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站起身，高声说：“中国要与世界作战，这不是要断送江山社稷吗？”

这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所写的回忆录，很生动。

比如叙述慈禧的御前会议：

慈禧太后在会议开始时说：“外国势力以一种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的方式恐吓和迫害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与所有外国人战斗到底，以挽回我们在世人眼中的‘面子’。我们满人的王、公、贵戚和各级大臣官员，无论贵贱，都一致决定要与洋人拼个你死我活，我赞成他们的爱国抉择，特向众卿宣布这一消息，期望诸位为国尽忠。”

随后的程序带有几乎所有中国人议事的特点，每个人都唯唯诺诺，生怕承担责任，尽量不开口；或者，如果必须要表达个人意见，那他就要设法压倒所有反对意见，甚或进行人身攻击。前驻俄公使、中东铁路公司督办许景澄请求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因为与所有国家对抗是不现实的。对此，刚毅反驳说，这次与洋人开战与以往不同，现在有刀枪不入的义和拳。

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对刚毅的义和拳刀枪不入的说法提出质疑，说他在前一天亲眼目睹了义和拳袭击公使馆的事件，看到了冲突现场散落着他们首领的尸体，每具尸体上都有一两颗子弹穿过，这怎么能说义和拳刀枪不入呢？慈禧打断了他的话，说他一定是弄错了，他所看到的不可能是义和拳的尸体，而是不法之徒的尸体。此言一出，众人立刻哑口无言。

曾侯恳求说，如果一定要打仗，那也要在一个有利的地方打，而不应在北京打，首先应该对公使馆表示尊重。有些大国对中国完全友好，我们有必要同他们都开战吗？除了最近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那桐，其他满人都一心要开战，当那桐恳求不要开战时，他所有满洲同僚纷纷指斥他是个叛贼。不过，那桐又接着说，如果一定要开战，那也应该在沿海地方打。

那桐奏陈时，慈禧怒目相向，似乎期望刚毅出来反驳，刚毅建议派反对满人政策的那桐和许景澄去阻止西摩联军北上，因为许景澄是一个讨外国人喜欢的外交官。提出这一建议是希望战争把他们灭掉。

皇帝陛下没有参与辩论，但当看到就要做出同所有外国开战这一致命决定时，他出言恳求皇太后重新考虑同所有外国开战的问题，称一旦打起来，议和就无望了，国家社稷将毁于一旦。慈禧太后没有理会他的恳求，会议在满人指斥汉人的喧闹声中结束，满人官员们指斥汉人官员是大清的对头和叛贼。那桐和许景澄被迫承担阻止西摩远征军这一徒劳无益的差事。但他们到了丰台，被义和拳拦截下来。义和拳根本不管他们是什么官还是什么钦差，强令二人去他们设的神坛，等待神灵裁获是要判二人死罪还是要听一遭训斥，丢人现眼回去复命。最后，他们被释放了，但是被警告说，如果还坚持要做劝阻西摩远征军这个差事，就砍下他们的头。闻听此言，他们屈辱地踏上了回京城的路。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似乎每天都有一次御前会议。据称，慈禧太后在其中一次会议上出示了一份虚构的外交使团的信函，要求指明一地让中国皇帝居住；要皇帝重新执政，尽收天下钱粮，执掌天下兵权。面对外国公使团这封信函，据说慈禧太后十分激动，大声呼吁群臣为“江山社稷”各矢忠君爱国之诚。至此，群臣再无他言，均表示要同心报国。

光绪皇帝皇宫（乾清宫）

又比如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之死：

外交使团会议一结束，德国驻华公使立即在翻译官柯达士(Cordes)先生的陪同下，乘坐平时乘坐的官轿赶往总理衙门。经台基厂胡同通过法国公使馆东部到长安街，转而向东至哈德街，就到了单牌楼下。数天以来，人们就看到一群群的士兵站在附近，但是这次他们没有特别注意。 在单牌楼以北几百码的地方，正对着总部胡同口一个地方的巡捕房附近大约有三十名士兵。后面的柯达士先生看见那个戴着有一颗白钮扣和一根羽毛的帽子的军官，稍稍向其余的人另一边走了一步，突然向公使的轿子放了枪。公使在轿子里一动没动，毫无疑问，他当时就被打死了。柯达士先生立刻站了起来，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大腿上挨了一枪，伤得很重。要不是他站起来，子弹就会穿透他的头骨。轿夫们即刻放下轿子逃走了。清军那边骑马的侍从见状迅速跑向总理衙门报告刚刚发生的事情。柯达士先生鼓起勇气，拼尽全力逃走。 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他后面有一群士兵，他们立即向他开枪。他向北跑去，进入街道右边的第一条小巷，从那里经过几条迂回曲折的小巷，向至少三分之一英里外的美以美会大院跑去，手持长矛的清军士兵追赶了一段距离。当他第一次看到一张外国人的脸时，随即失去了知觉。他立刻被带进院落，由通州的盈亨利(Ingram)医生照料他的伤口，碰巧盈亨利医生这时就在附近，他认为痊愈的可能性很小。考虑到那么多人袭击追赶和严重的伤势，他能逃回来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 枪杀克林德公使这一事件，骇人听闻，制定国际犯罪法的那些人未曾想到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项罪行。此时北京所有外国人，不管是在公使馆内，还是在外国人控制的矩形区域，抑或在美以美会大院里，很快都得知了这一极其重大的悲剧消息，并随即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清政府绝对的背信弃义行为已经大白于天下。因此，所有人都打消了在任何中国人护卫下离开北京的念头。就此而论，德国公使的死亡确实是一种替代性的牺牲，拯救了在北京的所有其他外国人的生命。 清军军官枪杀克林德公使的当天下午，总理衙门厚颜无耻地发急件给德国公使馆，说有两个德国人在枪杀案那条街上走，首先向人群开枪，遭到回击，其中有一人毙命，想知道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针对总理衙门这封急件，德国公使馆自尊地回复说：恕不奉告。一位友好的中国大臣收敛了克林德公使的尸体，据说这位大臣受到指控，收敛克林德的尸体即其罪状之一，几周后被执行死刑。

另外，两位头脑清醒的重臣殉道，让人扼腕：

一道日期不详但显然是7月28日的上谕指出，两位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即挑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关系)，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为整肃朝纲，使诸臣时怀敬畏之心，即行处死（慈禧显然是受了刚到北京的李秉衡的蛊惑，盛怒之下处死了两位大臣。许景澄是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中学总教习，曾任中国驻俄公使，是一位开明的人。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御前会议上，皇帝从御座上站起身，伸手抓住了许景澄的衣袖，高声说：“如果中国要与世界作战，这不是要断送江山社稷吗？”听了这话，满洲贵族们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有人大声说许景澄抓住了皇上的手，并当众斥责许。许景澄吓环了，挣脱了衣袖，赶紧后退。就在同一天，据报道李秉衡到了京城，第二天，许、袁二人被处决。他们真正的罪过在于敢于反对在端王等鼓噪下的慈禧太后的疯狂举动，尽力寻求某种缓解困局的方式，在于所谓私下访问外国驻华公使馆讨好外国人，在于安葬暴尸使馆街上的德国公使)。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杀死两位总理衙门大臣显示了中国实际统治者的脾气，他们丝毫没有缓和局势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