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东亚海域中的「境界人」空间：读村井章介《中世日本的内与外》

村井章介的交通史学特点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克服单一民族国家和天皇制王朝国家历史观的视角，将朝鲜半岛到江南沿海再到九州的东亚海域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研究，又不同于西嶋定生文化圈意义上的“东亚世界”（村井曾经批评西嶋的东亚文化圈论有僵化的倾向），村井在自述文章中强调发现“所属模糊”的境界集团和琉球这种“异民族”，从东亚海域交流史的角度考察日本中世的形成与发展。虽然有一些理想化的观点在今天的学术发展看来需要修补，但本书的视野和方法对东亚海域研究者的基础认识形成而言帮助很大。在本书中，村井先通过“境界”与“净秽同心圆”的概念为我们勾勒出中世日本的边界观，以及对天竺、震旦的憧憬与对半岛的蔑视观，联系起一套“神国观”。如果要说全书的关键词，无疑是中世东亚海域的“无边界化”与“境界人”概念。

一

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什么是内与外”这个问题。近代国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泾渭分明”，近代国家通过两个事物约定了边界：一个是地理上的条约边界，一个是对人的近代国民概念。于是，内就是这个国家领土上或者这个国家国民有关的事物，而外自然就是外国的事物。内外之间有着明确的分界，除了极少数情况，并不会随意混淆，而跨越内外的事物，有着国际规则与国际准则进行约定。并且有一个常识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前近代的身份认同是具有流动性和模糊性的，并不像近代这样非此即彼，前近代的海域边界也是“空间化”而非泾渭分明的线状的。比如，对于中世以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海域为生活场所的人们来说，倭服是共通的着装，倭语是共通的语言。他们通过穿倭服，讲倭语，从所属的集团当中脱离出来，这些游离者的归属意识在不同情境中都往往产生混淆。到了近世，日本和朝鲜之间进一步在地图上明确了各自的大致边界，并建立了完善的外交联络机制和漂流民送还机制，海域间活动的人们曾经模糊的认同也逐渐被明确化和规范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无法用近代标准的身份归属视角去看待当时这些海域中跨越了境界的“境界人”们。而我们从村井的问题意识还可以延伸出其他问题：东亚海域交流中，以往来于海域之间、熟悉不同地域文化的禅僧群体为代表的寺院力量与东亚海域交流以及贸易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例如，池内敏指出，室町时代的京都五山丛林被定位为负责外交文书制作的教养团体。由于外交文书的“解读和编写需要高度的汉诗、汉文知识”，室町政权不仅根据禅僧的语言、学力任命外交使节，而且把外交文书的编写业务也交给禅僧，而禅僧也成为了东亚海域中的“外交官”。村井章介在其著作『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中也提到，中世东亚海域交流中的禅僧因汉文基本素养而通常扮演着外交官的角色，13-14世纪可谓“渡来僧的世纪”。贸易方面，禅寺也有着密切参与。关于元日贸易中天龙寺营造船的史料记载这个典例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作为足利尊氏为后醍醐怨灵和日本南北朝战争中的战没者“镇魂”而修建的天龙寺、为寺社营造料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唐船、吸收了南宋宁波寺庙“水陆大会”形式的室町幕府祈祷仪式，都是体现东亚海域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经典例子。

村井通过平清盛时代的宋日贸易，让读者了解一片跨越海域境界的区域与一群与大陆、半岛、列岛都存在关系的“境界人”来展现这一时期东亚海域的流动性；通过对高丽武人政权与镰仓幕府的比较研究来分析二者发展的历史异同；通过元日战争分析期间的神国观与朝鲜蔑视观；接受明朝册封的足利义满及南北朝-室町时代明日的经济联系与朝贡关系；从前期倭寇组成情况分析东亚海域中这群超越族群语言界限而组成的新群体以及对马岛这个日本的边界在日朝关系中起到的一种“共同臣属”的中继作用。藤田明良认为，朝鲜发动“己亥东征”（日本称“应永外寇”）的背景还包括朝鲜王朝的沿海政策。，因为朝鲜王朝试图消除朝鲜沿岸到对马岛一带广泛存在的多族群“境界人”杂居状态，将这一海域纳入国家统治范围，但最终没有实现这一目的。而对马宗氏愿意臣服与朝鲜、成为庆尚一州，考虑的只是双重的主从关系，并未意识到这是日朝间国交的大事。村井还追溯了从蒙古袭来开始的日朝双方彼此在文化上的偏见形成，对于认识日朝关系中的观念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

