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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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说过，想要在政治世界生存，就必须拥有内在力量，认清世上有些事只能依靠暴力解决。
话语无法赋予道德绝对的正义性。
政治主体组成世界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区分敌人与战友的过程。
划分敌友的过程，产生了国家等政治主体。
韦伯在著作《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政党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实体”。
用一种暴力取缔另一种暴力，从而在暴力中分出“合法”与“不合法”。这项运动支撑着国家的存在。
刀狩令想要实现的，是将百姓手中持有的、能够独立解决纷争的个体武装力量与权力自由，逐渐集中到一统天下的统治阶层手中。让百姓自觉放弃暴力权力，将它拱手让给新的统治势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暴力权力在丰臣秀吉掌权时开始趋向一元化，近代国家的形态已经萌芽。
刀狩令颁布后，国家依然让民众持有最低限度的权力，以便他们自卫防身。
刀狩令仅禁止百姓的佩刀权，武士们依然不受约束。直到1876年，明治政府颁布的佩刀禁令，才真正从法律意义上确立了统治阶层的专有暴力权。
国家操纵暴力从人们手中获取了钱财。将暴力变为钱财，是税收最形象的解释。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上暴力权力的唯一源泉，是因为国家握有能够制服社会中其他任何暴力的物理力量，并宣称那些暴力是违法的。
国家最初就是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认为自己正确、清廉的人，反而会在不知不觉间多出一份危险的残酷。
对自己的道德标准深信不疑的人也有一定危险性。
只要出现围绕土地或事物的所有权纷争，就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孕育国家的运动。
很多人更愿意从道德层面看待问题，因为那样更简单，暴力问题尤其如此。
国家能够使暴力脱离以暴制暴的死循环。（通过法律的调控予以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