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还是败坏?——献给索尔仁尼琴
案头一直摞放着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两年来时断时续读了又读。断,是由于文字过于沉重而深刻,心灵难以一次性承载过多的负荷,不得不浮上水面深呼吸,才能蓄足气力再次下潜。而每一次下潜都在内心的最深处积蓄力量,这种力量叫做良知。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俄罗斯的良心”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今天,2008年8月4日,老人远离尘世而去了,幸而良知仍然随他留下的文字而继续布道人间。
不得不声明,它不是一本小说,更不适合消遣。小说所依赖的是想象力,然而人类的行为有时候会超越想象力的阈值。我猜想更多的人读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即便是这样一本将想象力发挥至极致的小说,它的出拳仍然显得绵软无力,而且偏离要害。当然这并非奥威尔的过错,毕竟他只是在西班牙的战壕里与苏联“老大哥”有一面之识,毕竟他没有机会亲自领教斯大林同志的五十八条,毕竟古拉格群岛的故事并非一个思维正常、良心未泯、对社会尚抱有一丝美好希望的人所能想象的——除非一个人曾经真实地经历过,并且足够幸运地活下来,更重要的是他的良心并未因此而泯灭——很幸运,在流入古拉格的水流中,确有这样的几个幸存者,其中最勇敢而顽强的斗士之一便是索尔仁尼琴。
全书一百四十万字,共分七部,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劳改营生活画卷”。有些章节是生动的,比如描述作者自身经历的部分;有些章节可能略显枯燥,因为需要大量引用统计数字和文件记录,毕竟历史就是如此;还有部分章节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堆砌材料,在历史废墟之上应当建起反思的纪念碑,而这才是精髓之所在 ——
《古拉格群岛》的卓越价值并非对迫害历史的详尽记录,而是在于揭示社会制度对于个人心灵的“改造”以及良知在绝境中的挣扎。
在所有的章节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三部第十九章“泽克民族”、第四部第一章“向上”以及第四部第二章“还是败坏?”。吃不饱穿不暖,只有西伯利亚永恒的冬天和泰加林中没有尽头的一般劳动,也只有当环境的严苛程度迫近生存的底线时,人类的动物本性才会得到最大地释放从而迅速转变为“泽克民族”,至于良心,“留在档案里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凡是不能够迅速转化为“泽克民族”的只有被无情地淘汰,古拉格堪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大规模的实验基地,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同志又一次战胜了他的老对手希特勒。在这里,只有“泰加林法则”是可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是的,确实很令人惊讶,为什么累积千年的人类社会美德竟然在瞬间崩坏: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销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沙拉莫夫)
答案也许是这样的:他们没有退路,或者背叛而活下来,或者忠诚而死去,这是名副其实的囚徒博弈,赌注是自己的生命,更要紧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会再有了,快做出选择吧!没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难道“活下去”不是最根本的诉求吗?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也就是以别人为代价。“今天该你死,明天才轮到我”,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是的,还有。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向右走——你将失去生命,往左走——你将失去良心。”
失去生命,这也算是一个选择吗?是的。
“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向上攀登,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是的,没有人是天生的圣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忠于自己的良心,只要他愿意“向上”。
“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如果善与恶的种子都同时在心底种下,那么决定一切的就是用什么来灌溉它。因而,“败坏”并没有借口。
“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M.A.沃伊琴科)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好吧,就算劳改营失败了,就算你能够揣着良心走出来,你又能够做什么?你能一把火烧掉一切罪恶吗?又或者只是从一个有形的劳改营落入了一个无形的劳改营?
别忘了,“泽克民族”是不能自我繁殖的,他们并不是出生在高墙之内。也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并不安全,那里充满了监视、告密和逮捕。奥威尔曾经天才似的想象出了无处不在的电屏,但是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摧毁一个社会最为有效的方法恰恰是最为原始的方式——告密。禁止一个人讲话并不需要捏紧他的嘴,只要让他失去值得信任的听众就够了。儿子揭发父亲,夫妻互相监视……一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被斩断,以人性为基础的社会自然会发生雪崩式的坍塌——还记得《别人的生活》的主演Ulrich Mühe吗?他的妻子在现实中就是Stasi的秘密线人,多年来一直监视着丈夫的言行。我党在反右、四清和文革过程中不也一直在采用同样的策略吗?划清界限,把人类的一切情感统统清扫出去,只留下憎恨。如Igor Shafarevich所指出,消灭人性是Socialism的必经之路,有谁能举出反例吗?
人类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从非洲丛林中的古猿进化而来,我们能够引以为傲的遗产不是两足行走,而是社会道德——人性和良知。一个企图以泯灭人性为代价所换取的乌托邦难道不是历史最大的反动吗?
