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的诞生——〈临床医学的诞生〉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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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书的开始，福柯用波姆和贝勒关于疾病症状之描述进行了一组对比，福柯形容波姆的描述为“幻想的语言”，而贝勒的词句则被评价为“具有质的精确性”，在话语表达的异质性背后，福柯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十九世纪贝勒的描述比十八世纪波姆的描述“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P3），于是追问的对象事实上变成了我们——当代人，真正的问题在《前言》的末尾被如此表述“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P13）
然而，作为读者，尤其是福柯的读者，我们有义务再次追问，那么福柯先生，您，关于这本书的话语又是怎样诞生的？“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P8）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是我们更不可忽视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本身以及置身其中的福柯，甚至是他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总总，构成了分析之书之分析。
第一章《空间与分类》
在第一章中，福柯主要说了疾病的“三次空间化”以及分类是如何将疾病空间化的。
首先，福柯指出“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P002），即我们所认为的疾病在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所引起的症状与疾病的“实体”的对应这一看似天然的“事实”事实上只是近代以来的思维产物，正是通过这种对应关系，医生的“凝视”得到了回报：疾病被能够认知而得以归类。但这种分类必须抛去其历史因素，它所能“凝视”的对象必须是简单的表面，“人们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深度的投影空间、一个只有重合而没有发展的空间中感知疾病”（P005)，福柯在这儿举了一个例子：中风、晕厥、麻痹一般造成随意运动失灵和内外感觉器官迟钝的症状，但是细小的差异依旧存在，如中风和晕厥都会对全身产生影响，而前者会留在呼吸与心跳，后者则使呼吸运动暂时中断，而麻痹只不过是影响了局部的神经系统和运动能力。于是，一种精细入微的人体空间-疾病症状分类景象出现了。
但是除了疾病本身外，病人本身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区别又该如何对待？为此医生必然要认识我们身体的内在结构，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将我们的个体性所引起的症状加以“辨识”以达到“认识”的目的，在这儿，福柯得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惊人的观点“处于反自然状态的，不是与生命相对的病态现象，而是与疾病本身相对的病人”（P008）。福柯接着说明为了达到对于疾病的准确认识，“辨识”需要一系列的操作使症状得以稳定的呈现，太弱要加剧，但太强则只需要减轻其剧烈程度和疼痛程度即可，换句话说，以不急不缓的速度控制症候如其所是，疾病如其所是。我们终于领悟了“治病”这一词汇的准确内涵。
如福柯所言，“通过第一次空间化的作用，分类医学把疾病置身于同系的领域，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面的地位。”（P016）
第二段是关于病理状态的第二次空间化。
首先是福柯对上述论述的自我质疑，也是引入新的论点的方式。“这种平面的、同质的疾病类型空间怎么会呈现在由体积和距离区分开的物质所组成的地理式系统中呢？根据分类中的地位加以界定的某种疾病怎么会以它在一个机体中的位置作为标识呢？”（P010）。
“人体的空间与疾病的空间二者之间有足够的天地，使二者可以擦肩而过”（P010），福柯先退回一步，接着指出产生这种缝隙的一些原因，有交感传递（如阴囊水囊肿引起的各种腰酸背痛），有两种疾病之间产生的因果关系（如躁狂症与瘫痪之间的关系），又有时间的作用，但是这些很快就被福柯否定或者说重新强调他所称的第二次空间化。
“使疾病的基本‘实体’与病人的实在躯体发生联系的，不是定位点，也不是时间延续的效果，而且‘特质’”（P012），福柯为此提及了梅克尔于1764年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做的一个实验报告：不同疾病引起的脑组织变化，躁狂症和肺痨的患者大脑取样重量不同，原因归之于两种疾病的“特质”不同。“因此，对病人身上的疾病的感知就预设了一种关注特质的凝视。”（P014）
