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如何反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

（页码依据《马恩全集》第一版第四卷）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的一部系统反驳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战著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还较为系统地综述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

一、对蒲鲁东经济学诸命题的批判

1、对交换价值起源论的批判

第一章“科学的发现”第一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蒲鲁东首先正确地揭示了商品内部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分，在说明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时，他设想了一个经济生产网络，其中每个人只能生产有限的东西，为满足自己全方面的需要，必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与“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交换。这里，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说辞和亚当斯密没什么区别，都是首先预设了全盘的分工和交换存在。但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存在本身即内含了交换价值！在这里，马克思信奉某种哲学意义上的实质主义：交换价值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人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手中的产品有交换价值这件事情，而取决于交换本身的实际进展。我和你一发生交换，那么不管我们有没有商定一个什么交换价值，两个产品的“可交换性”及其比率至少已然决定了，这就是交换价值的产生。

因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在概念上去想象什么“交换价值是如何产生的”，蒲鲁东在这里犯了功能主义的毛病，即“交换价值既然存在，那就说明它必然是人们需要的，其存在一定有用”，所以他才会说“因为人们需要交换，所以就有了交换价值”，而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章也是这么说的——完全的谬误！正如马克思所质问的，“这位鲁滨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议，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议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p79，他想说的是，我们不要想当然地把交换的需要当成人的自然倾向，事实上，大量的人类学成果早已否决了这一论断，在一个共同体社会中，一个人突然开始主张要和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产品交换，是非常奇怪的，且未必能得到支持。无论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也好，还是迈克尔·曼的冲突主张也罢，实际上都预先假设了一个标准的行为框架，历史上不同人动机的差异则是同一行为框架在不同历史情境之中的反应而已，这些论证方式用一句话来总结，都是“现代经验的永恒化”，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加以警惕。

真正有研究意义的，应该是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产生了交换，以及交换为何日益普遍，以至于交换价值逐渐称为一种通行的产品尺度”，这就需要历史考证和哲学思辨相结合的功夫了。对“交换的普遍化”的研究，体现了马克思强烈的“现代性关切”，和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是有内在相通之处的。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如是说，①在中世纪时期，“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②在商业资本主义扩大化的时期，“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亦即所谓的“二次方的交换价值”阶段；以及③在资本主义覆盖全社会的现代，“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p79，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那样，“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即“三次方的交换价值”p80。这可以视作马克思历史工作的初步大纲。

2、对供求观的批判

随后，马克思笔锋一转，开始批判蒲鲁东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论断。这一论断依据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最为老生常谈的供需规律。但蒲鲁东甚至不像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简洁明晰，而是越过了供求双方的条件和内在标准，主张“凡属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穷的东西就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马克思认为这种“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的观点是忽略了决定何者稀少、何者众多的尺度是需求，不是商品内在的性质。蒲鲁东又认为，既然稀少说明了商品相对于需求的稀缺性，那么就可以把交换价值和需求划等号，再把使用价值和供给划等号。商品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就可以被“顺理成章”地诉诸到供需双方自由意志的冲突。整个论证过程都是异常含糊的。

对这一点的批判，马克思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第一是对供求之间形而上学对立的批判。在反驳蒲鲁东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供求观。首先，供给和需求具有一致性，供给也是对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的需求，而需求也是产品和货币的供给，供求双方都在从事交换，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那么供求双方的斗争就并不发生在两者的异质性上，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p85。供给和需求的背后是生产和消费，而生产本身也包含着消费，消费又包含着生产，“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p86（有效需求论）。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思想了。总的来说，马克思的意见时，必须以辩证法的角度看待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而非像蒲鲁东一样，想象两者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p86。马克思要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诉诸社会中不同角色的形而上意义的对立，仿佛“我是A，你是B，A和B不一样，则必然冲突”；他想说的，是一个社会整体中某一逻辑的内在冲突或悖论性的运动，“我是A，你也是A，但我们俩会产生冲突，那么这就说明A本身就包含了冲突”。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冲突的不断创生与暂时解决，在这种振荡般的运动中，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正因如此，齐泽克才会想到把资本主义的冲突再生产同精神分析的欲望再生产结合起来，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同精神分析的剩余快感观点相提并论，这样他就发现了精神分析与辩证法之间、个人旨趣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同构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人一样，都受到某种不可化解（或者在化解的同时产生出来）的矛盾的指引，进行着不自觉的西西弗斯式活动。

