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女皇帝时代：政治权力的对决与共谋

孟宪实于2021年出版的《武则天研究》，在公众间引起不小的反响，好评如潮，该书还荣获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此后一再加印，可见该书的实力与它在公众间的受欢迎程度。

这本书能获得大众认可，一重要原因是其用公众便于理解的叙事，来论述关于武则天的学术问题。书中提到一点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即使传统史学不断进步，但影响力远低于公共史学，公共史学重消费而轻研究，其存在的不少问题必然与史学研究相左。

为能纠正公共史学存在的问题，将学术研究的知识普及于众，近年来不少史学学者在公共史学中耕耘，把学术专业表达转化为大众便于接收的叙事，但也容易让自己落入较为尴尬的处境——要么因观点刷新公众的认知而引发争论，要么过于顺从传统观点而难出“新意”，要么在书写专业领域外的知识时“翻车”，要么被认为“不务正业”（只写通俗书而不做专业学术研究）。除了身份转换之难，还有表述转换之难。不同写作有不同的标准和范式，尤其学术专业写作，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是望而却步的文字，把学术文章转换成略为口语化的通俗表达，又十分考验作者的书写习惯。总体上看，《武则天研究》都越过了这些障碍，让普通读者也能深刻了解电视剧以外的，严肃历史中的武则天及其学术研究。

应注意，这本书并非是武则天的传记，而是关于她开创女帝时代各方面的研究。以此为视角，探究唐朝最高层的政治权谋斗争，以及受此影响的唐朝经济、地方社会与人文风气。该书一核心观点是，武则天称帝并建立武周政权是“古代史中最大的偶然事件”。

武则天称帝会引起关注并在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大原因在于她为女性。她打破了中国皇朝历代男性为帝的传统，让唐朝遭遇政治挫败。女性当政在过去被视为大忌，但武则天却开创了女帝时代，她为女性当政创造了可能性与参考经验。后世历朝忌惮再有女性称帝的现象重演，于是对武则天进行丑化、批判，甚至把唐朝没落的罪责也怪在她的身上（“女祸”）。另一种现代的观点则带有女权色彩，有人把称帝的武则天视为女性解放的先驱，进而又将武则天的历史纳入女权主义为自己伸张的正面资料。

然而，宫廷政治权谋斗争，哪里是男女性别足以概括之事。《武则天研究》恰恰把武则天称帝前后过程去性别化，通过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等古籍文献进行仔细比对，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以及敦煌留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将武则天及其称帝之举放置回历史之中，重新审视这段被过度描绘的历史。总而言之，在孟宪实看来，武则天得以称帝，有时代与社会基础（唐受北朝、胡人影响，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不重，女性地位高），也有唐高宗的推动，这其中涉及帝臣之争。而武则天称帝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唯一”的特性，谁能夺得皇位，谁就可以当皇帝，而皇帝制度对皇帝本身并没有严格的具体要求，因而才会出现不少“某皇帝祸国殃民”的历史事件。如此，也说明皇帝制度实则有其内在的弹性，这种弹性包容了“女性当政”的“意外”，也凸显官场“从强铁律”、唯利是从的功利性。

孟宪实还提到一点，武则天称帝并没有制造流血兵变事件，如此反而佐证了女性当政为大祸并非是当时的主流观念。不过在武则天称帝之前，她以利用祥瑞与佛教为自己造势，众所周知便是以她为原型铸造的大佛纷纷建成。关键还在于，在地方造武氏脸的大佛，很大可能不是她有意之举，而是地方官员为自身仕途响应女帝的奉承之举（这也佐证了敦煌佛教艺术从数量与规模上为何以唐朝为盛）。换言之，大量符合民意的信仰舆论最终把她推上了帝位。从书中各方论证可以看出，武则天当政之时，从上至下均有其顺应服从者，并不是后世所书写的，她如何处心积虑，早早规划自己女帝之路，而后成为唐朝之祸。然而，后世史家过于盲目相信古籍，将错误史事代代流传了下来，而后变成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素材，进而在公共领域中传播，加深了公众的错误认知。

那么，武则天真的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先驱吗？这一方面的研究亦是本书重点探讨的内容。一个重点是，前人曾提出武则天在高宗时期曾发动了不少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的议题，但武则天称帝后，反而不再有类似的举动。与之相较，其儿媳韦皇后也曾为女性做过不少工作，但她的政治发展不仅不如武则天，甚至是失败的。换言之，武则天称帝与女性解放没有必然的直接因果联系，但女帝诞生确实是上层政治游戏的产物。

如果唐朝并不算完全的男女平等，武则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实现称帝之举？孟宪实在书中谈到一个重点是，以中国传统的忠孝观点，“母亲”其实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角色，换言之，“在母亲面前，是无法讨论男尊女卑的”。如是，武则天利用祥瑞、佛教为自己造势之余，再利用自己是唐中宗的母亲的身份摄政，进而借机废黜中宗，而后称帝。母亲身份在前，也让唐中宗无法在武则天身后对其进行批判，以至于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变成“烂尾工程”。而从武则天手中重新夺回权力的唐中宗，也因为没有批判否定武则天而遭后人诟病，懦弱无能的形象被传播至今。

正如翦伯赞所言，把存在于唐朝的武则天视为女性解放者并不妥当。武则天没有向唐朝妇女开放政权，也没有改变妇女当时的社会地位，甚至她思想也没有解放。书中虽列举武则天不敢公开情人的例子来论证她思想未解放这一点，事实上，更恰当的例子应是她虽创立武周政权，最终却妥协于传统帝制的继承制度，让位给唐中宗，让其有机会恢复唐朝年号。而她本身也努力将称帝一事控制在政治范围之中，尽量不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状态产生影响，甚至也不想让称帝之事影响到地方。她临终考虑的，仍是宗庙制度与五服制度，王庆之事件说明了她依然没有跨越传统制度带给她的障碍。

总而言之，《武则天研究》对武则天称帝现象抽丝剥茧，最终所展现的，依然是唐朝上层政治权力的角逐与共谋，与其说女帝时代被有意识地开创，不如说它依然是传统帝制下权力游戏的产物，只是“女性”因素在父权社会下表现明显，凸显了它的偶然性与不可复制性。有意思的是，正因为前所未有的“女性”因素进入了皇帝制度，后来无能创盛世的男性帝王及其后人在解释“衰世”出现的原因时，不好把责任归咎于自身，于是女统治者或女性伴侣成了背锅者，那些维护传统帝制的书写者，又进一步把这样“红颜祸水”论融入文献记载中，后世一时之间无法辨别真相，又顺应了这些说法，以至于历史真面目离我们越来越远。

没有简单把武则天归类于某一立场或某一边，是《武则天研究》的优点。正如书中所说，“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个人的政治选择其实十分有限”，唐高宗用武则天对抗群臣是其一，武则天称帝也不违背传统帝制是其二，唐中宗不敢评价其母称帝之事是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并非史书与民间小说渲染的那般“女祸”，根据吴宗国的总结，武则天有五大历史贡献：

一、打击了保守门阀贵族；

二、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

三、稳定边疆形势；

四、推动了文化发展；

五、发现与为盛唐储备了重要的人才队伍。

就此而言，她的历史地位应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