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
一个长篇的核心，也许仅仅一句话。如果这句话是“一个男人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加上云里雾里的浮华，就变成琼瑶小说；加上古墓、轻功、江湖，变成《神雕侠侣》；加上瘟疫、香蕉公司、南美风情，则变成《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作的过程，是顺着这句话向前，经历不同岔道，抵达各自汪洋。阅读的过程，则从文字的汪洋回溯，发掘最初的源头。
《国王的人马》的核心，可能被归纳为“贪官堕落记”。中文译者正是这么干的。他在后记与封底一再强调，该书“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活动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让我以为是陆天明风格。
除了给小说贴标签，译者还大倒苦水，说该书涉及美国的方方面面，兼多隐语、典故、象征，翻译如何辛苦。于是又有错觉，以为类似《尤利西斯》。读完才知又被误导——这就是本干干净净的“美国往事”。
《国王的人马》的作者罗伯特·佩恩·沃伦，被誉为“继福克纳之后最杰出的南方小说家”。但我想，沃伦也许不认为福克纳写的是真正的美国南方，就像马尔克斯坚称博尔赫斯写的不是真正的拉丁美洲。福克纳的是“意识流小说”。沃伦的才是“南方小说”，它有泥土的味道。马尔克斯是有理由的。没有泥土味道，哪有资格扯地域。
《国王的人马》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让我联想同样纪实的《刽子手之歌》。诺曼·梅勒写了一个美国西部的“马加爵”，行文简净、明亮，它的泥土味道，是被太阳灼得干干的焦味。《国王的人马》则有拖泥带水的忧伤。这种忧伤，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被贴标签的，我曾误认是一本美国周梅森）里读到过。
沃伦是唯一的小说、诗歌双料普利策获得者。小说家沃伦想使《国王的人马》像一本真正的写实小说，在情节和信息量中快速流转；诗人沃伦却不自禁停顿，把玩内心精妙。一位出国做主妇的同学告诉我，从上海到美国后，活泼的她时常独处，于是生平第一次，她发现了自己的意识流，如此复杂繁多。诗人沃伦就是这样，在静谧中听闻，在停顿处看见。“树叶掉下来的时候，可能阳光灿烂，空气寂静得令人心痛，就像你看过牙医，把牙拨了，第二天还是觉得牙疼一般，好像你站在街角等候绿灯时，突然往昔的情景袭上心头，你想到如果世事不变、岁月如旧，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因而心中一阵发痛。”这描述使你想到什么？普鲁斯特和他的玛德莲娜小饼干？不错。《国王的人马》的味道，是在潮湿的美国泥土里，撒上惆怅追忆的欧式小饼干屑。
可惜，以我的审美，未免失于感伤。小说家应对生死悲欢保持冷峻，像一个外科大夫。克制才能控制。小说——尤其长篇，是控制的艺术。这个作者不够“冷”——尤其是“闪回”集中的上半部分。
相形之下，同样写花叶凋谢，杜甫就不激动，淡淡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国事、家事、身事的感慨，全在了。我喜欢“淡淡”的姿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力无痕。毛尖评《迷失东京》用过一个词：“低糖”。若有若无，口舌熨贴，乃最佳火候。
诗人沃伦、小说家沃伦，一再疾呼他无意创作政治小说。不是政治小说，又是什么？他在尾声里写道：“在他们那个时代，思想和实际可怕地分裂了……”此处为一小伤。作者没有总结陈辞的权力，读者才有。好吧，暂且接受总结陈辞，“思想”和“实际”的分裂——为了体现这种分裂，《国王的人马》的人物，都是成双捉对出现。与人为善的医生亚当VS恶事多多的政客威利；献身宗教的博学的律师VS富有手段的貌似正义的法官；威利纯真的妻子露西VS富有手段的情妇萨迪·伯克；颇具美德的凯斯舅舅VS实用主义的吉尔伯特舅舅……
不仅“在他们那个时代”，在所有时代，人都被两股力量撕扯。“思想”和“实际”，或者，“善”和“恶”。在律师与法官身上，它们分别以宗教和政治的面目出现（或许是在暗示，宗教乃善之极，政治乃恶之极？）；在两位舅舅身上，两股力量则在道德层面上较量厮杀。值得注意的，“舅舅们”的故事是硬性嵌入，与其他情节完全无关，更像为了满足说理意图，而非情节意图。
沃伦借叙述者感慨：“也许吉尔伯特·马斯敦这样的人在任何世界里都能得其所哉。而凯斯·马斯敦一类人在任何世界都不会舒适自在。”（果然不仅仅“在他们那个时代”）亚当、律师、露西、凯斯，属一类人；法官、萨迪、吉尔伯特，是另一类人。主角威利被社会敲了耳光之后，从前一类人，变成后一类人。
