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生硬的“外行”译作

  相对于海外汉学译丛的热潮来说，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的译介仍停留在“零星”阶段，至今没有一个译丛的出炉，比如说日本与韩国的《史通》学、章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可惜没有译丛，就连一本很重要的论文集（Beasley, W. G., and Edwin G.Pulley blank,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也无人问津，难道中国史学史研究重镇北师大或者华东师大没有这样的担当？尽管华东师大近年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怀着这种不满的情绪与对内藤湖南先生这本由上课笔记整理的中国史学史的期待的张力，就想出了这个标题，后学无意以及无力就译者的翻译水平做出评价，仅就我的一些直观感受提出来，以示疑惑。
  阅读开始于附录《章学诚的史学》，“在清朝的乾嘉、嘉庆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经学领域当然不用说，即便史学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考据学大家，因此，当时史学的发展可说已完全倾倒于考据学风了。”（译文第370页），原文是这样的：“清朝の乾隆嘉慶の時代は考據の學が全盛を極めた時であつて、經學は勿論史學に於ても考據の大家たる錢大 ・王鳴盛などといふ人が出て、史學の風潮を全く考據に傾けたのであつた。”这本是内藤先生在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演讲，极具口语化的日文风格，本不易转译(听的语言很难翻译成看的语言)，至少直译成汉语显然是不符汉语书写风格的，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似是而非的翻译，对于特别注重作者行文风格的我来说，即便是左思右想，还是一头雾水，这种怪异的翻译会时时碰到，不免使我兴致大减，愤愤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中国学者都哪里去了？
 带着这种疑问继续检验自己的“学识”，紧接着读了译者的“译后感”：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不免让我“哭笑不得”，译者竟然是这样认识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强调真实事物的‘个别性’、‘一次性’的特征。”对历史哲学有诸多关怀的我，还第一次听说用“一次性”来形容“历史主义”的，也就剧增了“外行”之感，这里的引号不是针对整个“译后感”，而就译者没有历史哲学的源流之感而发。
 生硬之感还在继续...“作为日本人，中国史既是一种外国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两千年来，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译文第3页），不知这样的“笔误”（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对得起一向以谨严著称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还是花69元人民币的读者？抑或还是有民族情结的中国人民？
 以上仅是不知无畏的后学的“谬-见”，阅读还在继续中......
 附录：稲葉一郎著《中国史学史の研究》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6.2.
  序言—中国史学史の課題と方法
    第1部 戦国諸子と歴史認識
    第2部 紀伝体と編年体の成立
    第3部 劉知幾と『史通』
    第4部 司馬光と『資治通鑑』
    第5部 地方志の発展
    第6部 章学誠と『文史通義』
    附篇 何休『春秋公羊経伝解詁』の歴史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