第二是对自由意志幻象的批判。马克思同意蒲鲁东对“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不取决于自由意志”p86的看法，毕竟生产者受到生产费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同样认为，消费者也不比生产者自由。首先，消费者的意见的实现受限于其资金多少，也就是说消费者先是要受有效需求的限制；其次，即使消费者自己的需要也不是其自由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p86。这也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创见的又一表达。这一论点，其实暗含在未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内核之中，即大众的需要受到了生产组织的控制。马克思也指出，“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p87。这就破除了“需要自由论”，同时也暗示了马克思后续著作中对生产之优先地位的坚持。

第三是对抽象代表行为人观点的批判。蒲鲁东之所以让供求双方的自由意志进行纯粹意义上的冲突，同时也因为他没能看见生产者内部、消费者内部的冲突，从而“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p87。连在以善用代表行为人著称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动都要受到彼此之间竞争的制约，蒲鲁东竟然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撰专文批判他的思想可真是大材小用了。

蒲鲁东进一步把供给和需求视为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接触的“仪式”，两者最终以“生产费用”的形式得到了某种“调和”。因而马克思批判道：蒲鲁东在讨论生产者的时候抽象掉了生产费用，却又在这里把它公然请了回来，“构成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p88。接下来，马克思在第二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中，开始批判这一观点。

蒲鲁东认为，自己的创见在于一种劳动价值论，“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p88。但马克思认为，这一观点不过是李嘉图体系的翻版，蒲鲁东不但只是把李嘉图的话再说了一遍，还公然地否认了李嘉图的贡献。通过将李嘉图的表达同蒲鲁东对比，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的科学成果：“李嘉图把现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作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p93。由此可见，马克思所崇敬的工作，是踏实地从对现实社会之实际运行的考察出发，再层层向上勾勒出理论轮廓，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以这种方式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其杰出代表就是57-58年手稿。因此，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了与之相反的谋篇布局风格，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界定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劳动、资本等范畴的内在推导，下降到对现实经验的重新阐释，则是贯穿马克思文本研究的重点，这里我还没有经过研究，等未来再详细讨论。

3、对劳动日等价论的批判

那么蒲鲁东是如何运用劳动价值论的呢？他认为，“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p93。因而，这种公平交换的原则可以推广到未来，称为工人获得解放的依据。但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并没有将劳动价值论坚持到底，他忘记了“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即工资也需要服从劳动价值论（必须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思想尚未成熟，比如他仍然认为工资表达了劳动的价值而非劳动力的价值，他在这里所依据的主要观点还是来自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但后文告诉我们，马克思这里说的“劳动”，其实指的就是“劳动力”，不过让我们暂且往下读吧！）。照这个逻辑，“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p94。光是这一点就暗含了工人的悲惨命运。因为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中，工资会压低到能满足工人存活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水平，且还要遭受剧烈的市场波动，“因而，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p95。劳动价值论就这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悲剧性的内核，这一规律的普遍化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贫富分化。故而，普殊同才提出“社会革命应最终废除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生产格局”之明见，而不是在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下，要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归还工人的剩余价值。如果仅仅追求后者，那最终还是没能超越资本主义框架。

退一步，纵使按照相等的劳动量交换了，这种交换关系就是平等的吗？马克思指出，要说明何种交换是平等的，我们必须首先定义何为平等。蒲鲁东的谬误在于他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p95。而这种基于产品劳动时间的平等观，则是需要经过历史检查和论证的。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绝非当代政治哲学所说的“经济平等主义者”，他的确讨论过资本主义条件下公民权的平等、私有产权的平等，但何为“经济平等”，他从来没具体界定过，更没有说过“平均分配社会产品就是经济平等”“每个人占有他的劳动果实就是经济平等”这样的话。其社会价值判断是以人的解放与自我实现为优先的，平等最多是通往社会自由的手段，而我的社会自由和你的社会自由当然是不能简单比较的。

再退一步，即使人们可以按照相等的劳动量交换，也不能说“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p96。这种等值性不是天然决定的，而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问题”。所谓竞争，就是说你的劳动成果要经过社会的承认，你花费的劳动时间到底值几个钱，要经由“被抛入”社会和市场的检验。所以马克思在未来才会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社会为中介的自我复归了的劳动时间。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劳动日等值”的假象，是因为机器大工业已经把人分解为机器体系中的螺丝钉，化为毫无技艺的极简单劳动的承载者，在每分每秒服从于机器自身的运行，“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p97，此言得之。劳动的简单化、质的量化、时间的客观化——这种种局面皆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这怎么就不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共同关切呢！