如果长篇还原为核心，故事必须被归纳，我愿意将《国王的人马》归纳为：一个关于两类人的故事。不是单纯的“好人／坏人”，否则怎会像凯斯舅舅说的：“世界上到处都是好人，可世界仍然冲向黑暗和盲目。”
“好人”凯斯做过坏事：偷了朋友暨恩人的妻子，导致后者自杀。偷情开始时，凯斯发现“对于自己卑鄙堕落的行为并不感到悔恨或恐怖，只感到难以置信。”他自我分析道：“人在初次破坏一个习惯时会感到怀疑，而在违背原则时会感到恐怖。因此，我过去所知道的美德与荣誉感纯属偶然的习惯，并非意志的结果。”友人因己而死后，美德终于不再只是习惯。凯斯开始背十字架。他以自杀式的英勇，在战场上赎罪。
另有一个不那么清晰的赎罪，即律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和最好的朋友（法官）偷情，自己的孩子（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朋友的骨肉，于是将财产留给妻子，不发一言地投奔宗教。他宣讲教义，接济残弱。被邻人称为“圣人”，被不明因缘的儿子称为“傻瓜”。他也在背十字架，替他人背十字架。
这两个隐嵌于主线的小插曲，使得《国王的人马》跃上一个段位。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作品，终因对道德探讨的浅尝辄止，停留在忧伤感怀的层次。
在此意义上，我愿将《国王的人马》看作道德小说。它和《红与黑》命运相似——作者都在强调不是“政治小说”，却仍被归入。这毕竟省力：写政治的叫政治小说，写历史的叫历史小说，写男女的叫情色或者色情小说，甚或有三农问题小说、国企改革小说……
除了省力，还明确。可如果我们希望明确，要文学干吗？我们真的需要文学告诉我们，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腐败，什么进步吗？我们有纪录片、报告文学，有文采飞扬的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给世界一套明确的解释和一个答案，这是黄仁宇们的任务，不是文学的。如果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认为是因存在人类理性无法解决的困境——一个关于道德，另一个关于死亡。当然，如果宗教完全统治了混沌领域，那么我想，文学确实可以安安稳稳消失了。
然而没有。所以文学存在着，窥视着我们的混沌，刺激着我们不断省视道德和死亡。我认为这是好小说的职责。并非完美的《国王的人马》，履行了这个职责。
2007年3月19日
《国王的人马》的核心，可能被归纳为“贪官堕落记”。中文译者正是这么干的。他在后记与封底一再强调，该书“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活动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让我以为是陆天明风格。
除了给小说贴标签，译者还大倒苦水，说该书涉及美国的方方面面，兼多隐语、典故、象征，翻译如何辛苦。于是又有错觉，以为类似《尤利西斯》。读完才知又被误导——这就是本干干净净的“美国往事”。
《国王的人马》的作者罗伯特·佩恩·沃伦，被誉为“继福克纳之后最杰出的南方小说家”。但我想，沃伦也许不认为福克纳写的是真正的美国南方，就像马尔克斯坚称博尔赫斯写的不是真正的拉丁美洲。福克纳的是“意识流小说”。沃伦的才是“南方小说”，它有泥土的味道。马尔克斯是有理由的。没有泥土味道，哪有资格扯地域。
《国王的人马》以真人真事为原型。让我联想同样纪实的《刽子手之歌》。诺曼·梅勒写了一个美国西部的“马加爵”，行文简净、明亮，它的泥土味道，是被太阳灼得干干的焦味。《国王的人马》则有拖泥带水的忧伤。这种忧伤，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被贴标签的，我曾误认是一本美国周梅森）里读到过。
沃伦是唯一的小说、诗歌双料普利策获得者。小说家沃伦想使《国王的人马》像一本真正的写实小说，在情节和信息量中快速流转；诗人沃伦却不自禁停顿，把玩内心精妙。一位出国做主妇的同学告诉我，从上海到美国后，活泼的她时常独处，于是生平第一次，她发现了自己的意识流，如此复杂繁多。诗人沃伦就是这样，在静谧中听闻，在停顿处看见。“树叶掉下来的时候，可能阳光灿烂，空气寂静得令人心痛，就像你看过牙医，把牙拨了，第二天还是觉得牙疼一般，好像你站在街角等候绿灯时，突然往昔的情景袭上心头，你想到如果世事不变、岁月如旧，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因而心中一阵发痛。”这描述使你想到什么？普鲁斯特和他的玛德莲娜小饼干？不错。《国王的人马》的味道，是在潮湿的美国泥土里，撒上惆怅追忆的欧式小饼干屑。
