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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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谢克里的故事教人忍俊不禁。
你看——格利高尔和童年好友阿诺尔德建立了一个“AAA行星消毒公司”,开始营业,但是他们所承接的满心以为能从中大赚一笔的业务却让他们吃尽苦头,在《幽灵五号》里他们被自己想象出来的怪物追杀;在《运输牲畜》中他们绞尽脑汁好歹将三种本来根本没办法同处在一样环境中的动物运送到了目的地又受垄断公司的积压而被拒收货物;在《忠实的救生艇》中他们被一艘古代星际大战中遗留下来的救生艇当作本族战士加以“全力救护”,关在舰内叫天不灵叫地不应……这是多么招人喜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儿童化了的成人形象——机智灵活、自以为是、乐观轻松、满不在乎的小幽默,没有一点矫情造作。
罗伯特•谢克里的故事就是这样,篇幅短小内容却很丰厚,有着充满冒险色彩的戏剧化情节,语言简洁明快,文风质朴自然,亲切可爱。调侃笑语中蕴含智慧的幽默与现实关怀,而与儿童经验衔接所产生的天真未凿的稚拙童趣则使他的故事有着温暖的亮色,以浪漫自由的想象力将读者带进一个富有想象、梦幻和灵感的新世界。
罗伯特•谢克里的作品往往处理的是冷峻而尖锐的题材,故事发展中又涉及到种种严肃的话题——政治、战争、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冲突等等,但作者没有板起面孔来正经八百地说教,而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娴熟地运用夸张、戏謔、戏拟等喜剧手段,在夸张变形的叙述中丑者可笑、恶者滑稽。他以单纯明朗的儿童视角关注现实,而这种单纯明朗的目光却更能超越事物的表象而直达本质真相。
《杀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寓言故事,涉及“文化冲突”的重大命题。为了应付地球母星特派员的视查,从来不知犯罪为何事的新吉拉维星人们按照流传下来的地球古书建起了监狱、教堂与学校,选派了警长,并委派渔夫汤姆担当“罪犯”的重任,发给他代表合法杀人权力的“杀人证”,以“真正的遵循地球的习惯和传统。” 渔夫汤姆的“犯罪”开始了,他的一系列遭遇借助夸张、滑稽甚至闹剧式的场景叙述以轻松明快的幽默与嘲讽生动地表现出来——“村民都想亲眼见识见识偷窃,因为这是遥远地球母星上的奇异风俗习惯,真是闻所未闻。所有的人都扔下买卖不顾,专心观察汤姆的每个细节。”主人公不时的内心剖白更是令人忍俊不禁,童真的善良纯净自然坦率与成人世界里的虚伪、欺瞒、谎言形成鲜明对比,新吉拉维星球恬静安宁的乌托邦般的生活正反衬出充斥地球文明的贪婪、伪善、残暴、阴险和野心。“杀人证”的颁发使得两种文明的对立凸现出来,被嘲笑的不仅是杀人这种形为,更是这种行为背后无形的思想体系与文化背景。
在这里,有意思的是罗伯特•谢克里对于星际殖民题材科幻小说的讽拟。地球母星在长期战争后与长期失去联系的殖民星球新吉拉维星一取得联系便说道“银河系不能有异星人的地位,毫无例外!同样也不应存在和我们人类不同的任何文明。我们必须这样来治理帝国,不能允许各行其是,要建立秩序,不惜任何代价!……不允许任何偏离准则的现象,任何激进的行为,例如自由意志,自由恋爱,自由选举等等都在严禁之列。我们对所有异己的事物决不手软,在移民地将建立起铁的纪律。……”这“官腔官调”的措辞方式实际上就是作者对“星际殖民”的所做的评论。传统的星际殖民题材科幻小说往往鼓吹地球向外星球殖民所带来的现代的、进步的、文明的图景,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延伸。《杀人证》正是通过放任不羁的想象提出了一个“殖民文化”的“反题”,讽刺机锋直指狂妄自大的地球文明,有力抨击了建立在压迫与不公基础上的星际殖民,驳斥挖苦了为星际殖民行为做正面陈述的话语表达方式与意识形态。