同时，福柯再一次强调了个人在面对这种“凝视”的尴尬局面与被动体验，即“一个人想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他就必须抹去个人以及他的特质”（P15），这意味分类医学越来越关注人，也就越来越剔除人，病人只不过是得窥“特质”的肖像，“这些特质在他身上泄露出——既揭示又变换——秩序井然的各种疾病形式。”（P016）
第三段描述了第三次空间化，这种空间化事实上暗示着一种社会医学的诞生。
首先是一段克制而富有深意的描述，“一个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出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P017），在这儿，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这种方式对谁最有利？“它引入了一种选择系统，从而揭示了一个群体为了保护自身而如何实行排斥措施、建立救助方式，以及对贫困和死亡恐惧作出反应等等的方式”（P017），我们不可忽视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而迅速占据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一个群体。
第三次空间化是如此的不同，“形成了与第一次和第二次空间化对立的一整套医疗实践和机构，其社会空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结构和法则”（P017）。
接下来，福柯采取了一种现代性的表述，“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P017）。但很快他笔锋一转，论述医院作为人造场所是绝望的渊薮，于是家庭医学好像是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支持家庭医学的首先是作为观察型医学（与之相对的是主动型医学）的分类医学，而实际上“分类医学对于疾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空间化，没有特许的区域”（P019），它意味着可以允许疾病放任自流，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经济学家的认同，因为这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而又同时避免其家庭陷入经济意义上的疾病（贫困）。
但结论却是，“由个人知觉、家庭救助和居家治疗组成的医疗只能以一种集体控制结构为基础，或者说以一种完全被整合进社会空间的结构为基础”（P022），那么家庭作为独立的社会单位被迅速地整合进了一种社会实验与社会组织，“由此就出现了一种18世纪不曾有过的、对疾病实行制度性空间化的全新形式。分类医学也随之消失。”（P022）
这也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第二章《政治意识》
福柯在第二章从历史出发论述了医学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它成功具备了规范功能，而这种规范功能除了一系列手段外，其核心在于知识的生产。
福柯首先从流行病出发，告诉我们其“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它需要一种多重凝视”（P027），并且同时强调它具有“某种历史独特性”（P027），所以福柯接下来引用了一个个条令、报告、研究。在我看来，这种流行病构成了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喻。
那么，这种多重凝视的条件，表现和作用如何呢？福柯指出“十八世纪末，这种形式的经验被制度化了”（P027），我们需要注意此处的时间。“流行病医学的存在，必须借助于一种警察力量”（P027），“制定一系列卫生法规”（P028），“收集与疾病相关的各个领域的信息”（P028），总而言之，“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P028），相应的历史事实是1776年政府支持成立的皇家医学学会迅速地击败了古老而封闭的医学院。于是学会“变成关于疾病现象的集体意识的官方机构，这种意识同时在经验层次和知识层次，在民族的空间和世界的空间里发挥作用”（P030），一句话，一切医学归权力机构所有！受权力机构保护！并且这种医学的集体意识在构成民族国家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不再是像分类医学是封闭的存在，而是变得开放，变得无限，变得富有运动性，“直至扩展到历史、地理和国家的各个方面”。（P032）
