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性吗？不是不行，是稍微落后了些

▲图源：网络

文 | 时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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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直觉着，在性这一领域，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点糟糕，并经常对周围人粗陋浅薄的性观念略感唏嘘，同时还会羡慕有些国度对性开放包容的态度。直到最近读完了一本书，书名叫《我们的性》，是美国的一本性教育教材，我才发现，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也曾发生在那些发达的国度里，他们的过去式是我们的现在进行时。

我很难对这种现象发表什么专业的评判。如果你相信“人这个物种在潜意识里本能地对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观念有趋同性”的话，或许，可以为这种现象找到一些粗浅的解释。无论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土壤里，我们对性的一些基本态度最终会趋同，只是时间长短有别。

纵观全球，性教育起步较早的区域当属欧洲。瑞典是世界第一个推行青春期性教育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所有的瑞典小学都开展了性教育，1955年，瑞典开始把“性与性别教育”列入必须进行的教育内容。

20世纪来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生了第一次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第二次性革命，第二次性革命的口号是“不要再打仗了，我们doi好不好”。

性教育为什么能够在欧洲最先生根发芽？大抵是因为欧洲的土地上已经洒满了文艺复兴的种子，文艺复兴是人的解放时期，而性革命的核心也同样是“人”。

02

当我们在国内提到性教育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跳出来说：“不行，孩子太小了，过早接触这些东西会学坏的。”

但实际情况或许并不是这样，例如，荷兰儿童从6岁就开始接受性教育，尽管荷兰规定12岁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合法地发生杏行为，但在欧洲国家中，荷兰青少年未婚怀孕的比率是最低的，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杏行为的平均年龄也晚于英国。专家们认为，对青少年甚至儿童开展早期性教育，不仅不会导致性混乱，反而可以帮助青少年对性有正确的认识。

美国其实并不如同时期欧洲的一些国度开放，但该国的性教育普及的也较为深刻。或许因为美国的历史比较短，没有过于沉重的包袱，所以对外来的一些思想接纳度较高。例如，存在主义哲学起源于欧洲，罗洛·梅系统地学习存在主义哲学后，将其本土化，积极推动了存在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同样的，欧洲成功的性教育也一直是美国学习的范本。

在性的发展史上，纵欲和禁欲时期通常会交叉出现，而我们更想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现存的《圣经》一共有三个版本，第一个是1871年的圣经，第二个是犹太人的圣经，第三个是死海的手稿。这三个版本完全不一样，在最原始手稿里面不但不是禁欲，反而是纵欲。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性表达是保守的，但起初并不如此。中国古代的道教便积极鼓励杏生活，认为其不仅有益于生殖目的还有益于获得精神上的成长与和谐。全球已知最早的性指南就来自大约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后来，这种自由的道教态度被出现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儒教复兴时期更加严厉的性正统思想所取代。

佛教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我们一直认为佛教是禁欲的，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界也供奉着一尊佛叫“欢喜佛”，是印度密教与西藏当地信仰结合的藏传密宗的本尊神，佛像是男女相交的状态，希望利用“空乐双运”产生悟空性，达到“以欲制欲”的目的。该佛像源于密宗“男女双修”的教义，男女双修是印度教性力派影响下的产物。

古印度的印度教文化把性欢愉作为实现精神满足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约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时候，印度也出现了一本性指南，名叫《爱经》；看到这，你或许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会出现克久拉霍杏爱神庙。两者都从“性”出发，在艺术上价值高超。

03

我们现在可以相对自然地讨论同性恋、自慰等话题，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是，几乎在全世界范围的主流国家内，同性恋和自慰都曾被认为是反常的行为。

起初，同性恋会被定为有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会遭遇酷刑，并被处死。在20世纪中叶，认为同性恋是罪人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他们是病态的想法所替代。1973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不再将同性恋归为精神疾病的诊断范畴。

由于宗教的影响，自慰也曾一度被认为是病态的，人们甚至发明了很多方法去治疗它。

虽然现在，针对“同性恋、手淫”仍旧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声音，但起码主流的声音不会认为这些是反常的现象，并且它们可以有存在的喘息时间，不会把有这些动作的人抓起来强行治疗。我认为这些都是人类精神文明上的进步。

最近在看霭里士的《性心理学》，他是现代性心理学鼻祖，与弗洛伊德并称为人类性心理研究的两大泰斗。这本《性心理学》的翻译者叫潘光旦，一生主要是在社会学界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潘光旦对《性心理学》写的序言中有两处极为有意思的地方，被我留意到了。

他并未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大概的意思是，这人不好好搞学术，不知从何处张罗来一些人的性经验，编撰成书，而这些性经验是否属实，世人难辨。我乍一听，心想，被潘光旦称为庸医的“学者”莫不是张竞生？一查，还真是。

张竞生因为出了一部《性史1926》，陷入舆论漩涡，背上“卖春博士”的骂名。有人说潘光旦在当时的时代偏向中庸，而张竞生比较激进。张竞生曾说过：“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当一束光照进黑暗之中，那么这束光便是有罪的，但这不是光的错，我们现在不应当否定张竞生在性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是中国性学领域的拓荒者。

在潘光旦写的序言中，我还看到一处也颇有意思，大概在他12岁的时候，他父亲从日本考察带回来一本日本医师所做的关于性卫生的书，他无意中看到这本书，大快朵颐读着的时候被父亲撞个正着，其父非但没有斥责，反而很开明地加以鼓励道：“这是青年人应当看而童年人不妨一看的一本书。”

《我们的性》这本教材写的很好，翻译虽然差强人意，但我仍会对这些翻译人员表达敬意。据说目前原版已经继续更新了几版，而国内的翻译版停在了第七版，并且已经绝版，不免令人唏嘘。

我看到了一位读者的书评是这样写的：

“如果我在12岁看了这本书，我应该是多么幸福，不害怕成长的变化带给我的害怕。如果我在15岁读过这本书，我不会当众出丑。如果我在18岁读了这本书，我不会有因为性的负罪感。

可惜我23岁才读到这本书，我想当我交到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我不会手足无措，我能更理性地面对问题，面对性，面对将来要承担的责任，不再困扰，保护自己，善待爱情！

如果将来，我如愿娶了我第一个女朋友为妻，那么我将会在我们的孩子12岁的时候，在床头为ta放上这本书。”

这应该是人们面对“性”应有的一个态度，你觉着它是洪水猛兽，它便是洪水猛兽；你觉着它是家常便饭，它便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