村井提出了“境界人”的概念，东亚海域交流中有许多无法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解释的东西，跨越国境的“境界人”便是如此：他们没有身份的明确归属和认同，操着好几种语言，与来自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大陆的伙伴同舟共济。他们的活动将国家和族群的归属变得模糊，对“境界”领域进行了统合，创造出一种“跨越国境的空间”。而“境界人”也成为各国间交往交流的媒介。中世到近世之间，东亚海域中曾经活跃着许许多多这样的跨境集团：朝鲜的洪吉童海盗集团、日本肥前的松浦党、14-15世纪以来大大小小的前期、后期倭寇海上集团（后期如五峰船主汪直和各种闽浙沿海境界集团势力），以及中世末期到近世初期形成的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海寇集团。这些海上集团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族群组成，体现的特性正是超越了“境”的模糊人群。万历时期浙江的漂流民案“熊普达事件”便是一个例子：琉球人、华人与日本人同乘一船，又因供出劫掠行为而被认为是“倭寇”，最终在琉球使臣的解释下才得以澄清。学者渡边美季指出，这也说明了当时中世海域的地理边界在七岛（吐噶喇群岛）一带已形成灰色地带，琉球港市存在琉球人、日本人（主要是七岛众）、华人（商人）混居并乘船的情况，而地理和身份边界在中世海域中具有模糊性，往往呈现出空间性，并非是近代时被精确的地图明确的线状标准。正如村井指出的那样，在此“境界”空间中的人们，身份归属意识是多样性的和多层次的。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研究东亚海域贸易时，曾经提出以网络为要素的原理：网络原理连结贸易港／贸易都市，形成物品、人员与金钱的流动。它不仅是促使多个网络之间相互结合的手段，也因网络原理存在于更基底而可以看到物品、人员和金钱的流动。越境的人群不是基于原本所属的境界范围，而是基于物品、金钱和人员的流动形成的“无所属”人群。在讨论历史上某个海上集团的时候，或许可以通过主导者的出身明确其原本所属的地域，但越境的模糊的海上共同体本身是不具备归属的。要判断海上共同体的性质，更多应该基于其赖以生存的航线、贸易圈以及交易货物等要素来定义，才能够更准确掌握其实貌。

在17世纪明清战争后的东亚区域秩序变化中，东亚海域中的中日朝越等国都以自己为中心发展树立的内外关系秩序，日本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宽永锁国”的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对内管理的程度并重构了对外交流的格局，并逐步从中世的“无边界化”向近代边界意识发展。中世东亚海域的「无边界化」，随着东亚海域的潮水涨退，在海洋秩序的变动中，形成了近世日本内外的新格局。

三

中世日本社会的原理是“自力救济”和“无缘·公界·乐”，村井章介的东亚海域史研究可谓给中世的东亚海域也指出了基本原理。中世东亚海域中流动的人群具有身份模糊性，中世的东亚海域也如同“公界”一般：西日本海岸活跃着各种“海贼”，要求往来船舶“进献”给神明的贡物，但他们往往有自己的地域组织。而东亚海域中的“海贼”则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是一个在海域中融合形成的集团，认为自己是海域中形成的“境界”中的人。可以说，中世社会的原理与中世海域的原理都有着“自力救济”和“共同体”性格。而在这片尚未形成近世明确边界的海域上，形成的共同体则是身份认同模糊的。那么，近世的海域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换呢？

黑嶋敏这样形容近世日本的海洋：“中世的海洋是明亮的，近世的海洋也不是黑暗的”。无论是面向海外的四个窗口，还是近世日本海岸间的物流运输网络，都各自支撑了江户日本各方面产生的商业繁荣现象。在江户日本的海禁体制下，海域的边界被明确化，海上的“境界人”在近世公仪的管理下消失，近世日本海域的许多“海上武士团”也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北前船”等廻船商人。网野善彦归因于农本主义为基础的幕藩制社会，黑嶋敏则指出，这是由于新的“德川公仪”改变了中世以“自力救济”为原理的海域，将日本沿岸海域纳入了幕藩制国家的管理下，海洋无法成为中世活跃的“海上武士团”的活动空间，而是成为近世社会重要的物流交通方式。近世“境界人”们的活动场所也不仅仅是“四个窗口”，许许多多的漂流民也在海域亚洲中意外地跨越了境界。

村井在这本讲义中提出的“境界人”概念，同样是打开东亚海域研究的钥匙。中世日本的内（国家）与外（外部事物）之间存在一个“无边界”的跨越国境的空间和一个跨越国境的人群“境界人”。中世的海域尚未形成明确的边界，跨越海域和国境的人们创造出了“跨越国境的空间”，这也便于理解“倭寇”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本书中的日宋僧人交流性质问题和庄园内密贸易论等课题，在今天仍是值得商榷的内容，但足以了解村井的东亚海域交流史框架，适合入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