福柯还提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种关于医学的神话，即“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P038），这种积极意义总是与集体关联，它将奢华与骄堕的病态相联，将贫困与不公与肮脏与孱弱相联，而一种想望则是平静的感官幸福与健康的身体，医学从未与当下的政治性紧密联系着。
这种积极意义还意味着知识的生产，它不再仅仅是关于治疗，关于“一整套生活准则和营养准则”（P039)，而是一种定义，“对无病之人的研究和对标准人的界定”（P038），通过塑造这种集体意识，它能使人们察觉并认识到病毒的晦暗，于是集体被调动，在权力的调动下，向疾病与“坏”的政府作斗争。
总之，“这种医学意识在时空中扩散，开放而机动，与每一个人的存在相联系，与全体国民的集体生活相联系，永远警觉地注视着那个不确定的领域：疾病在那里以各种形象暴露出自己的庞然身影。”（P035）
第三章《自由场域》
提到“场域”一词，我们很容易想到布尔迪厄，尽管福柯并没有像布尔迪厄一样指出场域中构成竞争的资本，但是它依旧隐含着“自由”这一极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词背后的各种关系构成，以及“场域”本身所带来的流动与碰撞的意味，事实上，福柯的“自由场域”一词富有反讽的意味，福柯是如此收尾的：“由于种种与现代人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原因，在大多数思想家看来，与孕育临床医学的那种话语结构相比，临床医学本身始终与光亮和自由的主题有着更密切的联系”（P057），然而，“在强调这种把临床医学的兴旺与科学、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观的优越性时，人们忘记了在许多年间阻碍临床医学形成的恰恰是这种意识形态主题。”（P057）
那么福柯是如何得出这种反启蒙主义的认识呢？
在这一章开头，福柯首先指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疾病空间的医学和社会的医学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的”（P041），这种对立来源恰恰是“疾病空间的医学”需要找到一个准确稳定的判断，需要仅仅将疾病与人体缝合在一个严密的贴合图上，而“社会的医学”则需要一个开放的，不断运动乃至于打碎重组的知识体系，但是人们之所以忽视，恰恰是二者的后果都带来了明显的权威，即“一切不能满足凝视的全新要求的医学制度都将被驱逐出场”（P041），无论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临床医学，还是随之诞生的社会医学，它们所构成的“真理性”的话语结构是如此的不容置疑，是如此的霸道，以至于不能容忍一丝丝晦暗不清，所以“在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医学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根源的自发的重合现象。”（P041）如果说医学技术本身还没有推动一切变化的动力的话，那么大革命将催发出它的知识内部的真理暴力，因为法国大革命本身即意味着一个由智慧、光明、真理等话语以及威严的暴力所建构的“结束特权知识的黑暗王国，建立起一览无余的凝视帝国。”（P042）
紧接着，福柯进入历史论述，指出这个时候医院、医生同业行会和医学院在大革命后的变化。由于整个国家具有提供救助的社会集体，那么将医院国有化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它表示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实施救助，“成为国家的固定不变的医学—经济良心之所在”（P044），并且医院又有些禁闭与区分的功能，它起着保护健康人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又意味着一种负面的印迹，所以激进的山岳派要求废除医院，他们认为医院造成贫困制度化，革命要使医院无用且最终消亡，在共和二年，国有化付诸实施，“使疾病和贫困彻底摆脱医院的伟大梦想开始了”（P48）。另外一部分是关于行会与医学院，自由平等的意识到了行会、师徒体制和医院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更加严格的控制医学，那么在重组净化知识、废除特权与监视国民健康三者间如何达成平衡？正如福柯的疑问“医学以及政府借助于医学应该不受限制地监视公民，但是这种自由的凝视如何能够装备精良、充分有效，又不会陷入知识的神秘性和严格的社会特权的魔爪？”（P050）从保留少数医学院，增加实习课程，直到大学关闭，大革命后的人们一直担心医学中的特权阶级的出现，这是对真理性知识本身的担心，具有自我讽刺的意味（无论对于医学还是信仰，知识或者说真理永远无法抛弃，即不能自弃）。
