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说|发明既已存在之物

一本提供了人类概念如何诞生之全景视图的新书。

对于荷兰思想史学家西佩·斯图尔曼，并不为大多数美国读者所熟悉。在《发明人类》之前，他出版的唯一一本英文书是一部传记（也是一次颂扬），传主是一位同样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法国笛卡尔主义哲学家弗朗索瓦·普兰·德拉巴尔（François Poullain de la Barre），曾在17世纪70年代写下了三部有关性别平等的专著。普兰宣称：“思想没有性别之分。”并告诉他的女性读者说：“你们被赋予理性，运用它，切勿盲目地将它献祭给任何人。”斯图尔曼认为，这些专著对“现代平等的发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新书是对这项“发明”的一次更广泛也更大胆的论述，横跨两千年，触及几乎所有的已知文明，不仅将平等的概念，更将我们同属的“共同人类”概念作为焦点。

斯图尔曼最早期著作（尚未译介）的主题是荷兰的社会主义，因而他显然是前述的两个概念的支持者。他认为，当今所有人都是如此，尽管这种支持往往前后矛盾而又伪善。很久以前，平等和共同人类的观念是完全“不可意想的”（unthinkable），而今天，它们成了我们大多数人默认的立场。《发明人类》，就是有关这一剧变如何发生、历时多长的故事。

斯图尔曼的书是大部头，违背了许多现行的学术写作规则——尤其有关分野的内容。斯图尔曼对一系列作者和文本进行了批判性探讨：古以色列、希腊、中国；早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中世纪的欧洲和中亚；欧洲的殖民者与被殖民的民族；启蒙运动与美国、法国及海地的革命；印度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的斗争。本书以对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草案的论述作结，并在后记中批判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

斯图尔曼在书中囊括了众多的哲学家和宗教作家（孔子、伊本·赫勒敦、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约翰·洛克等等），以及那些如今被我们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物（伏尔泰、W. E. B. 杜波依斯）。出乎意料的是，在他笔下还出现了旅人和民族志者。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时间跨度又如此之大，这意味着他将擅自闯入多个学术领域，我也十分确信，本书将受到各领域学者的批评，他们都想捍卫自己的专业。不要让这一点干扰你，斯图尔曼对他考查的文本和人物都做了非常娴熟的解读。

斯图尔曼作品所涉及的范围，也要求他拒斥许多思想史学者热衷的深度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如今，学者应该要能够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一本特定的书在其所处的时代是如何被解读的：这些文字对其第一批读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同一时代还有哪些更加不为人知的书籍和小册子？谁又是这些争论的活靶子？斯图尔曼认为，这些细节太多，导致我们无法理解某一给定文本持续具有的意义。相反，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一文本对我们而言仍然重要？为此，他提供了一个更有限的语境，并聚焦每一本书在他的这部普遍历史中的时间定位，将它们与其他书籍并置。

考虑到本书论述的起点与终点——平等本不可意想，随后成了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我倾向于将斯图尔曼的论述视为一段进步的故事，一部“辉格史”。他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描述，事实上，最早的一些关于人类平等的主张非常强势，而最近的一些则经过了彻底的妥协。这本书当然不是在宣称人类本身在数个世纪后有所进步，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斯图尔曼的主张是，比起以往任何时候，人类的观念在今天被阐明得更充分，也被接受得更广泛。这不意味着我们已经临近故事尾声，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发明全新形式的不平等，也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部作品最具独创性的一点，是斯图尔曼有关“人类学转向”的论述。“人类学转向”并非史上仅发生过一次的转向，而是旅行者和民族志学者在面对异域及“他者”时不断发生的转向。斯图尔曼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中国史学家司马迁开始论述，后者生活在晚于希罗多德三个世纪的时代，书写了汉帝国与其邻国的历史。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四处游历，不断跨越政治及文化边境，正是这些边境，将希腊人和汉人与他们口中的“蛮族”区隔开来。二人都认为，这道鸿沟并不像各自同胞设想的那样巨大。一次又一次，人类学转向催生的叙述与他们的述说非常相似：各个异邦的原住民，尽管有着种种奇怪的习俗和信仰，仍然与我们非常相似。斯图尔曼认为，这就是人类之“发明”的关键时刻。

但人们不免怀疑，他所描述的情形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发现。当希罗多德描写埃及人称不说埃及语的民族为“蛮族”，希腊人也如出一辙，这究竟是对人类的发明还是发现？希罗多德的目标是动摇希腊读者，迫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与埃及人之间的共性。司马迁探访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称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机智地适应了所处的环境，同样旨在挑战汉人同胞的自满之情：人类的智慧并非他们独有。这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发明。

在斯图尔曼的记述中，最扣人心弦，也最令人困惑的旅行者和民族志学者，也许是在西班牙完成征服后前往中美洲的多明我会和方济会的神父和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emé de las Casas）和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等作家描述了原住民族（又一项发现）的高度文明，拉斯·卡萨斯还发起了一个长达数年的运动，以反对贪婪残暴的西班牙殖民者。在萨阿贡的帮助下，一些阿兹特克作家“起草了一份关于宏伟的城市特诺奇蒂特兰被科尔特斯及本土盟军围攻并毁灭的报告”。至此，赋予了被殖民者发声的机会——虽然萨阿贡紧接着又以自己的口吻论述，将征服表现为“天意”（providential）。拉斯·卡萨斯和萨阿贡并不完全相信人类与平等的观念，但他们笔下的西班牙人远没有这些原住民族文明——如此，他们驳斥了西班牙人盛行的观念，后者自认在种族和文化上都高人一等。

