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醪秋心

春醪秋心 ——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华招魂 我读梁遇春也算得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去年初冬乱翻《春醪》，印象最深的便是《春朝一刻值千金》——历数睡懒觉的种种好处：“赏心悦意的早晨是一天快乐的先导。迟起不单是使我天天快活地开头，还叫我们每夜高兴地结束这个日子……现在春天到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五六点钟醒来，就可以看见太阳，我们也可以醉也似地躺着，一直躺了好几个钟头，静听流莺的巧啭，细看花影的慢移，这真是迟起的绝好时光。能让我们天天都多躺一会儿罢，别辜负了这一刻千金的‘春朝’。”读罢此文身心陶醉，便愈发坚定了迟起的决心，九点以前绝无起床之理，并且心安理得日日如此，后被祥叔授予“迟起艺术家协会终身成就奖”，不可不归功于梁兄所给予的强大精神支持。 废名曾经评价：“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梁兄写的散文大抵都相当合我胃口，谈谈文艺叙叙想头，随随便便兴到笔流，仿佛也不见架构不事雕琢，很是一派闲散的文人风度。他自己文章里也说到“写完了上面这一大段，自己拿来念一遍，觉得似乎有些意思。然而我素来和我自己写的文章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也”。再看看他给《醉中梦话（二）》所拟的小标题—— 一，才子佳人信有之 二，滑稽和愁闷 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文学史 四，这篇是信笔写去，信口开河，所以没有题目 五，两段抄袭，三段牢骚 瞧瞧末两个，足见梁兄属文随便，大有今日闲人写博客之姿态。 其实在他的文章里总可以读出这样一层意思来：一切都要随着自然的性情才好。比如他所盛赞的流浪汉精神便是这番情状：“他们整天随遇而安，倒也无忧无虑，他们过惯了放松的生活，所以就是手边有些钱，也是胡里胡涂地用光，对人们当然是很慷慨的。他们没有身家之虑，做事也就痛痛快快，并不像富人那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酒是大杯地喝下去，话是随便地顺口开河，有时也胡诌些有趣味的谎语。他们万事不关怀，天天笑呵呵，规矩的人们背后说他们没有责任心。……他们是大个顽皮小孩，可是也带了小孩的天真。”想来这也是梁遇春理想之境界，所以他是不愿做与自己为难的事情的，写文章自然也是如此。“一个作家抓着头发，皱着眉头，费九年二虎之力作出来的东西，有时倒卖力气不讨好，反不如随随便便懒惰汉的文章之淡妆粗衣那么动人。所以有好多信札日记，写时不大用心，而后世看来倒另有一种风韵”。（《醉中梦话（一）》）他受英国essay的影响很深，小品文好像只是茶余酒后、炉旁床侧的家常絮语，并没有俨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气，所以很能够分明地将作者的性格烘托出来。有时候觉得他的散文是蜿蜒舒展的清浅溪流，形态自然，灵光泛动。废名说：“我知道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镜子一样，把什么都收藏得起来。”梁遇春在文学史上诚然称不上大才，然而确是一个妙人。 初读《春醪》有如一树春花，是青年人勃发的姿态，就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意高举乘到杯缘的春醪畅饮。”然再细一读，却分明看到了笑涡里的泪——不可解的郁结与愁苦。我想这怕也是中国千古文人不可脱的情节，由于过分的心灵关照不免耽于其中，自为寻愁觅恨。 梁遇春的一生算得顺畅，1906年出生在福建闽侯县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8年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1922年毕业随即赴上海报考北京大学英文学系预科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预科学习两年后即升入本科，1928年毕业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翌年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实际生活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阅历，反而是书本提供了更多并且更为深刻的经验。梁遇春天资丰厚，涉猎极为广泛，可以说是在书本堆里炼出了他的一颗玲珑剔透心，如此敏感如此多愁。他仿佛很是喜欢一些伤感的情愫笼罩——“我听说悲哀是最可爱的东西，只有对生活有极强烈胃口的人才会坠涕泣血，滴滴的眼泪都是人生的甘露”。（《“失掉了悲哀”的悲哀》）“在这本无目的的人生里，若使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目的来折磨自己，那么最好的目的是制作‘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的心境。”（《破晓》） 《又是一年春草绿》的开头写到：“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却是春天。夏的沉闷, 秋的枯燥, 冬的寂寞, 我都能够忍受, 有时还感到片刻的欣欢，灼热的阳光, 憔悴的霜林, 浓密的乌云, 这些东西跟满目疮痍的人世是这么相称, 真可算做这出永远演不完的悲剧的绝好背景”。我想，与其将这段文字看成对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批判，倒不如当作他自我感情的投射，倘若梁兄身处和谐盛世，也未必不会生出这般悲情来，深究之大抵还是出于心灵的忧郁。 