“这是关于自由凝视的神话，而自由凝视在忠实于发现的同时也获得了摧毁的效能；这种凝视本身是被净化了的，但它又有净化功能；它是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的，却又能驱散黑暗。这些隐含在启蒙中的宇宙学价值依然在这里起作用。”（P057）
第四章《临床医学的昔日凄凉》
福柯在这一章主要讲述了从希波克拉底之后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期，临床医学的尴尬处境，而其原因恰恰是医学的“凝视”所带来的经验与知识构型之间的冲突，话语变得自相矛盾，难以表达。福柯在一章的名句作为腰封被置于译林的新版（2022年2月第1版），即临床医学“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有待于被发现”（P061），而传统的历史观则将历史置于一种线形的发展之中，在某个阶段，真理被发明然后扩张，而福柯挑战性地借临床医学提出“它早已与最初的医学形式一起存在了；它建构了自身的丰富性。”（P061）
医学知识无论如何少不了经验，“病人床边，一直有恒久而坚实的经验的位置”（P058），“在成为一种知识以前，临床经验是人类与自身的一种普遍关系：那是医学的极乐时代”（P060），但是，“当人类懂得书写和秘密之后，衰败就开始了，即这种知识被一个特权集团所瓜分，凝视与言说之间那种既无障碍又无限制的直接关系也瓦解了”（P060），福柯在这儿似乎同时暗示了未有阶级时的人类，即不平等起源前的人类。于是5世纪的希腊医学从“经验的符码化汇总”（P060）这种近乎原始的经验，导向了作为知识的经验的传授，于是为了方便学习，它自我磨损了经验，“这是一种知识的维度，这种知识本身不包括凝视，因此可以名副其实地说它是盲目的。”（P060）
这种盲目必然会造成多种的盲目，即一种诸神之争，但是经验却是稳定且富有纠正性的，于是临床医学能够“不断地消除各种体系，而与这些体系相矛盾的经验积累着它的真理。”（P061）
福柯特别举出18世纪的一些临床医学的制度变革，如临床讲座，这些变革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它是介于之前的开放性和未来的专门化之间，且“必须在基本建构方面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疾病分类学场域”。（P065）
第二，“在医院里，病人是他所患疾病的主体，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个案；在临床讲座中，人们面对的仅仅是病例，病人是他所患疾病的一个偶然插曲，是疾病碰巧占有的一个临时对象”（P065），它“凝视”的对象是“疾病的真理实体”。（P065）
第三，临床讲座也给与了学生以前提知识，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分类学舞台”（P065)，学生所做的是通过观察病体“译解”出答案。即“临床医学绝没有想借助凝视来发现什么，而仅仅是复制了示范讲解的技术。”（P067）
最后，这种作为知识的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考验，陪审团是学生，“尽管有独断的言语给它命名，疾病却有自己的语言。”（P067）
于是，福柯得出了结论，“总之，如此建立或设计的临床制度依然主要出自现有的知识形式，因此不可能获得一种适当的动力，而且单凭它自身的力量也不足以启动医学认识的普遍改造。它仅凭自身之力，既不能发现新的对象，形成新的概念，也不能拥有另外的医学目光；它没有发明出一套新的话语和实践。”（P068）
但是这一切很快将会被彻底改变！福柯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如此预言和阐释，“然而在几年之间，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年，临床教学经历了急剧的改组：它脱离了借以诞生的理论语境，获得了一个应用的场域，这一场域不再局限于那种只允许讲述一种知识的场域， 而是与知识诞生、接受验证和自我实现的场域共同扩张：它将与全部医学经验合而为为此，它必须装备上新的力量，脱离那种给它提供教训的语言，自由地走上探索发现之途。”（P069）
第五章《医院的教训》
福柯在这一章通过一系列的历史资料，向我们展现出了法国大革命对于医院的激进改革的后果以及对此的矛盾态度。并最后从自由主义（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的角度论述了临床医学成为一种病人与医生的契约，一种穷人与富人的契约。
在第三章中，我们知道医院被国有化和被取缔，这带来的便是医学的混乱和人们的担心。于是各种改革措施在不断逡巡，但矛盾依然，问题依然——“既要给它划定一个专属它的封闭领域，同时又不能回到旧制度时期的行会结构，也不能回到可能使人想起国民公会时期的国家控制形式”（P087），总之，经过长久的讨论，医院又回来了，并且责任从国家下放到了市镇，“每一个自治市镇都要对自己的穷人负责。”（P092）
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产生了一样的道德忧虑“人们有什么权利把一个因贫穷而被迫到医院里寻求帮助的病人变成临床观察的对象？”（P092）
