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
《致命爱人》一书的作者简·蒙克顿·史密斯（Jane Monckton Smith）教授是一名英国犯罪模式学家（Forensic Criminologist）。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1975年《性别歧视法》颁布之后加入警察队伍的她，之所以致力于对家庭暴力、情感操纵（coercive control）、跟踪骚扰以及亲密伴侣凶杀案等领域的研究，正是由于刚获得警员资格时的一次难忘出警经历：
她很有可能不到十八岁，一言不发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给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包围着。她被一把可以碎石子的重锤砸到了头。她的男朋友——也就是袭击者——在我们所有人抵达之前，逃离了现场。这位姑娘一个劲儿地望着地板，沉默，一动不动。鲜血顺着她脖子后面滴落，流到了地毯上。医护人员正试图说服她和他们一块儿去医院就诊，可是她无声地拒绝了，没有什么能劝得了她。
我们看得出来，她没有丁点儿打算帮我们去投诉那个袭击她的人。因此，我们把她留在那儿了，孤身独坐，注视着血迹斑斑的地板，去处理我们那些愈发急迫的事情。我、警长，还有医护，都无能为力，沮丧不已。
“为什么？”我记得我问了警长，“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我理解不了。”
“习惯吧，”警长叹息着答道，“她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所说的她们，是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不是一个冷情冷心的人：家暴受害者的行事做派和“正常”人不同，这种看法并不是由于缺乏同情心，而实在是他拥有太多次家庭暴力的接警经验。他习惯了看到受害者拒绝救助，太多地一次又一次。他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假定作为一个成年女子，她有能力也可以选择站起来离开。他很可能还以为，站起来离开会使她从家暴和施暴者那里解脱出来，使她获得自由与安全。所以他认为这个人，以及别的跟她一样的人，并不像任何正常人会去做的或者理应去做的那样行事。
那一夜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年轻的姑娘，可是我从未忘却她。她为什么拒绝救助，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她的行为，还有她男友的行为，都是理解家庭暴力、情感操纵以及亲密伴侣凶杀案的基础。
从那一夜之后到如今的三十余年间，史密斯教授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与研究，帮助执法与刑事司法系统更好地理解家庭暴力犯罪，并设计出可以打击犯罪的方法。她的工作相当多样化，包括帮助警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评估威胁与风险，为英国内政部做凶杀案流程审查，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和追溯悬案，以及为更有效地遏止凶杀案而设计干预措施。她在为法医编写报告的时候，发现自己仍然在设法回答那些年还在当警察时听到的问题。“她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呢？”“如果真的那么糟糕，她肯定会一走了之的吧？”“难道她不在乎她的孩子吗？”“为什么她不同意起诉？”这些问题与“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异曲同工。她在试图阐释人们的行为时，参照的出发点是大多数人都会根据他们认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所以比起问“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不上救护车对她最为有利？”在那个晚上促使那位年轻姑娘拒绝救助的原因，与刺激她的袭击者拿起重锤挥向她脑袋的原因是同一个。这一模式与过去数十年间她所见过的数百起亲密伴侣凶杀案联系在了一起。
情感操纵往往难以察觉、令人费解或隐蔽至深。它可能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但这并没有使它在实践中易于识别或得到理解。史密斯教授的工作就致力于找到方法，使得个人、慈善机构、警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人们常常假设受害者和施暴者双方都是冲动的、丧失了理性的思考，以此来解释情感操纵、家庭暴力和凶杀。凶手往往被视为丈夫、男友或情人的身份，而不是危险的罪犯。还有假设认为：要么凶杀得到了遏制，不会危害更广泛的群体；要么在某种程度上杀戮是有理由的。这两种看法在《致命爱人》的作者看来都是错误的。家庭暴力和更广泛的犯罪存在关联，家庭暴力也和其他形式的凶杀存在关联，并且在许多案件中有不止一名伴侣被杀害。
于是她与警察和其他专业人员、凶杀袭击幸存的受害者、凶杀案受害者的家人以及凶手本人进行了交谈；读取了医疗记录、调查档案、日记、短信、社交媒体、受害者的信件以及凶手写的信件；听了已故女性求救的电话录音，看了闭路电视监控里凶手在犯罪前后的画面。她通过研究四百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构造出凶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丈夫、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研究发现，凶手往往遵循情感操纵的模式。借由指认和识别这些模式，就可以追踪潜在受害者的风险及其是如何逐渐升级的，可以更早地洞见变化，预防悲剧的发生。
她把这种逐渐升级的风险分为八个阶段，称之为“凶杀时间轴”。以下是每一阶段的显著特征：
第一阶段 操纵和跟踪的历史：发生在两人相遇并确立关系之前。了解对方是否之前就有过操纵他人的历史，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有极强控制欲的人。
第二阶段 旋风般的承诺：当一个有操纵欲的人发现了想要交往的对象，他们会试图迅疾地推进这段关系。操纵者期待的是迅速获得对方对自己一辈子的承诺。
第三阶段 生活在操纵之中：操纵者通过嫉妒法则和忠诚法则让伴侣生活在操纵之中。嫉妒法则表现在严重限制伴侣自由；忠诚法则要求伴侣拒绝外界“不良影响”，只听从操纵者一人。
第四阶段 触发：触发阶段即操纵者感到自己认为理所应得的东西正在发生改变。伴侣提出分手是操纵者感到权力感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五阶段 升级：在这一阶段中，操纵者会为了防止变化发生而无所不用其极：乞求、哭泣、侮辱，甚至以自杀相威胁等方式都屡见不鲜。跟踪骚扰也是家常便饭。
第六阶段 想法的改变：操纵者开始相信必须毁掉受害者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他们从试图挽留伴侣保持关系转变成为防止伴侣离开而决定将其杀害。
第七阶段 计划：大部分凶手都对谋杀做了计划，这无疑戳破了“一时冲动”“激情犯罪”的虚假神话。从分手到杀人之间的平均时间是一个多月。
第八阶段 凶杀：这类凶杀往往伴随着持久暴力。这一过程充满愤怒：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受害者大多在生前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操纵和虐待。
《致命爱人》中详细阐释的这一“凶杀时间轴”挑战了关于家庭凶杀案是“一时冲动”“激情犯罪”的辩解。这样的借口数十年，甚至是数千年来，主导着人们对这类凶杀案的主流认知。如今我们欣慰地看到，围绕这一问题的想法正在转变。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越多，就探讨得越多；维护凶手的“激情犯罪”的辩解之声就会变得越来越弱。搞清楚时间轴的各个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推动相关问题的探讨，挑战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有助于人们互相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