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志岭：作为文化事件的翻译——评《剑桥太平洋岛民史》 的中译本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作者李志岭，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摘要：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一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对目标语文化中相关领域而言，是一个具有潜在的积极推动作用的文化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发行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ers一书的中译本，此书的方法论、内容及元史学意识，使之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于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该书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对于我国海洋史书写范式的探索与更新，该书更可以提供一定的榜样和启发。译者是专门从事历史学和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者，其专业背景、学术素养及学术热忱在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该书的翻译质量和信度。 关键词：太平洋岛国方法论　元史学　翻译　信度

《剑桥太平洋岛民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Pacifc Islanders）中文版于2020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主编是剑桥大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地区研究院太平洋岛屿史荣誉教授唐纳德·狄农（Donald Denoon）等。中文译者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张勇博士。

一、 《剑桥太平洋岛民史》的元史学取向 由于种种原因（譬如新发现、新视角，以及被书写者和地区本身的诉求等），历史注定是一种需要不断重写的文本。而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重写，都必然对已然存在的历史有所突破，从而指向元史学性质的视域，即对历史叙事本质的反思，以及对叙事范式的创新与探索。譬如，元史学之思的奠基之作，初版于1973年的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就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并开启和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即“转向对在创造历史意义的过程中语言作用的强调”。同时，海登·怀特也将历史研究转变为与文学、文学批评等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剑桥太平洋岛民史》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类似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意识。 第一，时间之维局限的打破。与剑桥史系列丛书中的《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新编剑桥近代史》等相比，《剑桥太平洋岛民史》属于一部超越了时间之维的独特作品。该书超越了传统史学以线性的时间为主要叙述之维的局限，虽然“大致按时间顺序来叙述”，但在几个方面“不同于已出版的”传统历史著作，它“大体上以事件为中心”，并“关注那些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尚无文字记录的岛民的经历”。本书还对太平洋岛国本土作者的声音给予了适当重视，包括萨摩亚学者阿尔伯特·温特（AlbertWendt）对历史书写与研究范式转换的探索。尽管阿尔伯特·温特既是小说家，又是历史学学者，由于意识到“历史著述都是有成见的和主观的”，他于是“彻底背弃了岛屿”取向的历史学编纂，并试图在其有意识的叙述中解决相关的矛盾。对时间之线性和以岛屿为取向的局限的突破，保证了此书空间视野的开阔性，从而也就保证了布洛赫所强调的史学家必须与之保持不断接触的“全部生活之源”。 第二，克服殖民主义思维等各种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以人为取向。具体地说，是以“岛民”为取向，而不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取向。在以往的历史描写中，“欧洲人猜测岛民过着古朴的生活。由于无法与岛民语言交流，他们只能被视觉上的证据所打动”。针对这种情况，本书作者做出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努力，有意识地关注“是否可以避免构建一个西方的‘主导叙事’”，而让岛民故事在本书中不“仅是次要情节”，让岛民尽量说出不同的“声音”。简言之，此书题目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这部历史书写的主题是“人”本身，即“太平洋岛民”。当然，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就应该是人。 第三，突出语言，以话语分析为路径建构历史文本。重视土著传说的历史成分的发掘、整理和解释。譬如在“第二章：人类的定居”开头，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有许多传说解释了太平洋世界及其居民是怎样来到其今天所在的位置和形成其当今所处状态的。”接下来作者援引的话语材料不仅涉及了“墨守成规的专业史学”，更包括了“诗歌体的口述历史、自然科学散文体的考古学、系谱形式的语言学”等。作者认为，波利尼西亚夏威夷人和密克罗尼西亚帕劳人的创世神话不是狭义的“历史故事”，而是“叙述”了这些岛屿及其居民的起源。“然后，它们转向更重要的目标，即它们规定了人、神灵与环境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以及社区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应然关系。”