或许有人说,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不应苛责。当然,实验未尝不可,我们可以这样从容地开脱,因为我们是幸存者。
尽管读了又读,我仍然无法彻底适应索尔仁尼琴犀利辛辣的快刀,也许是因为我足够幸运而错过了那个时代。这个理由也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批评者——毕竟说风凉话要比干“一般劳动”轻松得多。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得到世人的崇敬,并非因其文笔精妙,也非单单钦佩其批判斯大林的勇气,事实上,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从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何种逆境中他永远保持独立的头脑,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未背叛自己的良知。 ”
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不得不声明,它不是一本小说,更不适合消遣。小说所依赖的是想象力,然而人类的行为有时候会超越想象力的阈值。我猜想更多的人读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即便是这样一本将想象力发挥至极致的小说,它的出拳仍然显得绵软无力,而且偏离要害。当然这并非奥威尔的过错,毕竟他只是在西班牙的战壕里与苏联“老大哥”有一面之识,毕竟他没有机会亲自领教斯大林同志的五十八条,毕竟古拉格群岛的故事并非一个思维正常、良心未泯、对社会尚抱有一丝美好希望的人所能想象的——除非一个人曾经真实地经历过,并且足够幸运地活下来,更重要的是他的良心并未因此而泯灭——很幸运,在流入古拉格的水流中,确有这样的几个幸存者,其中最勇敢而顽强的斗士之一便是索尔仁尼琴。
全书一百四十万字,共分七部,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劳改营生活画卷”。有些章节是生动的,比如描述作者自身经历的部分;有些章节可能略显枯燥,因为需要大量引用统计数字和文件记录,毕竟历史就是如此;还有部分章节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堆砌材料,在历史废墟之上应当建起反思的纪念碑,而这才是精髓之所在 ——
《古拉格群岛》的卓越价值并非对迫害历史的详尽记录,而是在于揭示社会制度对于个人心灵的“改造”以及良知在绝境中的挣扎。
在所有的章节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三部第十九章“泽克民族”、第四部第一章“向上”以及第四部第二章“还是败坏?”。吃不饱穿不暖,只有西伯利亚永恒的冬天和泰加林中没有尽头的一般劳动,也只有当环境的严苛程度迫近生存的底线时,人类的动物本性才会得到最大地释放从而迅速转变为“泽克民族”,至于良心,“留在档案里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凡是不能够迅速转化为“泽克民族”的只有被无情地淘汰,古拉格堪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大规模的实验基地,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同志又一次战胜了他的老对手希特勒。在这里,只有“泰加林法则”是可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是的,确实很令人惊讶,为什么累积千年的人类社会美德竟然在瞬间崩坏: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销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沙拉莫夫)
答案也许是这样的:他们没有退路,或者背叛而活下来,或者忠诚而死去,这是名副其实的囚徒博弈,赌注是自己的生命,更要紧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会再有了,快做出选择吧!没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难道“活下去”不是最根本的诉求吗?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也就是以别人为代价。“今天该你死,明天才轮到我”,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是的,还有。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向右走——你将失去生命,往左走——你将失去良心。”
失去生命,这也算是一个选择吗?是的。
“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向上攀登,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是的,没有人是天生的圣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忠于自己的良心,只要他愿意“向上”。
“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如果善与恶的种子都同时在心底种下,那么决定一切的就是用什么来灌溉它。因而,“败坏”并没有借口。
“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M.A.沃伊琴科)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好吧,就算劳改营失败了,就算你能够揣着良心走出来,你又能够做什么?你能一把火烧掉一切罪恶吗?又或者只是从一个有形的劳改营落入了一个无形的劳改营?
别忘了,“泽克民族”是不能自我繁殖的,他们并不是出生在高墙之内。也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并不安全,那里充满了监视、告密和逮捕。奥威尔曾经天才似的想象出了无处不在的电屏,但是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摧毁一个社会最为有效的方法恰恰是最为原始的方式——告密。禁止一个人讲话并不需要捏紧他的嘴,只要让他失去值得信任的听众就够了。儿子揭发父亲,夫妻互相监视……一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被斩断,以人性为基础的社会自然会发生雪崩式的坍塌——还记得《别人的生活》的主演Ulrich Mühe吗?他的妻子在现实中就是Stasi的秘密线人,多年来一直监视着丈夫的言行。我党在反右、四清和文革过程中不也一直在采用同样的策略吗?划清界限,把人类的一切情感统统清扫出去,只留下憎恨。如Igor Shafarevich所指出,消灭人性是Socialism的必经之路,有谁能举出反例吗?
人类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从非洲丛林中的古猿进化而来,我们能够引以为傲的遗产不是两足行走,而是社会道德——人性和良知。一个企图以泯灭人性为代价所换取的乌托邦难道不是历史最大的反动吗?
或许有人说,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不应苛责。当然,实验未尝不可,我们可以这样从容地开脱,因为我们是幸存者。
尽管读了又读,我仍然无法彻底适应索尔仁尼琴犀利辛辣的快刀,也许是因为我足够幸运而错过了那个时代。这个理由也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批评者——毕竟说风凉话要比干“一般劳动”轻松得多。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得到世人的崇敬,并非因其文笔精妙,也非单单钦佩其批判斯大林的勇气,事实上,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从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何种逆境中他永远保持独立的头脑,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未背叛自己的良知。 ”
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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