两通《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也颇有些这样的意思，虚设一个秋心（就是他自己罢了）还要去劝导对方。“我也是个失恋的人，不过我是对于自己的失恋，不是对于在我外面的她的失恋”。失恋也拿出来玩票，这真真是文人的可爱性情了。二十一岁的他便心怀畏惧地写起“夫妇中间失恋的痛苦”，称“这种肺病的失恋是等于受凌迟刑……这种精神的死亡才是天地间唯一的惨剧”。（《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再看他致友人石民的信：“这几天里，弟心中只摆了一个‘死’字，觉得世事真太无谓了，一切事情几乎都是同弟现在所办的‘工’一样无味的”。其实他在北大图书馆有安定的工作，翻译书稿又得些稿费，大不了受一些生活上细琐事情的烦扰，然而竟已觉得世事无谓，正所谓“闲愁”乎？近观今日学生也算得上生活安逸，然而亦颇爱自怜，伤感盛行，大抵是心灵纤弱的年轻人的通病。这在一般人的眼里就近乎于矫情了——然而文学又哪能少得了矫情？心思缱绻暗伤流景，用文艺的眼光看待周遭，为现世的生活打上一层柔光，才会有手头这卷性灵文章。 梁遇春也曾解析过自己的性格，谓之“Sentimental有余，Passionate不足”（致石民信）。Sentimental为何？他在《无情的多情与多情的无情》中有过此番回答——“心里总是微温的。他们寻找的是自己的享乐，以‘自己’为中心，不知不觉间做出许多残酷的事，甚至于后来还去鉴赏一手包办的悲剧，玩弄那种微酸的凄凉情调，拿所谓痛心的事情来解闷销愁。”而Passionate便是扎扎实实地投到人生里头。文章虽谈的是爱情，却也可看作广义的人生态度。他在信中说：“这样的人老是过着灰色的生活，天天都在‘小人物的忏悔’之中，爱自己，讨厌自己，顾惜自己，憎恶自己，想把自己赶到自己之外，想换掉一个自己，可是又舍不得同没有勇气去掉这个二十几年来形影相依，深夜拥背的自己，结果是自己杀死了自己。”他深陷于自我的漩涡，矛盾，纠结，挣扎又不免怯懦，过分的自视甚至有些作茧自缚的意味了。他自道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也常在玩弄或者吐唾自己这种心性”（《破晓》），给朋友寄一张很喜欢的相片，“脸上没有一线笔画分明的轮廓，这指出我意志力的薄弱，而那种渺茫地欲泣的神情，是很能道我的心曲的”。 于我的理解，梁遇春骨子的悲哀其实可以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做最契合的解释——“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这样一个梁遇春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下仿佛就显出些不合时宜，与政治是完全的隔离，也甚少提及社会现实问题，与朋友的通信也往往谈诗论文，道些生活琐碎，仿佛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姿态。而此时，相当一部分作家正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社会批判与时代精神的构建中，且不论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随感录”作家，即便是典型的人生派散文大家朱自清也创作了《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等作品。 这一对比总让我想起昆德拉在《笑忘录》中的一段话—— “有一天夜里，周边大国的坦克侵入了他们的国家。这事情是如此令人震惊、令人恐慌，以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还能够去想其他的事情。是八月份，他们园里的梨子熟了。一个星期前，妈妈邀请药剂师来摘梨子。但是药剂师没有来，也没有道歉说为什么没来。妈妈不能够原谅他，这让卡莱尔和玛尓凯塔很恼火。他们指责她说，大家想的都是坦克，而你，想的是梨子。后来，他们搬走了，在他们带走的记忆中，妈妈心胸狭窄。 可是，坦克真的比梨子重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卡莱尔领悟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像他一向以为的那样显而易见，他开始暗自对妈妈的视野有了某种好感。在妈妈的视野中，前景是一个大梨子，背景上稍远的地方，是一辆比瓢虫大不了多少的坦克，随时可以飞走并且消隐到视线之外。哦，是的！实际上妈妈是对的：坦克是易朽的，而梨子是永恒的。” 坦克可以理解为国家事件与社会现实，而梨子则强调个体存在。坦克是易朽的，而梨子是永恒的，意味着放弃宏大叙事而把关注的目光投注于个人。对艺术而言，它本身的价值应该高于它的社会功用。而文学则应该更多接近那些具有恒久性的话题，探求人本身的问题，如此则无论光阴流转，社会大环境如何变迁，后人还能从中发现心意相契之处。就说梁遇春，正由于他某种程度上的“出世”，作品几乎看不到明显的时代烙印，因而在几十年后，读者诸君还能够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而当时社会派散文作为思想的载体，更多是价值取向上的意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诸如此类的文章时至今日还有多少文学性的价值呢？文学的过分“入世”不可不说是对于自身艺术性的一种损害，它的光亮更容易随着时代的流逝而逐渐淡化，电影戏剧等等都是如此。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立下文学应当为国家服务的规矩，完全把文学政治工具化，而事实上昆德拉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