人类学转向延续至现代的学术人类学领域。斯图尔曼写到了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和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对“科学种族主义”的批判，二人肯定都会否认他们对人类平等的捍卫是一项发明，他们意在叙述实情。人类与平等的观念时而在大的哲学和神学体系中得到辩护，而在涉及这些体系时，斯图尔曼又是对的：这些观念确实是被设计并建构出来的。在此，对于我们同属的人类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历史性的发明——斯多葛主义、天主教的自然法、康德的唯心论。联想最早的例子之一：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圣经》神学的上帝——所有人都按照他的形象所造——就是一项发明。然而，这个共同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地被发现，例如，被拉斯·卡萨斯所发现，在数个世纪之后，也被博厄斯所发现。

“发现”与“发明”并重，甚至可能更为重要。这是我与斯图尔曼唯一的严重分歧，主要是对他的书名有异议。他真的不是，我们也不应该是后现代“社会建构”的囚徒。共同人类是一个事实，就算经过了数千年的争论，我们仍在反对种种对它的否认，为其真实性辩护。这不是假新闻，我们并没有编造。

人类不平等通常被其捍卫者形容为一项发现，但我们可以大胆认为，它确实是由社会建构而成。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不平等，而人类与平等若想在现实世界和意识形态的世界中都取得胜利，就必须克服一切不平等。我们需要应对地理的不平等（蛮族在边境的另一侧）、种族的不平等（白人或汉人与他们的少数族裔“他者”）、阶级的不平等（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富人、穷人和赤贫者）。这四重不平等由来已久，并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更新，我们很熟悉它们。斯图尔曼在这一清单上加入了第五重不平等，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其现代的不平等：时间上的不平等。“我们”是先进的，而“他们”是落后的。

这是不平等的一个现代版本，因为它意味着接受未来的平等主义，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想想现代帝国的“教化使命”：这一理念暗示所有人都能够变得开明。只不过我们已经达成了这一目标，而他们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并且在这趟艰难的旅程中，还需要我们的指引。“现代化”的理论是时间上的不平等的又一个例子：我们已经身处现代，他们还远远落在后面。他者一定能追赶上来，不平等不会永久存在，虽然我们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认为，他们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不幸的是，这种时间上的不平等存在一个左翼的版本，它在整个20世纪（我认为，在21世纪也依然如此）的左派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先锋理论不仅认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或应该领导前进的队伍，还认为这些人对历史和社会的认知比其他所有人更为先进。我们拥有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他们没有。因此，先锋的历史任务比起领导他人，更是教育他人。但有时取胜先于教育，因此胜利的先锋很可能催生出残酷的独裁专政——用掌权的先锋派人士的话说，这是大众“错误意识”的诉求。同样，这也是一种需要克服的不平等。

斯图尔曼书中篇幅最长的一个章节涉及启蒙运动，他的论述从笛卡尔（以及普兰·德拉巴尔）延伸至孔多塞——时间跨度大约长达一个半世纪。这是斯图尔曼本人的专业领域，他将启蒙运动视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的叙述依然很好地达致了平衡：为此庆贺却也有所保留（时间上的不平等就是在这些年里被发明的，尽管它早有发端）。他给革命性的《人权宣言》（1789）以其应得的认可，同时也承认同一时代对于犹太人、黑人和妇女问题存在分歧。

启蒙运动不仅标志着人类与平等的长征迈进了一步，它还使得这次征途的行军节奏发生了重大变化。加速发生了，许多人在书写关于现代日常生活的节奏时也都点明了这一点。但人类与平等方面的加速相当特殊：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加速。直到18世纪，有许多作家主张我们同属共同人类，也有许多作家否认这一点——正如斯图尔曼所指出的，还有一些作家同时持有这两种立场。然后，某些改变发生了。以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为伊始，经过180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发展，致力于平等的社会及政治运动突然在西欧和美国遍地开花——说“突然”，是鉴于斯图尔曼这部横跨两千年的历史的范围。如今，自称“国际主义”的运动旨在让全人类都参与到争取平等的斗争中来。这是一种全新的东西，也催生出这样一种观念：有关人类与平等的理论必须导向有关人类与平等的实践——必须导向激进政治。废奴主义、劳工运动、女性主义的多重浪潮、民权运动，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都起源于这个时刻，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政治行动在这个时刻成为必须。

由于《发明人类》是一部思想史而非社会或政治史，斯图尔曼并没有讨论上述的任何一场运动。他以反奴隶制运动作为所有其他运动的代表，这完全合理。但他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一项思想上的发明（我想这是贴切的用词），也就是左派激进主义的产物，被激进分子称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全新的统一对西方左派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当今依然如此。投身于实践是左派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成就的源头，是这些运动的驱动力。左派经历过失败和灾难，其中的一些恰恰是由于它相信时间上的不平等以及先锋主义。尽管如此，这是斯图尔曼论述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他本可以在这一部分投入更多笔墨。

不过，正如这部非凡的作品所指明的，左派只是故事的其中一部分。人们或许会批评《发明人类》太像调查，在一个又一个作家和文本之间疲于奔命。然而，发现与发明在许多横跨了广袤时空的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语言中反复再现，斯图尔曼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全景式呈现，造就了一部极具原创性的历史。我们这些在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下成长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的平等主义思想体系已经被世界各地竞相效仿。事实并非如此：对人类的发现和发明，是全人类的成就。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文，曹媛 译；原文载于《国家》杂志 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