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与再看：后现代主义史学实践的得与失——读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有感

一、 本书基本信息和“后现代主义史学”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以下简称为《怀柔远人》）是美国历史学教授何伟亚（James L.Hevia）于1995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史学著作，该书由邓常春于2002年翻译成中文，经刘明先生校正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属于“海外汉学”范畴的，也正是基于此，在1997年本书获得美国亚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列文森奖”。

本书作者何伟亚(James L.Hevia），是美国历史学家。现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全球研究项目负责人，东亚研究中心成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现代中国研究、英帝国研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等。主要著作有《怀柔远人》、《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帝国的安全状况：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知识和帝国构建》（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最新的一部著作是《动物劳工与殖民战争》（Animals Labor & Colonial Warfare)。何伟亚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的历史研究中体现了现阶段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对历史学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诸多启发性意义。

在《怀柔远人》之后，《英国的课业》一书中何伟亚再次实践后现代史学的研究方式。将中国研究纳入殖民研究当中，运用了许多后殖民研究中的新理论，譬如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tialization），从一种新视角，对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和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研究。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现代主义而言的，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思和批判，这种批判，早在二十世纪到来以前就已经出现。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出现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非洲、亚洲、美洲的殖民国家纷纷走上追求独立的革命道路上。与此同时，西方史学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史学家们的眼光开始从“大写的历史”下移，将研究的重心从社会的精英转移至一般的民众，由此，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西方乃至世界，对现代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表现为质疑进步史观，反对宏大叙事，挑战历史的真实性的前提假设，否定历史学科学化，把历史学和文学相关联，倡导历史叙事化。[]后现代史学学者主张将史料进行全新的释读，得出与世界主流思想不尽相同的结论，企图在更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现场，保持“中立和客观真实”。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兴起于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和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常常存在过于极端的倾向，譬如否定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混淆历史学和文学等。由于后现代主义目光下沉和关注日常史的种种特征，后现代史学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微观史学，并被指责为“把历史学归结为对逸闻轶事的发思古之幽情“，同时认为他们“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哪怕是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理论终究是不完善或者不纯粹的，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见证不可言说之物的欲求需要以叙述的形式来表述”。

后现代主义发展至今已有数十载历史，其内涵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被补充，从而变得日趋丰盈。无论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持何种态度，都不能否定它推动新时期历史学发展的价值。中国的历史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因此我们在看待舶来的历史研究理论的时候更要保持理性和谨慎，秉承着辩证的态度。后现代主义史学视角，能够帮助我们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发现无法被现代理性包容，从而被遗漏的内容，这应当是后现代史学学者开展研究的主要目标。而何伟亚所著的《怀柔远人》是利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次重要的尝试，这次尝试，也将带给我们我们更多的启发与思考。

二、 主要内容概述

《怀柔远人》全书总共分为十章，大致主线是以马嘎尔尼英国使团访华的时间顺序，融合作者本人的论述和后现代史学的思考研究方式，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团访华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进行在阐述，寻找一种更加贴近历史现场的理解方式。

第一章是导言，何伟亚开篇即提出自己偏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资源，并对现有的有关清代对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何伟亚对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提出了质疑，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借助两种相对的事物解释对外关系的研究方法，[]并且将研究中心放在有关“礼”的讨论。在讨论“礼”的问题时，何将“礼”和“礼仪”（ritual）进行了区分，指出了“礼”的两种性质，即超越性和功能性。他将清朝的“礼仪”阐释为一种宇宙观的架构，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外化为一种携带象征意味的具体行为。同时，针对史料的再解释，他指出：“我对这些文本将要提出的问题包含了它们已被认识到和未被认识到的局限。我相信正是在各种话语边缘，我方可开始进行历史的文化研究。”

第二章作者将重点放在有关清朝的对外制度和宗藩关系上，讨论了清廷在面对亚洲内陆诸国、东亚、东南亚诸国和西洋诸国。指出“清廷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多主制、多权力中心的世界上”，利用外交礼仪等多种方式，“建构最高权力”，并在最大程度上扩展疆域。

