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性》：当世界被默认为“男性”的
高铁上怎么坐都不舒适的座椅、商场饭店女厕所门口永恒的长队、需要脱出手时，却因为手机放不进裤袋而必须单独归置的焦灼感……
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上述体验或许已是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的一部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这样的体验有什么问题，相反地，我们更习惯自我怀疑：高铁座椅不舒服是不是因为我太矮、厕所门口队伍太长是不是我们太拖拉、手机放不进裤袋是不是因为我又长胖了……
于是，我们调整自己——如果不是改造的话，去适应这个世界，直到，或许可以借用一句流行说法：Enough is enough（够了就是够了）。
在《看不见的女性》中，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高铁上不那么舒适的座椅是因为设计者没有考虑女性的身体数据，商场饭店女厕所门口的永恒长队是因为哪怕有所谓的中性厕所，也只不过是方便了男性，手机放不进裤袋是因为好的智能手机，如同好的牛仔裤，都是为男人的体型设计的。
更直白的说法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出厂设置”，而女性的经验——尽管她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也被视为可以小众的，非典型的，很多时候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会在《对女性的误测》中愤怒地质问道：文艺复兴究竟算是对谁的复兴？这也是为什么乔安娜·拉斯会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写下：女性生活是男性生活被掩盖的那一部分真相。
那么，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女性会遭遇什么？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从近期出版的新书《看不见的女性》出发，结合更多资料，回顾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动声色却隐秘存在着的性别数据缺口。
撰文 | 青青子
日常出行：你的不便与不安，不是因为太过敏感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女性日常出行的复杂感受，那或许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感受的复杂性不仅来自由显见威胁所引发的不安，更源于一种无法掌握、不动声色却隐秘存在着的不便。
让我们试想一个大雪过后的清晨，一位手推婴儿车、肩背购物袋的母亲收拾妥当，踏出家门，照面便是一条泥泞、湿滑、积雪阻滞的街道，原本是人行道的路边停着一排共享单车，而原本被划为自行车道的窄路上停满了私家车，只留下一寸敷衍的穿行空间，寸步难行之间，这位母亲可能还会遭遇身后匆匆而过的一瞥不耐烦或同情的余光。
对于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而言，这可能是早已习惯或者仍需习惯的日常出行的一部分。但在《看不见的女性》的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看来，这条看上去性别中立的街道实则是以男性出行的“标准”模式而规划的。
一切都始于一则笑话：清扫积雪存在性别歧视吗？
这句话本是一位官员对女性主义者以性别角度重估政策的调侃之词，却引发了性别平等人士的思考：是啊，哪怕在看上去与性别议题毫无关系的公共服务细节中，我们仍能发现隐形的男性偏好。当然，这并不是说城市规划者故意牺牲女性利益，而是，用作者的话来说，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
无论是出行次数、距离、目的还是模式，男性与女性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书中援引的研究数据，相比男性，女性更有可能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法国，三分之二的公共交通乘客是女性，在美国费城和芝加哥，这一比例分别为64%和62%。与此同时，在男女出行的原因上，男性的出行以上下班为主，模式更为简单，女性的出行则以多段短途行程相连，这是因为世界上75%的无偿照护工作都由她们承担。
另一项来自我国的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结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佟新与王雅静曾在《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性别比较》一文中，以武汉市和乌鲁木齐市为研究样本，搜集两市居民的基础出行数据指出，两性出行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女性更倾向于步行与公交，男性选择自驾或出租车的比例更高一些。而在出行目的上，女性的工作出行低于男性，与家务相关的出行活动则高于男性。