当然，事情也有反面，工人与工人之间在劳动时间上量的差别有时也会成为质的差别，但这种质的差别终究是服务于量的差别的。这很能用来描述今天求职场上的景象——人们依据一些纯粹消极的生理和精神因素展开竞争，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而不至于死掉，从而在获取岗位上压过别人一头！“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精神上的“忍耐、镇静和勤恳”p97——“我年纪轻”“我是男的”“我入职后不打算生孩子”“我能吃苦能加班”“我是工作狂，不把时间用于享乐”，这些难道不能为我们的简历增色吗？可是你跳脱出来，就会发现：现代社会，人们究竟在比些什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靠这些违背人性的标签来衡量人的价值了？好一派荒谬、荒凉、荒诞的景象！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把两种衡量相对价值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p98。这两种方法混为一谈的直观结果就是——商品的相对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用的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则自带价值即工资，因此，商品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工资，故只要坚持了工资的平等，就等于实现了劳动者报酬的平等。

一边是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食物的贵贱，取决于劳动人手供求量的大小等等”，一边是产品的相对价值，（假如纯粹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话）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劳动时间。两者并不能天然地画上等号。因为“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并不生产什么”p100。我们要记住，劳动的每一次生产都是从零开始，并不是说我一生产，我的工资就已经包含在产品的价值里面了，最多只能说“我花费了如此之多的劳动时间，以至于我新创造的价值超过了我的工资价值”。

4、对“构成价值”新定义的批判

蒲鲁东将“构成价值”定义为“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这里的“比例性关系”需从整体的高度来考察。因为商品的相对价值不外乎是要在整个商品体系内，在与其他商品就其所内含的劳动量的比较中得到确立的。蒲鲁东不无理想主义地指出，正因为单个商品与整体财富的这种嵌合关系，我们只要保证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么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整个经济体系就变得顺滑公平了。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因果倒置，应是先有了供求平衡，在此基础上才能说商品的价值反映了它的劳动量，这并不表明只要让商品价值与劳动量相等，供求就必然均衡。姑且不论这点，上述论证还需要补上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应当证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时间恰好表明了商品的效用的程度，而且表示了商品对需求的比例性关系，因而也表明了商品对财富总额的比例性关系”p103。

蒲鲁东力图证明这点：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因为人类总是先把时间投入到那些最简单、花费最少，但能保证自己存活的工业，即狩猎、采集、捕鱼等，然后再向其他更耗时的劳动拓展，人类就在这种“生产——拥有闲暇——将闲暇时间花费于更高水平的生产”的逻辑下不断发展。但马克思则否认了这一温情脉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辞，雄辩地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p104。

价格的相互关系绝非反映效用的重要程度。马克思发现，当时生活用品的价格不断上升，而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反而下降了。我们不可能大发慈悲地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受苦，因此我也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是这样的话，人类早就天下大同了。“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p104。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劣质但便宜的产品获得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流行，这并不代表它们比那些优质食物更具效用。蒲鲁东的谬误就在于他认为只要把现代工业通行的价值准则加以规范，就能创造一个大同世界，而马克思则主张必须超越整个现代工业本身。“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p105。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坚持劳动价值论，那么商品之间的比例性关系则会变成“比例失调”的关系。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同一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趋向于不断降低，甚至连劳动（力）自身的价值都会趋于下降，因为在竞争的作用下，一种东西的价值“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p107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建基于劳动价值论，建基于劳动时间这一间接性范畴，而不是建基于人们的效用、需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结就必然是间接的，就必然承受一系列“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后果。

劳动时间尺度的统治还会带来垄断的盛行，因为一旦某一商品在垄断优势下，能够用更少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来，那么这一垄断组织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把落后的生产组织排挤出去，正所谓“棉花排挤亚麻”p108。（当然，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品牌时代的诞生，没有预见到品牌话语在操纵人的需要时的强大力量。）比例原则已不再是大工业时代的通行法则，此时，“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p109，马克思在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格局。