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着眼于英国和马嘎尔尼本人的记录。何伟亚以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函为着眼点，讨论公共领域和智者世界对英国人外交观念的影响，指出在出使中国之前英使团所携带的对中国的固有成见，而这种固有成见在出使过程中深切的影响了使团成员的所思所想，对使华事件的最终成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尽管作为文学俱乐部主要成员的马嘎尔尼强调自己以“博物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宣称自己的“客观性”。但是，随着不断访华过程的不断推进，与中国事务接触的不断加深，马嘎尔尼难免开始携带比较强烈的个人情绪，出现“微不足道”的失误。种种“不理性”，使得马嘎尔尼失去了窥探真相的机会。

第五章中，作者将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涉及的礼仪问题在本章进行了仔细的阐述，辨明清帝国话语背后的“礼仪”，“礼仪”中蕴含的哲学观念，宾礼与君主权利的关系，宾礼与帝国统治权的关系。正因为宾礼在构建帝国结构时的重要性，使得宾礼也成为了马嘎尔尼访华过程中产生争执和冲突的主要矛盾。

第六章到第八章就是以时间为轴线，从英使团递交进入中国的申请开始，直至马嘎尔尼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利用中英双边的材料，来对这次两个帝国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进行复盘，以礼仪争端为主线，指出两种扩张性帝国在交锋时礼仪作为一种行为，其背后所承担的复杂的政治含义。这种危机并不能简单概括为中英双方的冲突。何伟亚主要将其分为中国官员、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三个主体，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拥有各种各样思考方式的中国官员，而这些官员们在推动乾隆皇帝和英使团对话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其复杂性。同时，随着觐见过程的不断推进，英使团和乾隆皇帝双方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何伟亚将这种变化解释为两种帝国主义式逻辑相互冲突、抵抗所产生的结果。

第九章以“宾礼与外交”为主旨作为全书的结论，将前面提到的双方在礼仪上的行为冲突和史料上的记叙冲突进行了总结和上升，指出这种冲突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两相对立的政治差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就是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观。清廷上下试图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方法，将英国纳入自己的权力系统之内，努力引导行为远离极端。而英使团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这种迥异的观念和近乎南辕北辙的目的使得这次交互事件必定是失败的。

第十章作者指出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动摇材料（事实）与阐释之间的众皆认可的关系”[]。作为中英历史上的第一次直接交锋，这次访华（或者说是觐见）成为双方在后来解决外交关系的一个范本，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关马嘎尔尼使华的研究开始广泛出现，何伟亚举出的例子就是有关“磕头”的争论。由于受到“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时的马嘎尔尼使团也携带偏见来面对清廷（中国）的种种礼仪。这种偏见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强硬地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学者的思维场域。最后，作者将全文的研究方式概括为“介入往昔”，尝试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去重新理解规律，而不是抱定固有偏见，去做无意义的净化和造伪工作。

三、 从《怀柔远人》看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得与失

作为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之作，何伟亚的《怀柔远人》在海内外中国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声望，由这本书引发的大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家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相关概念的了解。正如后现代主义在学界的复杂评价一般，作为其践行产物的《怀柔远人》也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褒贬评价。下面笔者将立足自己对后现代主义史学和本书的理解，总结这次实践的得与失。

（一）重读：旧史料在后现代史学视角下的新内容

纵观《怀柔远人》一书，能发现何伟亚并没有利用太多的新材料。主要的史料依旧是《马嘎尔尼勋爵日记》、《掌故丛编》、《纯皇帝实录》等。这些材料在前人研究中已经得到重视，并且是在极大程度上被利用的史料。但是，何伟亚利用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研究方式，利用这些已经被开垦过的旧史料，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独有了思想观念。何伟亚立足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认为有关东方的评价标准都是根据西方在东方的政治地位，这种产生知识的方式与国家行为相联系，出现一种对东方文明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何伟亚希望挑战结构—功能的体系理论，用一种“介入往昔”的新方法来重新看产生于历史现场（或稍微滞后）的史料。