尽管如此，在常见的城市交通规划中，必要出行（compulsory mobility）指的就是以就业和教育为目的的出行，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则经常被设计成为一种非必要。于是，清扫积雪的范围优先考虑的是机动车道，而非女性出行通常选择的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城市道路规划也总是偏重汽车甚于行人，这才有了上述寸步难行的出行体验。
不便之外，还有层层不安。在《看不见的女性》中，作者还提到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现象：女性在公共场所常常感到害怕。她们受到惊吓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但是，官方统计女性所遭遇的暴力程度明显与她们的恐惧情绪不匹配。这一悖论甚至已经引出这样的结论——女性对犯罪的恐惧是非理性的。
这在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公共安全新闻里可见一斑。每当讨论涉及性别维度，不少人便会摆出理中客的姿态，认为公共空间的暴力问题并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同样会遭到暴力威胁，甚至还会举出相关统计数据作为例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当我们提到不安时，这层不安并不单是由新闻报道的曝光度或统计数据中的数字所构成，它来自于实际的生活经验——在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发生前，女性每天都要面对令人感到不适的男性行为。小到被不怀好意地上下盯视、被莫名其妙搭讪并追讨微信，大到在拥挤的公车上被故意身体擦蹭、到站之后被尾随……这些行为无法被统计为明确的犯罪，但它们构成了一张以恐惧值为度量标准的城市心理地图。
在上文提及的佟新与王雅静的研究中，当女性被问及出行安全挫折的经历时，“有24.6%的武汉女性受访者和19.3%的乌鲁木齐市女性受访者分别报告了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遭遇过的88例和62例性骚扰，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车内，也有发生在车站、地下通道和街道的多个案例。男性陈述有性骚扰遭遇的比例为0。男性在回答此问题时多噗嗤一笑，不以为然。”
而当公共空间的性骚扰发生时，不仅存在漏报，还存在缺少上报程序的问题。“关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对于可疑包裹，大多数官方部门似乎都设置了清晰的标识，告诉人们发现时该如何处置）。然而，有时缺少标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恰当的程序。” 佩雷斯在书中说道。
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女性在出行的人身安全方面存在更高风险，会发生什么？无论是在《看不见的女性》中所收录的研究数据，还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它们无一例外地表明，这一状况导致了女性对出行时间和出行范围的自我控制。
更为吊诡的是，由于官方统计数据中存在明确的性别数据缺口——一方面没有关注女性出行时具体的安全需求，另一方面又因为忽视/低估了女性的安全需求而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出行中的性别规划，这使得女性被迫只能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通常的办法是避免晚归和避免前往预感危险的地方”。
这并非不可改变。佩雷斯认为，出行规划的性别数据缺口问题由来已久，当城市规划者未能考虑性别时，公共空间就被默认为男性空间。但如果规划城市时考虑到女性的照护责任——例如维也纳所做的，改良十字路口并加装标识，为方便婴儿车和自行车增设坡道，加宽1000米的人行道路面，并改善人行道的照明状况。同时，考虑到女性面临的性暴力威胁——例如搜集女性的安全需求数据，提供足够的男女专用厕所，在公交车站安装适合女性的安保设施等，不仅能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从长远来看也可以节约资金。
职业发展：才华偏见，如何将女性排挤出去
提起工作中的性别歧视，我们经常聊到的包括但不仅限于职场性骚扰、母职惩罚、就业歧视、薪资不平等、缺乏晋升机会等。但在文章接下来的这部分，我们想要聊一聊职场中更为隐而不显的偏见，即所谓的“才华偏见”是如何被构建的？同时，经由“才华偏见”，我们还能发现女性是如何被系统性排挤出职场权力的中心。
众所周知，科研领域，或者学术界，并非象牙塔，要想获得晋升，发布的论文数量与影响力是其中的关键指标。只是，从投送文章的一开始，男女就朝向不同的命运。我们不妨就此引述《看不见的女性》中所列举的几项研究结论：
“女性作者的论文在双盲评审中更容易被接受，或者得到更高的评价。”
