠纷、寻求向上流动都是内地工人入厂的原因,而内地工人极高的流动性恰恰是因为没有做工人的动机,在工资上无需补贴家用,故在退厂选择上更加从容。内地工人反哺家庭的情况在消费生计上也得以窥得一二:帮工和小工带款回去养家的,在内地工人中已经是不可多得,反而有很多工人因住在家里,节省掉膳食住房的开支,得以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工资。总体来说,内地工人进入工厂的过程和原生家庭关系疏离,导致工人更容易退出工厂、转变工人身份。
以上研究可以表明,同原生家庭的紧密关系能够使得工人在工厂中更加稳定,约束不良嗜好,在保持“新工人”身份的同时改变原生家庭自身的经济收入结构。那么田汝康在内地女工中的研究则体现了原生家庭结构对个体进入工厂的影响。进工厂的女工中只有7%已婚,而已婚中又只有37%仍然和丈夫保持同居关系,其余的均为丧偶或与丈夫不和。占绝大多数的未婚女工有着相似的进厂原因:破裂的家庭使她们逃避家庭的种种烦恼和压迫,投奔工厂以期改善生活。这些女工并非因经济困窘入厂,而是不堪忍受父权制剥削和家庭结构破碎的双重压力,因此女工也很少对工资不满意,更少有人拿钱回家供养家庭。但是,破碎的家庭结构也使得女工不愿再回到家庭中去,通过工厂劳动实现了经济独立,女工有了更多资本和筹码得以和原生家庭谈判,实现了个体的解放和独立,然而这种状态下的女工流动性也很强,一旦家庭结构有所恢复或工厂无法满足其情感需求,女工就会离开工厂,不能变成稳定的工人。《Sisters and Strangers》中描述的上海女工虽然和田汝康的内地女工有所不同,但是原生家庭结构的作用是相同的。书中提到的上海棉纱厂女工大多数和家庭保持密切的关系,女工家庭关系和工厂工作往往是相互加强:女性走出农村进入工厂的第一份工作大多都是依靠家庭成员的介绍,而入厂后的工作也常有家人陪伴,做工的同时加深了女工同家人的关系。女工出于改善家庭生活的目的进入工厂,工作意愿和稳定性都会提高,更容易变成固定的“新工人”。女工研究表明,完整的家庭结构有利于女工和原生家庭关系的维系,也有利于女工转变为“新工人”,实现新旧社区的连接。从“新工人”连接新旧组织的角度,破碎的原生家庭结构不利于女工在实现工人身份转变后继续反哺,但是从女性个体解放的角度,家庭破碎反而倒逼女性进入工厂,使工厂成为众多女性解放之路上的落脚地。
对比三个研究,不难发现家庭关系和结构对男女工人影响的异同。紧密的家庭关系、完整的家庭结构虽然不一定和工人入厂有直接关系,但是能使得个体在工厂中更加稳定,一方面减少了工厂反复教育的开支,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原生家庭的传统经济结构。相比于男工,家庭结构对女工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中国女性长期处于父权体制的监控之下,对家庭的依赖程度比较强,所以女工入厂的动机也多半受到家庭关系、结构的影响,而不是像男工一样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
如此看来,“宝珠式”的新工人要有着紧密的家庭关系和完整的家庭结构:当个体行动时需要满足家人的期望,并在和家庭的互动中找到自己对应的社会角色时,个体才更有可能适应稳定的工厂工作和工人身份。
二、 多重身份的援引
家庭是个体从中脱离的微观组织,而搭建起家庭和工厂之间联系的则是援引。援引可以有着很多身份:工厂自己的招工机构、介绍工作的中间人、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监督工人的工头或拿摩温[1]等等。虽然身份不同,但是这些中介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个体进入工厂的选择。
在昆厂研究中,史国衡用了较多篇幅描述下江技工的入厂过程。下江工人到内地工厂涉及到两种层面的流动,一个是地域上由沦陷区撤退到内地,一个是组织上从原来工厂(或失业在家)到新工厂。例如,昆厂在外埠设置招工机构,出于安全考虑不便于公开招募,就必须依靠私人关系和介绍人的作用,对工厂来说,为下江技工准备车马费和安置费本就不易,介绍人在中间抽取工人好处费又限制了工人来源,故内地工厂和下江技工的沟通不畅、供需无法对接。这种限制性的援引不利于个体进入工厂,更不利于内地工厂的良性发展。内地工人的入厂中介没有被过多提及,书中只是提到,交通的便利程度会影响不同地区农民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程度和认识程度,进一步影响农民入厂的选择。关于地缘关系对个体入厂的影响在田汝康的女工研究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在田汝康的女工研究详细分析了女工入厂的援引。一般入厂的女工都是本厂职员介绍进去的,因工厂对提高工人品质有极高的热情,故新女工往往是由第一批女工为圆心辐射开来,援引新工人的主要关系是亲属。又因工厂是能使女性得到解放的特殊机构,故厂方不用设法招收女工,本厂女工自会介绍亲属朋友入厂。在地缘关系上的表现就是女工地域上的聚集,工厂附近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工厂附近的人接触新组织较早、入厂的人早,有了第一批女工的带动,之后入厂的人会越来越多。地缘关系的特点也符合史国衡研究中提及的部分案例,比如一个无锡工友不忍沦陷区的日本人横行,跑到内地工厂做工,遂开了本地到内地做工的先河,之后和他认识的几个大师兄也都跑到了内地做工。《Sisters and Strangers》用了一整节来分析女工雇佣中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作者提到,在正式雇佣关系之外,工头掌握着重要的人事任命权,找工作即意味着“人托人,一直找到认识拿摩温的人[2]”。不同于其他中介或工厂自己的招工机构,拿摩温在女工入厂后依然是重要的社会关系,进厂并不是讨好拿摩温的终点,反而是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开始,比如女工会偷偷带女儿或朋友来工厂学技术,而拿摩温会默许她们的这种行为,使之成为一种人情、换来更多的感激和利益。
