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式的沉思》为何需要一部导读作品？
如果想深入了解、学习胡塞尔的哲学，就离不开对他的哲学原著的研读。但是，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胡塞尔的原著有多艰涩难读。尤其是《笛卡尔式的沉思》原文论述过于言简意赅，专题讨论所涉内容铺陈过大，专门术语缺乏说明，等等。这些问题让你迫切需要一本既能够帮助降低阅读难度，又不失精准的导读作品。《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正是基于这一目标而写的。本书对《笛卡尔式沉思》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风格简洁明快，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沉思》的艰涩烦杂。今天的文章来自《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一书的前言，作者向我们介绍了《沉思》一书以及胡塞尔的生平，更重要的是为何我们需要这样一部导读作品。
《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前言
《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是胡塞尔（Husserl）被最为广泛阅读的著作，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该书短小简洁，平装本随处可得，而它的副标题—“现象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则向我们允诺了现象学的可通达性。
然而， 作为这样一部导论性的著作，它必须被判定为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最为惹眼的是，虽然胡塞尔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发展出一套专门术语来表达他的哲学，这些术语在《沉思》中也反复地被使用，但他通常并不勤于向读者解释它们的意义。
此外，该书的言简意赅事实上也影响了它的可通达性。因为胡塞尔的哲学精深复杂而又涉及广泛，它的各个部分交错衔接而密切关联。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即使他在文本中仅仅着力于关注几个基本问题，他也仍然不得不反复提及其思想的其他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
这种情形在胡塞尔这里尤其令人难过，因为他的哲学的最重要的、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方面之一就是他在分析特定主题时所孜孜以求的深度。只有在最后那篇专门探讨一个单独主题的沉思中，读者才得以对胡塞尔著作所普遍具有的深刻性特征窥得一斑。
甚至抛开所有这些因素，《笛卡尔式的沉思》也远远不尽如人意。胡塞尔毕生都在为有效地向公众引介现象学这个问题而殚精竭虑。因为他坚信，不仅现象学是哲学研究的真正出路，而且投身于现象学也需要哲学家本人的决断，正如他在某一处所说的，这种决断类似于宗教的皈依（Crisis，140［137］）。
因此，胡塞尔一再地为引导读者做出这种决断的最佳方式而烦心焦虑。《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第一篇沉思的表述并不能说是他的最佳方式之一。但至少基于这些原因，一本关于此书的指南可能会被证明是有用的。
由于《笛卡尔式的沉思》自身的不足，我在写作这本指南的过程中不得不反复提及胡塞尔的其他著作，以此来充实《沉思》中频繁出现的难以令人满意的表述。唯有如此，这本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导论才能成为胡塞尔曾对《沉思》本身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它应该是关于一般的先验现象学的适宜的导论。
撰写这本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导论性著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胡塞尔成熟时期的一部著作。它写于1929年，距离胡塞尔79岁的逝世之期还不足十年。这也构成了一个理由，至少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如此，因为在主宰那个世界的所谓哲学 的“分析传统”中，大多数关于胡塞尔著作的讨论都聚焦于其早期哲学。
这主要是因为，在 20 世纪初期胡塞尔变成了一名观念论者，这一哲学立场是为绝大多数的“分析哲学家”所根本不容的，稍后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因此，胡塞尔在这个时期之后的工作都遭到了冷遇。这既是不幸的，亦是愚蠢的。
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胡塞尔在其中期、晚期所不得不说的大量内容都可以独立于那个形而上学问题而予以评价。之所以不幸，是因为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流逝而极易变得深奥复杂，胡塞尔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有时候我会就胡塞尔立场并未发生本质改变的某些问题而谈及他的早期著作，但是，本书无疑是他成熟哲学的导论：如他所称的先验现象学的导论。
