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歆父子年谱》读后

《刘向歆父子年谱》开篇就说《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八条，着重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所谓“刘歆遍伪群之说”与“《周官》非为王莽篡汉所作”。根据刘巍的概括，事实上钱穆整篇文章主旨约有四端：

1推翻刘歆遍伪群之说（针对《新学伪经考》廖平《今古学考》）

①时间、②伪造方式、③伪造动机与目的

2论证《周官》《左传》皆先秦旧籍

①《周官》“五岳”说《汉郊祀志》已有； 依《周礼》设官员始于平帝非王莽

②《左传》“五帝有少皞”说、《左传》之说西汉时已经很多人引

3王莽篡汉为历史发展自然趋势

禅让论公羊家三世说已有；复古礼制西汉已有；理财厚生为王莽锐思求治

4今古之分东汉以前未彰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尊今抑古、廖平《今古学考》今古学势同水火皆出于清末。

刘巍的概括已经将全文最核心的要点指出。但在刘的概括之外，尚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在对话《新学伪经考》过程中，也顺势揭示了康有为的这些论调事实上是对清儒方苞、姚际恒的继承。

文章本身的优点是非常多的。首先最基础也最解决问题的，恰恰是钱穆对时间线索的敏锐抓取。晚清民初今古文两派学人争来争去，学者间还不时炫技谩骂，最后却彼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学老师用最基础的时间梳理法给打的落花流水。1891年《新学伪经考》刊布后，刘歆伪造古文经帮助王莽篡汉的历史叙述，到1930年钱穆这篇文章发表，可以说一直占据着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包括这个文章为什么会寄给顾颉刚，也是顾颉刚在去钱穆所在中学做完讲座吃饭时无意说到自己要在大学课上讲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钱穆是用后来邓广铭所谓的史学研究四把钥匙（职官、地理、年代、目录）中的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表面上是通过刘向刘歆生平行宜的爬梳，去回应与反击廖平康有为以来的观点。但是读了全文后便会发现，钱穆并未局限于刘向刘歆。事实上是以刘向、刘歆和王莽三个人生平为主要线索，从刘向出生到王莽之死，同时又有扬雄、韦玄成、匡衡、张竦等人为辅助线索，通过一条条年事的梳理，逐渐呈现出从西汉中后期昭宣元、成哀平六朝以及王莽代汉的新朝中103年的经学与政治自然演化过程，按时间脉络梳理清楚，使得廖平、康有为的观点一个个不攻自破。思想史、哲学史中很多讲不清楚的问题，往往回到最基础的研究方式中，也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对史料不盲从的态度。《刘向歆父子年谱》最核心的材料来源其实就是《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刘向刘歆传和《汉书》叙录之前的《王莽传》。如果对读《汉书》，不难发现钱穆在排列这些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并没有被班固的记载牵着走。尤其是《王莽》部分的讨论，钱穆往往是先借助史料梳理年事，然后随着事件之间的逻辑，又反过来纠正班固的一些记载。当然这个过程中《汉书本纪》《资治通鉴》不同于《汉书》的记述，对钱穆纠谬提供的线索帮助很大。在钱穆那里，研究不是材料的附庸，而是问题与材料两者之间的互动。这种做法要比当下只会将材料当做固化的死文本的研究无疑是高明的多，而钱穆的做法，事实上已经是在近一百年前了。

随着钱穆研究方法的讨论进而生发出的一个问题，便是经学在民国时期的生存状态，或说经学与史学在近代学科洗牌这样的大背景下的存废问题。钱穆自己也讲到“治经不能不通史”，“经今古文”本质上是一个经学问题，晚清常州学派兴起之后一直到清末的章太炎康有为，经学今古文的斗争是这一时期清代学术的主题。魏源、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从经学本身的角度对经今古文问题有很多的阐发，但最后都没有达成令今文经古文经两派都满意的结果。而这一问题的初步解决，可以说是在钱穆在的手中通过史学化、或者说经学史化的处理方式而达成的。似乎从这一时期开始，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式与民国以来不断加强的史学研究，逐渐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包括说今天的经学研究本质上也是经学史的研究，继续依托史学维持学科自身的生计。

当然伴随出色的学术卓识，钱穆此文亦有尚可商榷处：

首先便是此文是站在古文经的立场还是实事求是不分今古的立场？按钱穆自己后来集结成书书名中的“平议”二字而言，当然是不分今古的。但是跳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去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对常州学派、对魏源、对康有为的评价似乎都有失偏颇，这些人在清代学术史中都是今文学阵营的。所以钱穆“平议”背后不分今古的求真相态度，恐未必可信。

其次，钱穆在文中不止一次（整个文章看下来印象中看到过三四次），用反问的语气对话康有为，为什么不说“《汉书》也是出于刘歆伪造”，这个说法在时间上当然不成立，刘歆死的时候班固还没出生。但我们在看《汉书》史源构成的时候，《汉书》中《天文志》（三统历）《艺文志》等等不少内容确实是直接照录于刘向歆。结合王莽当时明堂辟雍南郊北郊的祭祀典礼制定，刘歆都是王莽团队的核心成员。故而文中例如用《郊祀志》的做法，便可能存在问题。诸如《郊祀志》等被钱穆用作证据的史源，有没有有可能确实是来自刘歆的记录？（《郊祀志》1周公居摄建明堂辟雍的记录2平帝和王莽传所占的篇幅）。按照这个思路去看15页“宣帝神爵三年”下面一条，钱穆根据《汉书郊祀志》论证“五岳之说见于宣帝前而非刘歆伪造”，是不是就不能够成立呢？

事实上很矛盾的一点，一方面钱穆对《汉书》材料的运用，比对《汉书》原文不难发现，其实非常之谨慎。但与此同时，用《汉书》作为核心材料以证明，钱穆亦有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味道，毕竟探寻新汉嬗代史，离这段历史最近的史料似乎也只剩《汉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