由此看来,亲戚和同乡在工厂的表现可以使个体认识到入厂的好处,在和社区、家庭中的他人的互动中萌发入厂工作的动机,并依靠亲缘和地缘关系最终进入工厂。援引可以有着亲缘和地缘关系上的偏好,并最终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但是抽取过多好处费的陌生人中介有着太强的限制性,不利于工人入厂和工厂招工。换句话说,“宝珠式”的新工人需要依靠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中的援引获得入厂机会,并入厂后以同样的方式连接新旧社区,使得旧社区的更多人进入工厂。
三、 工人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家庭与援引是为工人客观上的入厂工作、连接两个社区提供了条件,那么特定的身份认同则为“新工人”的诞生提供了主观上的支持。个体在进入工厂以后,又是如何实现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呢?
第一,工人在有组织的劳动教育中培养起了民族国家意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工人和其他群体一样被赋予了抵御外侮、振兴民族的责任,共同参与到大后方的国防、生产建设中。抗战时期的社会舆论构建起对立性的“他者”,并通过战时动员和工人教育,使得个体逐渐认同民族国家的话语叙事,身体的国家化得以加强,国家和个人之间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在昆厂研究中,下江工人会因为不愿在日本工厂做事而投奔内地工厂,内地工人的入厂动机中也有振兴民族工业的说法。在内地女工研究中,女工更是会借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工厂辩护:工厂是后方生产的营房,等于在前方冲锋陷阵,生活艰苦一些是应该的。尽管女工向家庭的辩护是在比较了破碎的家庭组织和工厂之后,但是这种话术的运用还是工厂劳动教育中民族身份认同的产物。
第二,工人在新旧社区的过渡中自发形成了团体,通过依附团体的方式得到客观和主观上的庇护。田汝康提到,家庭是女工们既想逃离、又想归依的场所,女工会利用同乡、亲属、宗教上的联系组织工厂中的生活,不仅可以得到生活上的方便,还可以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对于工厂而言,工友间密切的关系可以代替家庭的效用使人愉悦,提高工作效率和合作效率。这一点在《Sisters and Strangers》中也可以找到论据支撑,参与姐妹会的不只有普通女工,还通常包括一个男工和两三个彪悍的女工,否则团体就没有防御力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间的团体的确可以为工人提供物质和精神的支持,却不一定有利于工厂的管理和工作效率,比如昆厂中的技工会通过团体控制的方式避免他人做工,老工人教新手如何“科学怠工”,技工们整体的工作效率很低。
总体来说,劳动教育中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有利于工人进入“新工人”的身份和角色,而工人自发形成的地缘、亲缘团体也有可能弥补其生活和情感上的不足,充当城市工业化环境中工人适应传统习俗的过渡性组织。
四、 反思与讨论:温情脉脉的想象为何存在?
站在新旧两个社区的交界处,个体进入“新工人”这一事业的要求无疑是很苛刻的。那么回到问题的开始,费老笔下的宝珠有着近乎理想的家庭结构,经过良善有序的援引进入工厂,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民族国家意识,这样温情脉脉的构想甚至接近于乌托邦。在最后一堂课上,凌鹏老师认为宝珠是费老笔下更加典型的香草美人形象,从家出发开始,最后又重新塑造家,这是新型知识分子的理想映射。这种解释或许恰好能说明,尽管当时社会上女工的现实境遇和书中的描写有着巨大的冲突,为何“宝珠式”的新工人在费老笔下仍然是以女性的形象存在的。
时至今日,当传统社区中的个体面对现代性的张力时,除了让新社区的功能和旧社区实现继替以外,我们或许还应该思考人的过渡应该如何实现。个体走入“新工人”事业的方式还可能表现为其他职业和人群,长久的存在于社会过渡期。让小说中的宝珠不再只是停留于温情脉脉的想象,或许也是社会学学生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 孙静, 王燕彬 茧[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2]HONIG E.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 [Shang-Hai Sha Chang Nü Kung][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史国衡 昆厂劳工[M]. 商务印书馆印行, 1946.
[1] 解放前上海用以指称“工头”的说法。
[2] HONIG E. Sisters and Strangers :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 [Shang-Hai Sha Chang Nü Kung][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