《笛卡尔式的沉思》是胡塞尔在巴黎，更确切地说是在索邦大学的笛卡尔阶梯教室（Sorbonne’sAmphithéâtre Descartes）（用德文） 做的两篇演说的扩充版。虽然胡塞尔这些演说的扩充版的法文译本在1931年就已经付梓出版，但是德文版本却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得以问世。
这是因为，胡塞尔在与助手欧根·芬克（EugenFink）的合作中，随着他继续研究这些演说，他所设想的扩充演说的计划进一步深化，他要撰写一部能够全面彻底阐述其哲学的鸿篇巨制。在1930年，当胡塞尔说它“将是我毕生的主要著作”，待它完成之日，他将能够“平静地死去”时，他所指的就是这部已经计划好的著作（Schuhmann 1977，p. 361）。
然而，不久以后，他便放弃了这项计划，转而集中精力撰写另外一部泱泱巨著，从而为其哲学提供一种迥然不同的导论。然而，后来的这部著作尚未完成，胡塞尔便于 1938 年与世长辞了。不过，在他去世后，大量尚存的手稿被编辑出版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通常被简称为《危机》（The Crisis）。这是一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紧张积极的哲学生涯的最后一枚硕果。
埃德蒙德· 胡塞尔（Edmund Husserl）于1859年4月8日出生于摩拉维亚（Moravia）的普鲁斯尼茨（Prossnitz）（今捷克共 和 国［Czech Republic］的普罗斯捷约夫［Prostejov］）。在中学时期，他的数学成绩就十分优异，数学也成为他在大学期间攻读的专业（在学习了三个学期的天文学之后）。
他最初去了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ofLeipzig），在那里通过参加一些哲学讲座而与威尔海 姆·冯特（WilhelmWundt）有了短暂的接触。在莱比锡期间，他成为托马斯·马塞瑞克（ThomasMasaryk）的密友，后者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的首位总统， 而在当时，他只是维也纳大学（Vienna）哲学系弗朗兹·布伦塔 诺（Franz Brentano）的一名学生。
1878 年，胡塞尔转入柏林大学（UniversityofBerlin），师从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和克罗耐克（Kronecker）。胡塞尔证实，正是前者“唤起了我对数的根本依据的兴趣”，从他那里，胡塞尔获得了“我的科学进取的气质”（Schuhmann 1977，7）。
1881 年胡塞尔转入维也纳大学，他的朋友马塞瑞克仍然住在那里。虽然胡塞尔起初仍然继续从事着他的数学研究，并且提交了一篇数学博士论文，但是，他也参加了布 伦塔诺主持的哲学课程，正是布伦塔诺首次使他坚信，哲学也能够按照“非常严格的科学”精神来进行（Schuhmann 1977，13）。这使胡塞尔面临着投身于数学还是哲学的抉择。他说，最终促使他投身于后者的动力“蓄积于势不可挡的宗教体验之中”（同上）。
于是，胡塞尔参加了更多的由布伦塔诺主持的课程，二人最后变得足够亲密以至于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及其妻子共同度过了为期三个月的暑假。在维也纳期间，由于受到马塞瑞克的影响，胡塞尔细致地研究了《新约 》（New Testament）。1886 年，他受洗加入了福音（路德）教派。在布伦塔诺的推荐下，胡塞尔最终离开维也纳而转到哈勒（Halle）大学，师从哲学心理学家卡尔·施通普夫（Karl Stumpf），于是此人开始对胡塞尔产生巨大的影响。
正是在哈勒期间，胡塞尔获得了他的首个大学聘职。在这个时期，胡塞尔的哲学工作主要聚焦于数学哲学和逻辑学，他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ithmetic）于 1891 年问世。
然而，胡塞尔的哲学视域拓展得十分迅速，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他出版了洋洋巨著《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这是他第一部举世公认的经典之作， 其涵盖范围远远超过了书名之所及，正是在该书中，胡塞尔本人看到了现象学的“突破”（正如他在该书的第二版前言中所指出的）。《逻辑研究》发表后不久，胡塞尔就转到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 接受了该校哲学系的一个教席。
在新世纪之初，胡塞尔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危机之中，尽管发表了《逻辑研究》，但他仍然对难以为人类关于知识的主张提供任何正当的辩护而深感绝望。他竭力摆脱这一认识论窘境的结果，成为他的哲学生涯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他变成了一名观念论者，信奉他所尊崇的“先验”观点。我们在本书中所主要关注的，正是胡塞尔在其哲学生涯的这个转折点之后所钻研的哲学，而《笛卡尔式的沉思》正是这一哲学的成熟表达。
在20世纪的前十年，胡塞尔没有发表任何著作，但是，他新发现的哲学视野从这时起已经在他的课程中初现端倪，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当属 1907 年的“五次讲课”（Five Lectures）了 —今天以《现象学的观念》（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为 题 出版， 同时还有一系列相关的演说—今天以《事物与空间》（Thing and Space）为题出版。