马克思想说的是，比例原则尤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在整个生产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若是再坚持比例原则，无疑是回到原始阶段的保守主义，不仅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的。“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 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p109大工业生产对机器的运用已经使自己成为一辆无法停下的战车。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倡导的按照劳动时间平等交换的原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早在一众批判家的著作中就出现过，随即，马克思大段引用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的原话，布雷主张不平等交换制度是现代社会一切苦难的源泉，所谓“彻底改变制度”的对象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制度。我们也必须反思在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广泛运用的不等价交换理论，照马克思的观点，推而广之，即使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也不是国家间剥削与依附关系的终极成因，劳动价值尺度才是。当然，布雷和蒲鲁东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方案的局限性，“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p115，并没有将其视作人类最终解放的唯一要求。

以劳动时间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衡量尺度，是内生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的。马克思在未来的《资本论》中就指出，产品要交换，就必然要诉诸一个同质性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家找来找去，最终圈定了劳动时间这个尺度，不是没有原因。实际上，现代大工业的成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个人交换：假如一条生产线要A、B、C三个人同时在岗才能运行，那么若A减少两小时劳动时间，也就意味着B、C这两个小时就别干了。所以说，“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p116。产品交换方式又是由生产方式来调节的。“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p117，而这种阶级对抗的残酷性又在资产者的说辞中被遮蔽了，变成了温情脉脉的个人交换关系，将其普遍化为每个人的自然倾向。不加批判地采纳这样的说辞，就是蒲鲁东和布雷犯的共同的毛病。

5、对货币起源论的批判

在第三节“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的“货币”部分中，马克思首先批评了蒲鲁东的货币起源论。其观点是，不要问为什么货币从整个商品体系中脱离出来，而要问：“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换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p119，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换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货币本身的存在是“生产关系的总体系”和金银的物质特性的结合，是前者要求后者出现扮演货币。

“并不是商品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构成价值’的状态，相反地，而是蒲鲁东先生的‘构成价值’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货币的状态”p121。纵使是君主也不能指挥货币的出现，而要服从于经济条件，除非像现代殖民主义一样，在引入货币的同时还引入了现代生产体系。“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p124

蒲鲁东认为，货币的出现恰恰是劳动时间尺度普遍化的明示。但这样他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唯独货币这一种商品无法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纸币的出现正是巩固了这一质疑。这就足以表明主宰社会的不是劳动时间尺度，而是生产体系的职能分工，“金银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p126。

6、对劳动剩余论的批判

蒲鲁东赞同了劳动剩余的观点，认为这种剩余产生于社会，因为人们组建了社会，这就在社会的层面上服从于更高一级的规律，从而社会回报这些个人，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产品。用功能主义的话来说，就是社会需要人们团结，为了促成这种团结，社会给那些团结的人们以奖赏。马克思嘲讽道：会不会有那么一种可能，蒲鲁东指的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没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剩余？”p128，并批评蒲鲁东是在诉诸神秘主义。我们必须对马克思自己的生产决定论同功能主义作严格的区分——“生产组织想要xxx”和“社会想要xxx”是同一回事吗？我们甚至还要回到韦伯作为连接的桥梁，因为韦伯是最著名的反对功能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也试图研究组织的行动原理。蒲鲁东还想说明，社会生活的规律常常是和确定作为个人的人的活动的规律相对立的。这又和我们讲的整体的悖论以及“合成谬误”有何区别呢？在个人与总体的关系上，马克思的辩证观点与某种神秘主义有多大的距离呢？

蒲鲁东的社会—个人对立观有正确的地方，但他选错了例子。马克思强调，新发明之所以造福社会超过造福发明家，是因为“每种新的发明都使产品的交换价值下降，使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社会之所以获得利益，并不是由于它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是它凭原来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至于发明者，他的利润在竞争的影响下不断下降到利润的一般水平”p132。在《资本论》中，这一论点被完善成了每个资本家在短期超额利润的资助下去不断实现生产技术创新，而技术的扩散和竞争又使得他的超额利润逐渐降低为0，但不管怎么说，全社会的生产力都提高了，从而凭原来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同时可以压低生产成本。

二、对蒲鲁东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

对于方法的批判这第二部分是整部《哲学的贫困》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所采用的方法之前，还顺带颠覆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最后说明蒲鲁东只是对黑格尔的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其方法更是不值得一批的。