这些“应然关系”，尤其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历史。这种历史建构的范式，是最为生动的“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操作。而诗歌体裁的口述历史或故事，曾经的“狭义的历史故事”等之所以能够“转向”“创世神话”，乃至“转向”“重要的目标”，在其背后，显然可以看到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所推出的关于不同体裁的话语之间存在“转义”性质“关联”的语言哲学思想。而关于话语间普遍存在这种转义关系的思想，就是海登·怀特的“话语的比喻理论”。这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的思想的核心，从而也是其元史学理论的核心。所以，可以说，《剑桥太平洋岛民史》很好地体现了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理论。换言之，该书是历史学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成功范例。 第四，剑桥史系列丛书中的每一部都由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为各章撰稿，为国际学术合作树立了最高标准。《剑桥太平洋岛民史》也是这种合作的典范与成果。该书著者团队涉及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专业领域，除了历史学，还包括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等，真正体现了海登·怀特所倡导的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该书又是正在兴起的区域与国别史的一种，所以更具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正如该书序言所说：“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太平洋岛民经历的读者而言，这部历史被认为是知识和解释的来源。”即是说，该书同时具有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或信息的原始性、研究结果的解释性和开放性等创新性要素。这一切都进一步增加了此书作为剑桥历史学经典系列之一的分量，使之成为国际学术界太平洋岛屿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意义的经典。 第五，克服岛屿星罗棋布，种族数量众多之困难，成功实现总体史的书写。年鉴派史学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主张，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的前景。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而且“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剑桥太平洋岛民史》的特点之一，正在于它成功地对众多的岛国和区域，及其种类繁多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地理等信息进行了整体性的历史书写。西方评论界也曾对这一点给予很大的肯定。所以，从学理意义上说，此书堪称布洛赫“总体史”的榜样。 以上方法论和内容等方面的元史学意识，都使此书具有了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原著的价值，是一部译著具有价值的前提。

二、《剑桥太平洋岛民史》汉译背后的学术关怀 一门学科的典籍的翻译，本身就是该学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选准一部重要的书进行翻译，需要独具的学术眼光和卓越的见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谈到翻译与德国文学的关系时说：“理想的译者同时兼任哲人、语言学家和诗人，这样的译者在哪里？他将是德国文学新的一天的启明星。”同理，为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长足发展，也需要具有全面学养的历史学者承担起重要的国外经典历史学之作的翻译工作。《剑桥太平洋岛民史》之中译本译者张勇博士，就是兼具历史学专业知识、熟练融贯的中英文修养和丰富的翻译经验与能力的学者。作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张勇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及所罗门群岛研究。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9月，是国内第一个具有独立建制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高水平建设单位，有国内最齐全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资料中心，目前已撰著出版新版《列国志》太平洋岛国诸卷14种、《一带一路列国志》、《一带一路名城志》（全五卷），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全部太平洋岛国词条的编撰工作。张勇博士曾编著由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承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版《列国志》太平洋岛国诸卷中的《列国志·所罗门群岛》一书。 除译者的眼光见识、专业知识、语言修养、翻译经验之外，《剑桥太平洋岛民史》之翻译，更得益于译者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感，及其令人感动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严谨学风。正如张勇博士在“译后记”中所说，他是深感于我国太平洋岛屿史研究之薄弱，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无法满足国家发展需要，从而发愿“宁肯职称之路走得慢一些，也要将此书译成中文”。而其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即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是要将国外重要研究成果译介到国内，二是要在此基础上培养人才和进行创新。