从这个阶段开始，胡塞尔也首次开始对我们的时间意识的本质进行不懈的研究，这个主题可能会耗尽其毕生的精力。1911年，他在《逻各斯》（Logos）杂志发表了题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一文，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宣言的性质。
然而，直到1913年， 胡塞尔的第一部全面详尽地表达他现在所称为的“先验现象学”的著作才与世人见面：这本书的题目让人望而生畏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c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Book one），即我们熟知的“《观念Ⅰ》”。这是胡塞尔的成熟哲学的首次主要表述。
从那时起直至去世，胡塞尔的思想在方向上并没有更多根本的变化，有的只是他对他自己认为的哲学真正路径的日益深入的探求。在此期间，《观念》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在深思熟虑之中，而且绝大部分已经诉诸笔端，但是它们并没有在胡塞尔在世期间出版。事实上，除了一两篇文章之外，直至 1920 年代末，胡塞尔没有发表任何作品。
然而，正如他的手稿所表明的，这个阶段（事实上，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前不久）是胡塞尔的一个高强度的哲学活动阶段。实际上，在胡塞尔手稿中发现的著作可谓是他所创作的最重要的著作，虽然这一点仍存争议。幸运的是，这些作品在《胡塞尔全集》系列中逐渐得以重见天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向那些负责这项仍在进行中的工作的孜孜不倦的胡塞尔研究者深表感激。
1916 年胡塞尔转到弗赖堡（Freiburg）大学，接受了那里的哲学教席，虽然在 1923 年他被邀请接受德国最负盛名的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教席，但他还是留在了弗赖堡，直至去世。1928年胡塞尔退休成为荣誉教授。
在弗赖堡大学的教学生涯中，胡塞尔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其中，他对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青睐有加，寄予厚望。1927 年，两人联手为《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现象学”词条几易草稿，虽然最终的版本几乎没有显示出一点儿海德格尔的影响。
一年后， 海德格尔接替了胡塞尔的哲学教席，他也出版了一套胡塞尔在此前二十年即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十五年之后关于时间意识的著作选集。然而，就在第二年，另外一本书《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问世了，胡塞尔用数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该书。此时，胡塞尔的助手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也在负责把胡塞尔的几篇关于“先验逻辑”的手稿整理出版。
这项计划是由兰德格雷贝通过与胡塞尔协商，按照《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来更新并扩充手稿的，它一直持续到胡塞尔逝世。这部著作最终以《经验与判断》（Experience and Judgment）为题于1939 年在布拉格（Prague）出版，然而，承办的出版社由于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很快就倒闭了。
虽然胡塞尔早在前一世纪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然而随着纳粹分子势力的抬头，作为一名犹太人，胡塞尔的生活变得艰难不堪。由于当地法令，胡塞尔于1933年4月14日被强制休假，驱逐出校。虽然这条法令很快就被废止，但是胡塞尔，这位真正的日耳曼爱国主义者，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遭受到的最大侮辱（Schuhmann 1977，428）。
在此之后，他实际上被排斥在了学校生活之外。而且，马丁·海德格尔此时作为学校校长，也断绝了与 他的所有联系。几年之后，德国政府拒绝允许胡塞尔应邀去巴黎的国际笛卡尔大会做主要发言。1937 年 8 月胡塞尔因患胸膜炎而重病缠身。在弥留的日子里，他对照顾他的护士说，“我作为一名哲学家而生”，“我也将努力作为一名哲学家而死”（Schuhmann 1977，488）。1938年 4 月 27 日 5 时 45 分他就这样地离开了。
弗赖堡大学 哲学系仅有一名教员哥哈特·里特（GerhardRitter）参加了在两天后举行的胡塞尔遗体的火化仪式。胡塞尔去世以后，他的手稿被梵 · 布雷达神父（Fr H. L. van Breda）偷偷运出德国，在比利时的卢汶（Leuven，Belgium）他建立了第一所胡塞尔档案馆，在那里， 分类整理胡塞尔浩繁的哲学遗产。我为惠允参考那里尚未出版的胡塞尔的资料以及在本书中引用它们而向档案馆以及档案馆主任鲁道夫·伯纳特教授（Prof. Rudolf Bernet）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