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要为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找个位置，应该放在哪里。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行文中我们很难给他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有时他无限关注个体的活动，有时他又任由将系统和关系将个人压扁；有时他一头钻进历史里，只是端详着历史的演变，有时他又回归黑格尔，揣摩范畴的内在矛盾——我们似乎很难说他赞成谁、反对谁。读完这章，再和朋友讨论，我立即就明朗了。马克思之所以几乎看不起任何一个哲学家，任谁上来都能批判一番，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独特的立场，而是他干脆不屈从于任何立场！他从未准备把任何范畴抬高到永恒的地位，也没有想过用理性的推演为历史指明方向，他力图把自己做出的一切“抽象”都系于实在的领域，唯有那种确确实实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的“抽象实在”才会进入他的讨论，除此之外，思想的任何多走一步的尝试都是对历史的僭越。可以说，老马把辩证法玩到了极致，拒绝任何本体论预设，他更像是《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让历史的范畴运动拽着自己的思想走，而不是像《逻辑学》或《哲学史讲演录》中的黑格尔，用自己的思想给所有人的思想重新排位。

马克思主张，“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而非“经济学家的教条”p140，满足于通览经济学家的论述，把他们所用的范畴串起来，从中抽象出一个逻辑脉络，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一样，实乃经济研究之大忌。停留于书本之上的人容易把抽象当成思考，认为“你提出了A，他提出了B，而我发现A与B可以在C之中结合起来，这就是我的创见了”，然而，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最终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p141。这种用思想僭越世界的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他视“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为绝对方法，“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p143。

诚然，马克思在一切历史与人类活动中都发现了运动的重要性，可他反感于那种止步于提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本身”这种小聪明说辞的方法——“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p144。拒绝堕入空洞的、看似统摄一切的范畴中，而要回到人类鲜活的实践本身，此乃马克思的核心信条。社会产品产生自社会关系，可社会关系也是由人们生产出来的，同样适应于人们所掌握的生产力，“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加为首的社会”p144。但马克思也必然拒绝那种公式化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定律，无数自封“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幌子，做着形而上学的研究。他们把一切人类社会的危机归结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却懒得抽出精力来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去探索人们的生活，探索这些矛盾究竟存在于何处。矛盾总是存在的，百分百融洽一致的社会系统只存在于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的迷梦中，因此喊出一句“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最无用的同义反复。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p145，还是一样的道理，必须警惕这种现代范畴的普遍化、永恒化。范畴的联结抽象于、也受限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就这点来看，我们必须正视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观，即拒绝那种致力于从几千年前的人类实践中发现“极权主义”“自由民主”“代表制政体”等现代范畴的翻版，而是要把古代和现代各自作为“生活实践—理论反思”的整体进行比较，但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在其中掺入了过多的个人价值判断，以至于想当然地把古典政治精神作为拯救现代社会困境的可行方案，这就像蒲鲁东一样，认为辩证的运动就是保留矛盾中好的一面，抛弃矛盾中坏的一面，以为我们拥有驾驭辨证运动的“任务”。马克思意指：反对“任务”不是说反对实践，而是反对照着想当然的范畴实践。“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辨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小锄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辨证运动终结。”p146矛盾就是这样，我们说“今非昔比”，就是说旧日的东西，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今天都不可能简单地保留下来，因为整个社会形态已然改变，我们能说今天的骑士精神和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是一回事吗？能说今天的宅男和魏晋时期的隐居者是一回事吗？忽略一切人类活动特征所依据的社会关系，但从对历史范畴的价值判断出发，追求“既要……又要……”是可能的吗？“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是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p154。

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所谓“逻辑与历史同一”的主张，认为即使我们姑且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p148，一个称职的社会科学家也应该做得更多，他会问“为什么这个原理在11世纪出现，而那个原理却在18世纪出现？”，这样，“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得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得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就又把上述方法掉转过来了。历史研究，最终要回归“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p149。没有什么社会天才，没有什么神秘理性，更没有一个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由全人类在默默追求的永恒的“天命”。围绕着各种经济范畴，赋予不同的范畴以不同的价值判断，而忽略对其所依据的社会关系做具体研究，就会像当时的经济学家一样，形成宿命论、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等诸多派别，但众所周知，他们都被马克思批判了一番。

其后，马克思运用上述方法，对蒲鲁东讨论的分工、竞争与垄断、土地所有权或地租等范畴进行了批判。其核心想法就是一句话：说明这些范畴不是永恒的，而是有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其中的一系列讨论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则有更详尽的讨论了。只想指出其中有几句话很有意思：“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p191。这一句话其实传达出今天后凯的诸多命题。

随后是对阶级关系的讨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 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p196。

最后，马克思畅想了被压迫阶级解放后，旧的矛盾关系被扬弃，一个无阶级社会建立的远景。“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p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