周锡瑞在批判何伟亚著述之余，也曾指出：“该书的「新颖」其实并不在史料的发现上，而是在作者「新」的分析与解释上。”[]其中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范例体现在对两则广为人知的史料的再解读。

第一则是纯皇帝（乾隆皇帝）给英国君王的敕谕，即那段著名的“天朝抚有四海”的选段。作者在解释这个选段之前，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中英双方在对待礼物、描述礼物上的不同，并且将马嘎尔尼在参观帝国已有收藏时的态度和记叙也进行了展示。因此，作者能够顺其自然地为这段敕谕下一个结论，即“清廷拒绝的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声称”。这样一来，就把传统上对乾隆皇帝刚愎自用的指责转向双方对礼物（或者说是以礼物为表象的“礼仪”）的争执，这一争执的双方都是自大狂妄且囿于自身的思维局限的。将争执引向宾礼和外交逻辑的讨论，能够避免走入前代学者有关文化误解的阐释，真正为史料赋予新含义。

第二则是作者在讨论清廷与西藏喇嘛交流往来时的史料解读。何伟亚选取清廷文档和喇嘛记述这两种主要史料，利用双方的史料来窥探具体的礼节在构建权力秩序和宇宙观时的具体作用。最终，何伟亚得出结论，终清一朝，中央王朝和西藏方面的关系都不是简单的“宗藩关系”，而是一种两方相互猜测、争夺解释权的关系。朝廷利用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和可变通的操作方式，小心地维护着既定的宇宙观，利用官方文件将西藏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双方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清廷的外交政策一贯具有一种可变通的、灵活的特性，并不是常识中的绝对“迂腐的”、“不近人情的”。作者利用中央和西藏的关系为后面解释中英关系以及马嘎尔尼使华的种种争执提供政治前提，使得自己的论述变得更容易被接受。

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种史料的解读新方式，我们都不能否认这种解读方式确乎是一种开拓研究视野的好方法。历史学家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或者期盼着新材料的发掘，对于既有史料我们也应当保持好奇和敏锐。就像何伟亚在全书终章中那句近乎宣战的话语一样，我们要学会“动摇材料（事实）与阐释之间的众皆认可的关系”。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可后现代主义史学所说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史料观，但在面对史料和史实、历史知识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保持质疑的态度，是应当具备的能力。

（二）再看：为解读中外关系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挑战了费正清的用“朝贡体系”来解释“中国之世界秩序”的系统观念，将马嘎尔尼使华这次经典的中西碰撞从既定的“文化冲突”“文化误解”的定义中解构出来，并认为这是两种帝国主义式外交观互不相让的一次对话。

正如书名所示，“怀柔远人”这一习语所指称的观念构成了海外汉学界（特别是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大背景，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通常情况下学者们都将马嘎尔尼使华的一系列矛盾解释为“文化摩擦-文化误解-文化冲突”，并且将其视为一种“先进”的西方文明与“落后”的东方文明的冲突。由于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因此在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学者们常常会站在殖民者（也就是“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对乾隆皇帝乃至整个清朝的外交政策横加驳斥。由此，“中国的文化主义被置于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抗争的地位，而且恰恰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义僵硬的特点，它无法创造性地回应西方。于是，在某一方面曾经解释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之生命力的层面，另一方面却又成为防止中国在现代化条件下发生变革的主要障碍。”

因此，何伟亚在这本书中尝试打破这种结论先行的“现代化叙事”，回到历史现场，他试图把研究的场景移出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熏染过久的整体认识框架，而力图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发言，或倾听他们的声音，把个人的现代性经验放在历史的具体场景中重新加以验证。这种研究思考方式颇有些类似于当代史学界所提出的“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并非后现代史学拥护者的桑兵也曾指出：“常人往往误以为晚近文献解读较为容易，其实不然......今人对于近人的言行相当隔膜......加上时代相距不远，近人的言行似曾相识，反倒使今人缺乏应有的警觉，以所受变化后的教育为知识背景，去理解揣度前人的言行，误读错解，不在少数。只有设法“去熟悉化”，回到历史现场, 才能体察接近其言行的本意。”而利用后现代主义的阐释模式确然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有力的方法。