“女性被引用的次数整体少于男性。”
“在过去的20年里，男性自我引用的次数比女性多70%——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引用其他女性作者。”
“女学者如果被当做男人，被引用的次数是相反情况的10倍以上。”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越往这座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浙江大学的王立铭教授曾在2016年展开过一项调查，在他统计的1000多个教授样本里，女教授只占二成，即使在传统认为“适合女生”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占据的席位依旧不超过三成。
更为隐形的不平等还隐藏于所谓的“才华偏见”之中。一方面，相比男性科研人员，女性还承担了更多管理工作——一项普遍被认为没有研究有价值的工作。在佩雷斯看来，女性被迫承担价值较低的工作，这种不平等又因为工作考评系统而加剧。
另一方面，在招聘过程中，除却明目张胆标明只招聘男性或是隐含育龄筛选的招聘条款，佩雷斯从各类研究中发现，为女性写的推荐信会强调教学而非研究，包含更多令人生疑的表述，而且不太可能出现“非凡的”“杰出的”等形容出众的词。在推荐信中，女性的勤奋更容易受褒奖，比如“努力工作”。问题是，同样的褒扬之词用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意义却全然不同。例如，男性的团队精神被认为是一种领袖品质，但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词让她看起来像一个追随者。
“才华偏见”正是在学校期间就被灌输给学生的。佩雷斯指出，最近的研究发现，如果教科书中的配图里出现女科学家，女生的科学课成绩会更好。所以，为了不再让女孩认为才华不属于她们，我们只需停止对女性进行歪曲描述。以计算机科学为例，编程最初被视为女性的游戏，但如今被认为的程序员的刻板印象却是：孤僻的怪才，社交技能很差，不讲个人卫生。这样的刻板印象不仅加剧了对于女性不适合计算机领域的偏见，同时对此类天赋之词的执念不过是在美化一个具有偏执特征的年轻男性样板。
科研领域还只是社会这座大冰山的一角。在大部分职场里，更多女性所面对的是一种被玛丽·比尔德称之为“特里格斯小姐问题”的情境。这幅刊载于30年前《笨拙》杂志上的老漫画戏仿了开会现场漠视女性意见的名场面：“特里格斯小姐，你的建议棒极了。或许在座男士们中的哪位乐意将它提出来。”
按照比尔德的说法，这种“拒绝去听她说了什么”的做法由来已久。追溯历史，从奥维德的《变形记》到《圣经》，不断有关于女性声音被剥夺的记述。“可怜的伊娥被朱庇特神变成了一头母牛，因而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只能发出‘哞哞’声；而饶舌的宁芙厄科（Echo，回声）受到惩罚，从此她的声音不再属于她自己，成了机械地重复别人的话的工具”。与此相关的，女性的高音调嗓音经常被描述为带有“妇人气的怯懦”，而男性低音调的嗓音则是男子气概的体现。哪怕到了今天，“低沉浑厚的男性嗓音天然与‘深刻’联系，而当人们听到女性的嗓音时，他们不会将其听成一种具有权威的声音”。
有两种例外情况：她们可以捍卫自己所在群体的特殊利益，或彰显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换言之，她们只被“锁定”在这个范畴里——尽管这一空间也可能随时被剥夺。当她们试图踏入男性的“地盘”，就注定经历磨难。典型的例子便是女性公众人物所遭受的“政治虐待”，小到言语侮辱，大到死亡威胁。近期英国作家J.K.罗琳因为为鲁西迪遇刺发声而遭遇死亡威胁的新闻即为一例。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细大不捐地关注这些进入了男性地盘的女性处境时，不难发现，相比并肩而站的男性，当她们犯了错误时，也更容易受到苛责。在《应得的权利》一书中，作者感叹道：“我们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如果一个我们喜欢或尊重的女人让我们失望，哪怕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被原谅的事情，她还是会受到惩罚——往往是被那些自以为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人惩罚，他们认为自己对她的惩罚只是她罪有应得，而不是以道德说教为名在实施厌女行为。相比之下，她的男性竞争对手却不会受到如此苛刻的要求。”
而玛丽·比尔德也在《女性与权力》的最后指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她们“更难成功”，而且当她们搞砸了自己的工作时，也会遭到更严苛的对待。如果让她现在从头开始写这本书的话，她表示会将更多的篇幅用来捍卫女人（至少是偶尔）犯错误的权利。
同样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更容易遭遇排挤与威胁？在佩雷斯看来，问题仍旧出在性别数据的缺口上。威胁意味着恐惧。而部分男性的恐惧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生活在男性声音和男性面孔的环境之中。除非我们填补了这一性别数据的缺口，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才不会再把公共领域视为理所当然的“我”的地盘。