可惜，以我的审美，未免失于感伤。小说家应对生死悲欢保持冷峻，像一个外科大夫。克制才能控制。小说——尤其长篇，是控制的艺术。这个作者不够“冷”——尤其是“闪回”集中的上半部分。
相形之下，同样写花叶凋谢，杜甫就不激动，淡淡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国事、家事、身事的感慨，全在了。我喜欢“淡淡”的姿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力无痕。毛尖评《迷失东京》用过一个词：“低糖”。若有若无，口舌熨贴，乃最佳火候。
诗人沃伦、小说家沃伦，一再疾呼他无意创作政治小说。不是政治小说，又是什么？他在尾声里写道：“在他们那个时代，思想和实际可怕地分裂了……”此处为一小伤。作者没有总结陈辞的权力，读者才有。好吧，暂且接受总结陈辞，“思想”和“实际”的分裂——为了体现这种分裂，《国王的人马》的人物，都是成双捉对出现。与人为善的医生亚当VS恶事多多的政客威利；献身宗教的博学的律师VS富有手段的貌似正义的法官；威利纯真的妻子露西VS富有手段的情妇萨迪·伯克；颇具美德的凯斯舅舅VS实用主义的吉尔伯特舅舅……
不仅“在他们那个时代”，在所有时代，人都被两股力量撕扯。“思想”和“实际”，或者，“善”和“恶”。在律师与法官身上，它们分别以宗教和政治的面目出现（或许是在暗示，宗教乃善之极，政治乃恶之极？）；在两位舅舅身上，两股力量则在道德层面上较量厮杀。值得注意的，“舅舅们”的故事是硬性嵌入，与其他情节完全无关，更像为了满足说理意图，而非情节意图。
沃伦借叙述者感慨：“也许吉尔伯特·马斯敦这样的人在任何世界里都能得其所哉。而凯斯·马斯敦一类人在任何世界都不会舒适自在。”（果然不仅仅“在他们那个时代”）亚当、律师、露西、凯斯，属一类人；法官、萨迪、吉尔伯特，是另一类人。主角威利被社会敲了耳光之后，从前一类人，变成后一类人。
如果长篇还原为核心，故事必须被归纳，我愿意将《国王的人马》归纳为：一个关于两类人的故事。不是单纯的“好人／坏人”，否则怎会像凯斯舅舅说的：“世界上到处都是好人，可世界仍然冲向黑暗和盲目。”
“好人”凯斯做过坏事：偷了朋友暨恩人的妻子，导致后者自杀。偷情开始时，凯斯发现“对于自己卑鄙堕落的行为并不感到悔恨或恐怖，只感到难以置信。”他自我分析道：“人在初次破坏一个习惯时会感到怀疑，而在违背原则时会感到恐怖。因此，我过去所知道的美德与荣誉感纯属偶然的习惯，并非意志的结果。”友人因己而死后，美德终于不再只是习惯。凯斯开始背十字架。他以自杀式的英勇，在战场上赎罪。
另有一个不那么清晰的赎罪，即律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和最好的朋友（法官）偷情，自己的孩子（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朋友的骨肉，于是将财产留给妻子，不发一言地投奔宗教。他宣讲教义，接济残弱。被邻人称为“圣人”，被不明因缘的儿子称为“傻瓜”。他也在背十字架，替他人背十字架。
这两个隐嵌于主线的小插曲，使得《国王的人马》跃上一个段位。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作品，终因对道德探讨的浅尝辄止，停留在忧伤感怀的层次。
在此意义上，我愿将《国王的人马》看作道德小说。它和《红与黑》命运相似——作者都在强调不是“政治小说”，却仍被归入。这毕竟省力：写政治的叫政治小说，写历史的叫历史小说，写男女的叫情色或者色情小说，甚或有三农问题小说、国企改革小说……
除了省力，还明确。可如果我们希望明确，要文学干吗？我们真的需要文学告诉我们，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腐败，什么进步吗？我们有纪录片、报告文学，有文采飞扬的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给世界一套明确的解释和一个答案，这是黄仁宇们的任务，不是文学的。如果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认为是因存在人类理性无法解决的困境——一个关于道德，另一个关于死亡。当然，如果宗教完全统治了混沌领域，那么我想，文学确实可以安安稳稳消失了。
然而没有。所以文学存在着，窥视着我们的混沌，刺激着我们不断省视道德和死亡。我认为这是好小说的职责。并非完美的《国王的人马》，履行了这个职责。
2007年3月19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