这样的讽拟同样出现在《欢迎仪式》、《怪物》等涉及“文化冲突”的作品中,而在《我的密探》中这种深层的狂欢性因素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我的密探》直接取材于冷战时期的社会现实,但在这里,间谍战被游戏化了——那些被作者以夸张的手法凸现出来的无孔不入的间谍们既没有007的神通广大,也没有现实争斗的残酷血腥,他们笨拙的间谍行径,连被监视的主人公看了都替他们着急。文章不仅充满喜剧效果,也是极富社会意义的,作者在文章中辛辣地嘲弄了愚蠢自私、无能多疑的官僚权力集团,他们以国家利益为名义欺骗压迫民众,正如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所嘲笑的那样“布置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明明苦于应付,却用事情的重要性来夸大铺张。整个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也好,阴谋也好……它们有点象孪生姐妹。”文章结尾,密探们放弃了做间谍,与被监视的主人公共同生活在充满田园之美的异星球上,与地球生活的黑暗窒息形成了鲜明对比。
James Sutherland在English Satire中论述说,滑稽幽默(the comic)与讽刺(the satirical)的区别正在于讽刺的标志是对所述状况“不能接受、拒绝容忍”,从而激发大众的变革之心。儿童性是罗伯特•谢克里作品的重要特征,尖锐深邃的讽刺却是其灵魂所在。作者让读者看到了可笑的事物叫人笑不出来的那一面,那些彼此参照的内容使读者隐约意识到人类自身不可避免的劣根性。而对人性的怀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评是密不可分的,在《大狩猎》、《第七个猎物》、《到地球取经》、《清除服务》、《绝对武器》中,现实的丑恶与病态、社会风气的暴虐腐化、社会的不公与罪恶昭然若揭。
这个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老人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一个个饶有意趣的故事,他的故事是幽默的、惹人发笑的、平易通晓的,同时又是关怀现实性、批判的、充满讽刺与嘲弄锋芒的,他内在承接了欧洲自古希腊阿里斯托芬以来的喜剧批判精神,在朗然的嘲謔嬉笑中表明着立场,正如莫里哀所说:“通过令人发笑的描绘,抨击本世纪的恶习。”他的讽刺深刻却不刻毒,尖锐却不尖刻,关怀现实而不激进不绝望,通透的灰色幽默中教人看出作者满满一腔暖意和爱心。
你看——格利高尔和童年好友阿诺尔德建立了一个“AAA行星消毒公司”,开始营业,但是他们所承接的满心以为能从中大赚一笔的业务却让他们吃尽苦头,在《幽灵五号》里他们被自己想象出来的怪物追杀;在《运输牲畜》中他们绞尽脑汁好歹将三种本来根本没办法同处在一样环境中的动物运送到了目的地又受垄断公司的积压而被拒收货物;在《忠实的救生艇》中他们被一艘古代星际大战中遗留下来的救生艇当作本族战士加以“全力救护”,关在舰内叫天不灵叫地不应……这是多么招人喜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儿童化了的成人形象——机智灵活、自以为是、乐观轻松、满不在乎的小幽默,没有一点矫情造作。
罗伯特•谢克里的故事就是这样,篇幅短小内容却很丰厚,有着充满冒险色彩的戏剧化情节,语言简洁明快,文风质朴自然,亲切可爱。调侃笑语中蕴含智慧的幽默与现实关怀,而与儿童经验衔接所产生的天真未凿的稚拙童趣则使他的故事有着温暖的亮色,以浪漫自由的想象力将读者带进一个富有想象、梦幻和灵感的新世界。
罗伯特•谢克里的作品往往处理的是冷峻而尖锐的题材,故事发展中又涉及到种种严肃的话题——政治、战争、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冲突等等,但作者没有板起面孔来正经八百地说教,而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娴熟地运用夸张、戏謔、戏拟等喜剧手段,在夸张变形的叙述中丑者可笑、恶者滑稽。他以单纯明朗的儿童视角关注现实,而这种单纯明朗的目光却更能超越事物的表象而直达本质真相。