医疗健康：你的疼痛，并不是臆想出来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女性的身体。
大部分前往医院的女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你向医生诉说身体不适引发的疼痛时，或者在接受治疗时因不忍疼痛而喊出口时，迎向你的也许是一句：有那么痛吗？是不是心理作用？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有二：你的身体没有你说得那么痛；你大喊疼痛是因为你忍不了痛。于是，你可能就此沉默，在下一次去往医院的路上，心里平添一丝恐惧和怀疑。哲学家Kristie Dotson（克里斯蒂·多森）将此类沉默称之为“证言窒息”（带有胁迫性的自我沉默），“因为听者怀疑或抨击说话人的能力，说话人最后只能被迫保持沉默”。
典型的例子还有孕妇的身体。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中，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艾莉斯·马利雍·杨（Iris Marion Young）谈及孕妇的就医体验时提到，以产科医疗对孕妇的介入而言，孕妇本人最清楚她的身体感知，但这感知主体却无法成为发言主体，反而成为超声波胎儿摄影与各项侵入性手术的客体。
否认女性的身体感知/经验，往往还伴随对女性主体经验的扭曲。在有关疼痛体验和治疗问题上，医疗研究者黛安娜·E.霍夫曼和安妮塔·J.塔齐安曾在论文《哭着喊痛的女孩》中写道：“在医学文献中，女性常常被描写为‘歇斯底里、情绪化’，这使得医生更多地把她们的疾病诊断为由心理原因引发，认为她们容易情绪波动。因此，有慢性疼痛的女性患者与相同情况下的男性患者相比，更可能被诊断为‘表演型障碍’。”
两位研究者还发现，尽管在受到相同刺激的情况下，女性可能比男性略微多地感受到疼痛，但女性在表达疼痛时依旧得不到和男性相同的治疗：“包括腹部手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和阑尾切除术，男性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止痛药物治疗（有时候是出于体重的考量，这是正确的）。在阑尾切除术中，女性往往会被注射镇静剂而不是止痛剂。这种倾向不只是限于成年病人。对于手术后自诉有疼痛感的男孩和女孩，医生会给男孩开可待因，而给女孩开醋氨酚（美国市场上的一种温和型非处方止痛药，类似于泰诺）。”
以上种种问题，都指向医疗中的女性身体。它们与女性不同阶段/状态的身体经验有关，也与漫长历史上医学系统对于女性身体数据的忽视、扭曲、偏见有关，更与女性因此而遭受过的痛苦、甚至生命代价有关。对此，一个直白的答案，如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在1992年出版的《对女性的误测》中所总结的：“男性的身体就是解剖学本身。”
在《看不见的女性》中，佩雷斯也指出，多年来医学教育一直把重点放在男性的“标准”上，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发现，人体的每个组织和器官系统都存在性别差异。这点不仅体现在医生的培训方式上——大量医学教科书上都缺少女性身体的数据，同时体现在我们对于许多疾病的研究和认识上。
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怀孕的身体。艾莉斯·马利雍·杨认为，妇产科临床上将月经、怀孕、更年期视为需要治疗的特殊状况，其概念基础恰恰是医学的健康概念中所内含的男性偏见。在西方医疗史上，主流的健康模型假定正常、健康的身体是稳定的、均衡的、不会改变的。而身体状况规律、显著或是激烈的改变，正是成年女人身体正常运作的一种面向。医学却隐隐将不变的成年男性身体概念化为所有健康状态的标准。
医学中的性别数据缺口，还可能对女性的健康带来不可估计的风险。由于孕妇长期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我们缺乏关于药物将如何影响她们的可靠数据；以用于治疗从焦虑到癫痫等各种病症的药物安定（Valium）为例。数十年来，这一药物一直被积极地推销给妇女，然而，2003年的一篇论文指出，有关这一药物的临床试验却从未测试过女性。
事实上，根据佩雷斯的爬梳，由于女性在临床试验中存在系统性的代表不足，“大量现有药物对女性的具体影响完全未知”。因此，如果研究人员依旧忽视将雌性动物和女性细胞纳入研究，女性正在死亡，而医学界则在助纣为虐。
而一切的起点就是：我们需要停止将默认的、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认知为客观的。我们需要意识到，如佩雷斯所言：“未能收集到有关女性及其生活的数据，就意味着我们继续正当化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歧视——与此同时，我们却似乎根本看不到这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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