在后现代史学观念指导下的中英关系显然是“去中心化”的，它既不同于费氏的“朝贡体系”，又与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不尽相同，在他的观念之下，中英双方都是主动且独立的。可以说，何伟亚的后现代主义实践颠覆了对既有的历史刻板映像，修正了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中的偏见，为陈旧的研究主题加入了全新的活力，驳斥了后现代主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的质疑。

（三） 创新之外的漏洞

詹姆逊曾说：“按建筑家自己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根本上的失败。柯布西耶和赖特的新建筑，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也没有美化后期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垃圾空间。”[]后现代主义者常常困于一种极端焦虑的情绪当中，他们能清晰地看到现代主义世纪的弊病，但却很难提出一种有力和可靠的改变方式。“解构”之余，却缺乏观望未来的建构社会的责任感。“简言之，消解传统有余，积极建构不足，更缺乏有效的有价值的理论建构。”

作为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产物，《怀柔远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周锡瑞曾直言批评：“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而他要立的则没那么清楚。”[]在书中，何伟亚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研究结论与前代学者相区别，但在批评启蒙运动的公众领域之外，仅用混合物（hybrids）来补充现代史学在话语构建时的缺陷。这种解释似乎有些单薄，并且在解释英美诸国的混合状况时又有些语焉不详。这让我们不得不质疑，后现代主义者是否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来推翻“现代主义”，又或者后现代主义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对现代主义的突破。

何伟亚所批评的是一种将西方思想强加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行为，但反观他自己，不也是将舶来的“后现代主义”强加于中国学研究当中吗？从本质上，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式，都是在用一种新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过去的旧事。对此，张国刚指出：“他们关于中国建立朝觐制度之根本目的的描述并无出入，都认为是中国统治者要借此扬威宇内，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扩充其统治范围。”何伟亚一直在强调“宾礼”在整个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以表示自己的独特性与后现代主义内核，但结果难免出现“换汤不换药”的状况，形成一种“反现代史学的现代史学”悖论，仿佛创新都是流于表面的，而思想内核往往都是与“现代主义”一般无二的。

除了理论上的缺陷之外，本书颇受诟病的一点存在于对史料的随意解读中。尽管罗志田将何伟亚的错误解读开解为一种“失误”，但这种层出不穷的“失误”其实本身就有它自己的逻辑漏洞。后现代史学对历史主观性过分强调，以至于得到“历史没有真相”的结论。由此，历史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事实遭到歪曲和否定。这种漠视历史真相，不要求辨伪的史学研究方法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对历史求真目的的否定，容易导致历史学家的职业信念发生动摇，从而引发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更有甚者，容易被军国主义或者是图谋不轨的人利用，为随意篡改史实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这些行为当然是所有历史学家需要尽量避免的。

由于何伟亚的史料依据是经过了翻译的二手史料，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二次创作的痕迹，这种痕迹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何伟亚得出结论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对纯皇帝给乔治三世的敕谕的翻译中，就很明显能感觉出翻译过后的史料失去了愿有史料的语气，变得略显温和。这种透过翻译做学问的情况是否能真正“介入往昔”，达到何伟亚所说的“回到现场”的目的，这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既有得也有失，笔者无意将为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即后现代主义史观，下一个定论，但都可以看出的是，后现代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本书引发的剧烈讨论，甚至何伟亚本人在中文版序中都已经尽量减少提及后现代主义史学，而且在其后面的著作《英国的课业》和《动物劳工与殖民战争》两书中，都更倾向于使用后殖民主义来描述自己的研究方法，可见其本人也在不断的反思和增进当中。

法国年鉴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曾发出呐喊：“历史学应该有所坚持，拒绝自我满足的倾向，切莫顾影自怜，安于现状。”在讨论《怀柔远人》的成就时，我们不该将目光囿于细枝末节的成败，而应该看到它作为后现代主义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要实践，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晚清外交领域研究，迸发出了无限活力。

诞生于1995年的书，至今仍能够引发人的思考和辩论，其背后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仍然是史学讨论中的热点，并且这场大辩论将长久地持续下去，这也是历史学的有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