《杀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寓言故事,涉及“文化冲突”的重大命题。为了应付地球母星特派员的视查,从来不知犯罪为何事的新吉拉维星人们按照流传下来的地球古书建起了监狱、教堂与学校,选派了警长,并委派渔夫汤姆担当“罪犯”的重任,发给他代表合法杀人权力的“杀人证”,以“真正的遵循地球的习惯和传统。” 渔夫汤姆的“犯罪”开始了,他的一系列遭遇借助夸张、滑稽甚至闹剧式的场景叙述以轻松明快的幽默与嘲讽生动地表现出来——“村民都想亲眼见识见识偷窃,因为这是遥远地球母星上的奇异风俗习惯,真是闻所未闻。所有的人都扔下买卖不顾,专心观察汤姆的每个细节。”主人公不时的内心剖白更是令人忍俊不禁,童真的善良纯净自然坦率与成人世界里的虚伪、欺瞒、谎言形成鲜明对比,新吉拉维星球恬静安宁的乌托邦般的生活正反衬出充斥地球文明的贪婪、伪善、残暴、阴险和野心。“杀人证”的颁发使得两种文明的对立凸现出来,被嘲笑的不仅是杀人这种形为,更是这种行为背后无形的思想体系与文化背景。
在这里,有意思的是罗伯特•谢克里对于星际殖民题材科幻小说的讽拟。地球母星在长期战争后与长期失去联系的殖民星球新吉拉维星一取得联系便说道“银河系不能有异星人的地位,毫无例外!同样也不应存在和我们人类不同的任何文明。我们必须这样来治理帝国,不能允许各行其是,要建立秩序,不惜任何代价!……不允许任何偏离准则的现象,任何激进的行为,例如自由意志,自由恋爱,自由选举等等都在严禁之列。我们对所有异己的事物决不手软,在移民地将建立起铁的纪律。……”这“官腔官调”的措辞方式实际上就是作者对“星际殖民”的所做的评论。传统的星际殖民题材科幻小说往往鼓吹地球向外星球殖民所带来的现代的、进步的、文明的图景,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延伸。《杀人证》正是通过放任不羁的想象提出了一个“殖民文化”的“反题”,讽刺机锋直指狂妄自大的地球文明,有力抨击了建立在压迫与不公基础上的星际殖民,驳斥挖苦了为星际殖民行为做正面陈述的话语表达方式与意识形态。
这样的讽拟同样出现在《欢迎仪式》、《怪物》等涉及“文化冲突”的作品中,而在《我的密探》中这种深层的狂欢性因素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我的密探》直接取材于冷战时期的社会现实,但在这里,间谍战被游戏化了——那些被作者以夸张的手法凸现出来的无孔不入的间谍们既没有007的神通广大,也没有现实争斗的残酷血腥,他们笨拙的间谍行径,连被监视的主人公看了都替他们着急。文章不仅充满喜剧效果,也是极富社会意义的,作者在文章中辛辣地嘲弄了愚蠢自私、无能多疑的官僚权力集团,他们以国家利益为名义欺骗压迫民众,正如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所嘲笑的那样“布置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明明苦于应付,却用事情的重要性来夸大铺张。整个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也好,阴谋也好……它们有点象孪生姐妹。”文章结尾,密探们放弃了做间谍,与被监视的主人公共同生活在充满田园之美的异星球上,与地球生活的黑暗窒息形成了鲜明对比。
James Sutherland在English Satire中论述说,滑稽幽默(the comic)与讽刺(the satirical)的区别正在于讽刺的标志是对所述状况“不能接受、拒绝容忍”,从而激发大众的变革之心。儿童性是罗伯特•谢克里作品的重要特征,尖锐深邃的讽刺却是其灵魂所在。作者让读者看到了可笑的事物叫人笑不出来的那一面,那些彼此参照的内容使读者隐约意识到人类自身不可避免的劣根性。而对人性的怀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评是密不可分的,在《大狩猎》、《第七个猎物》、《到地球取经》、《清除服务》、《绝对武器》中,现实的丑恶与病态、社会风气的暴虐腐化、社会的不公与罪恶昭然若揭。
这个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老人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一个个饶有意趣的故事,他的故事是幽默的、惹人发笑的、平易通晓的,同时又是关怀现实性、批判的、充满讽刺与嘲弄锋芒的,他内在承接了欧洲自古希腊阿里斯托芬以来的喜剧批判精神,在朗然的嘲謔嬉笑中表明着立场,正如莫里哀所说:“通过令人发笑的描绘,抨击本世纪的恶习。”他的讽刺深刻却不刻毒,尖锐却不尖刻,关怀现实而不激进不绝望,通透的灰色幽默中教人看出作者满满一腔暖意和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