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和假问题

郭在贻在其《训诂学》中有两个概念很值得注意：“训诂的方式”和“训诂的方法”。这俩词太容易混淆（当然，方式、方法这两个叫法尚有异议，陆宗达及其弟子王宁专有文章辨明这两个概念，并采用了另外的名词，可参考），但作为两个概念，这一区分实在意义重大。郭在贻没有明确给二者下定义，但我们可以从外延推知内涵。训诂的方式包括“互训”、“推原”和“义界”，这其实是在训诂工作后，给出结论的方式。而所谓“训诂的方法”，乃是一个词由未知导向已知的方法，如“据古训”、“破假借”、“考异文”、“因声求义”等等。郭在贻将“训诂的方式”与“训诂的条例”、“训诂的术语”并列入一章，而与“训诂的方法”区别开来，正是要强调后者在文本研究这一层面而言，而前者虽称不上文献研究，却终归属于物理和制度层面，与文献靠得更近。
《古籍的阐释》造出一个“注释学”的概念，其最大恶果就在于混淆了解释的“方式”和“方法”，混淆了“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在注释学这个可怕的含混名词下边，董洪利讲了些训诂学，又讲了些解释学，讲了些文献考证，又讲了些文本分析，却还是划不出一个明确的注释学的研究范畴、目的和方法。
  
如果造出这个“注释学”，是出于美国人编儿童百科全书那种实用主义心理，不在乎学术渊源，无所谓历史眼光，仅仅是知识普及也就罢了，可作者董洪利在自赏新概念的同时，还要炫耀自己的旧学性趣和文化担当。
他认为传统古籍浩如烟海，注释古籍的历史也颇为久远，但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其原因，一是注释与一切人文学科相关（原话是：与古代学术文化有关的学科，诸如校勘学、版本学、辑佚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以及文学、史学、哲学，几乎都与注释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易被归纳条例为一门学科；二是关于语言文字的注释研究历来受到传统训诂学理论影响，因而忽略了对其他理论（如西方解释学）的吸收。这一自白无疑告诉我们，所谓注释学，乃是旧学现代化的又一个方案，在“中学”、“国学”、“（史语所）新史学”、“古典文献学”等等之后的又一个孽种。
如何让打通中西古今，是许多现代学者最为焦虑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看到这些来势汹汹前赴后继的新概念一个一个倒地时，是否该自省这些办法的急功近利。多少不治旧学的留洋（甚至没留过洋的）学者，像文艺青年一样不负责任地甩给旧学一顶洋帽子，什么中国诠释学，什么孟子解释学。不治旧学，也不深刻体察西学渊源，就绷紧尻肌，亘在其间要作桥梁，太自不量力了吧？

董洪利拈出这个注释学来与经学并举，甚至还弄出一个“注释之学脱离经学”这样的学术史事件，以今度古，不知所云；虽然这打通中西、古今的意识和努力还有些叫人感动。
然而也正是在现代中国，古今、中西的两层张力陡然紧张起来，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对接和解释才日益成为重要问题。有这个焦虑，注释学这个概念才有意义；前现代显然并不如此。
杜撰一个新的概念固然避免了囿于陈旧的经学视野，譬如从历代注释之书中偏将刘辰翁的诗文评点挖出，与经史传注并列，这确是有意思的视角，可惜董洪利仅仅点到为止，只有并举，没有比较。事实上，他是通过新概念规避真问题：究竟为什么传统观点视诗文评点较为低级，而不可与经史传注同日而语？究竟什么形成了古今中西注解古书时的不同态度？他不回答，像没看到这问题一样；或者他对这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胡适早年那样的水平上，所以稍加引用就算交待了。这样的换一个概念换一个视角，无非是从一种蔽见跳进另一种蔽见。
 
重要的不是有多少新概念，而是有没有真问题。即使万不得已要造一个新概念，那么也得想想，这个概念什么历史时代产生，最初什么作用，到今天是否有转变等等基本问题，觉得确有意义再提出，不要只图一时嘴巴痛快，对不住旧学，又祸害了西学，像这本《古籍的阐释》，弄出个关公战秦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