译者在高级职称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出于学者的一种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坚定、持久地沉下心来，完成了长达四年的漫长的学术翻译之旅。《剑桥太平洋岛民史》这部600多页，洋洋六十余万字的经典之作的中译本，文笔优雅，行文晓畅，兼顾忠实与通顺，做到了“厚重翻译”，显示出很强的英文驾驭能力、深厚的中文修养，以及对翻译之道与术的精准灵活的把握。译本整体翻译质量充分证明，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的“该书的翻译过程很艰辛”，既是个中人知味之言，也是真正的知者之言。如其不然，何克臻此。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论文至上等不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于学界的情况下，这种国家发展意识、学者担当的自觉和一丝不苟、艰苦经营的冷板凳精神，既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创造文化精品所必需的格局、境界和定力。可以说，译者是把这部书的翻译本身当作了一项重大的历史学学术项目，全力以赴投身于其中的。

三、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的翻译：《剑桥太平洋岛民史》的汉译与中国参与世界海洋史书写的关系 其实，自严复以来，我国翻译大家都是把国外重大经典的翻译作为汉语学界与西学相遇、对话和自我建构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事件来看待的。翻译是不同文化间最深刻的融通互鉴、彼此对话的方式之一。翻译本身更是文化和历史建构的重要路径和展开方式。纵观中西文明的进程，翻译都是其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 首先，对关于重大话题的重要著作的翻译，是译者所代表的语言和文化参与相关话题的话语空间建构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行动。这本身即是一种文化事件。 丝雯嘉·克拉尼奇（Svenja Kranich）曾指出，“翻译是语言发生接触的场所（Translations as a Locus of Language Contact）”。这意味着，翻译将原文、译文和重译置于人类传统这一共同的场域之中。译作本身总是构成不同语言相遇、接触、融合的场所和产物。当一部书从一种语言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原作与其译本就形成一个共同的话语的场域。而且，一部经典之作的翻译，也是其作为原作之写作的继续。最终，原作与其不同语言的译本形成跨语言的更大的话语场域。这种意义的翻译也总是渐渐地、无时不在地对潜在的大历史进行着建构。所以，翻译，尤其是伟大经典与其优秀的译作，对于两者所属的文化和社会，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事件。《剑桥太平洋岛民史》之被翻译，也同样既形成一个关于太平洋岛民史的共同的话语场域，也随之发生了由翻译的本质决定的，在翻译过程及译本背后和深处，译者所代表的东方历史学者和原作者所代表的西方历史学者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马西农说：历史是由诸个体见证者之链构成的，他们分散在整个欧洲和东方，相互调解，相互替代。按此观点，《剑桥太平洋岛民史》之中文版的诞生，似乎可被视为太平洋岛民史的欧洲之链经历了一次来自东方的“调解”。欧洲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开发海洋的历史。古希腊的地米斯托克利就已经断言：雅典人的未来在海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所以一方面，中国历史需要西方的海洋史的“链条”；另一方面，西方海洋史和世界海洋史，包括太平洋岛屿史，也非常需要马西农所说的来自东方的“见证者之链”。归根结底，大写的历史是由无数小写的历史组成的，让无数小写的历史浮出时间的过往，本身就是历史研究发展、推进的方式之一。 第二，此书的方法论、内容及其元史学意识，都使之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该书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海洋史书写范式的探索与更新，该书可以提供一定的榜样和启发。就此而言，此书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对于我国加强太平洋岛屿史的研究，从而对最终建构完整的太平洋岛屿史做出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贡献，以及我国自己的海洋史书写，都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并将构成无数以翻译来实现比较、拿来和创新的文化事件之一。 《剑桥太平洋岛民史》中译本的出版，不但对迅速发展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具有方法论和原始资料的双重意义，也将对未来的东西、南北、上下三维的人类历史“总体史”的书写提供一定的元史学意义的借鉴和启发。 学术典籍的翻译，对于一国之学术和文化发展来说，乃是大事。近代以来，我国有识之士和团体，如严复、朱生豪、鲁迅、商务印书馆等，无不从国家振兴、文化发展的高度看待翻译，并积极致力于各国学术名著的发现与译介。翻译不仅是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的窗口，更是世界各国学术与文化对话和发展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在此意义上说，任何一部伟大著作的翻译，都足以构成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事件。但是，正如《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中文版译者陈新所说，“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对国外优秀的历史之作的译介又何尝多哉！所以，无论《剑桥太平洋岛民史》原著和中译本的出版，还是译者张勇博士翻译此书的初衷及其背后的文化关怀，都值得为之一呼。相信张勇博士和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将会创作和翻译出更多太平洋岛屿史研究的优秀和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