“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孤立地生存，穷人也不例外，他只有通过富人的介人才能获得救助。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权利。要想治疗自己所患的一种疾病，必须有其他人用他们的知识、资源和怜悯加以干预，一个病人只能在社会里治疗他的疾病，因此，把某些人的疾病变成其他人的经验，使痛苦展示出来,这样做是公正的”（P094），福柯在这样用了经济意义上的比喻，即患病的穷人的被“凝视”实质上是一种利息，“因为它作为一种补偿，对于科学来说是对象利息，对于富人来说是生命利息。”（P094）
福柯在本章的结尾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在自由世界的负有责任的交易中，医生的凝视是一笔小额积蓄……”（P095）
第六章《征候与病例》
在第六章，福柯揭示了语法结构与疾病的关系。
“人们必须解读可见性的深层结构，而在这些结构里场域和凝视是由知识符码联系起来的”（P098），符码的两种主要主要形式是征候的语言结构和病例的随机结构。
首先是区分症状与征候，症状是“疾病的呈现形式”（P098），如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等，征候则是“宣告性的”（P099），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如指甲发青宣告了死亡将至。对于临床医学来说，必须要确保以下假设：“能指（征候和症状）从此将完全能够被所指包容，能指的最原始现实状态将毫无掩饰和保留，所指的本质——疾病的核心——将在能指的可理解的句法中被彻底消化。”（P100）
福柯进一步说明这种语言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对于症状来说，它本身就是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又必须指代与健康形式对立的某种疾病的能指，所以症状“既通过同义反复来表示自身的整体，又通过自身的出现来表示对异己物的排斥”（P101），这便构成了福柯对这一节的命名“症状建构了一种能指和所指密不可分的初级层面。”（P100）与此同时，“在一种对差异、同时性或接续性、频率极其敏感的凝视下，症状也就变成了一种征候”（P103），这是意识干预的后果，目的在于扫清一切晦暗不明之处，达到“一切症状都将变成征候。”（P104）而这一切都需要一种语言，一种描述性的达到透明性的语言，使“疾病的结构与包围它的文字形式的结构具有一种基本的同构性”（P105），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医生与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即“医生的话语性、反思性感知与哲学家对感知的话语性反思在一种完全的重合中相聚，因为世界对于它们来说是语言的模拟物。”（P106）
但是疾病本身的病例结构即一种偶然性却并没有被克服，这事实上导致了“医学始终在现象病理学与病理病理学之间摇摆不定”（P114），由此，还必须找到一种含混的基础和数学模式作为语言模式的补足。福柯归纳了四点，分别为组合的复杂性、相似原理、对频率的感知（“医学的确定性不是基于对个体性事物的彻底观察，而是基于对大量个别事实的彻底扫视”（P122））、确定性程度的计算。
第七章《看与知》
这一章福柯指出了作为临床医学的观察与传统观察的区别，并告知读者症状医学将被由病理解剖学组建起来的临床医学代替。
作为观察手段的“凝视”，当在“看”的时候，即是在“知”。“当它感知一种景象时，它会听到一种语言”（P119)，如根据症状确定某种疾病，但症状的价值早已被给定，即“每一种症状与其症状学价值之间的相关性是一种根本前提”（P125），临床医学要求“看”得到回报，即“凡是可见的事物都是可以表述的，而是，因为它是完全可以表述的，所以它是完全可见的。”（P128）
那么凝视又回到一种神秘主义的危险之中，这是一种关乎语言的深渊，“人们现在仅仅是因为懂得了那种语言才看见了可见物；事物是向深入了解词语的封闭世界的人呈现的；如果这些词语与事物相互交流，那是因为它们遵守着它们的语法所固有的规则。”（P127）福柯借此说明了一种破除神话的瞥视的登场，“瞥视属于是无言的接触”（P136），它是深入空间的，而不是外在的看与听，从此，临床医学开始探索“身体的可触摸空间”（P136），病理解剖学组成的临床医学的时代到来了！
第八章《解剖一些尸体》
第八章主要论述了解剖临床医学的诞生、面对的难题和解决方式、后果。
首先，是关于病理解剖学的诞生，福柯先是指出了历史学家倒错的论述，即“把新的医学精神与病理解剖学的开拓联系在一起，似乎后者界定了前者的基本要素，承载着前者和覆盖着前者，既构成前者的最生动的表现，又构成前者最深刻的根据”（P137），与此相联系的是其诞生是冲破了来自宗教和道德的障碍。然而，种种论述恰恰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战斗受难的解剖学教派的形象”（P139），这是此种崇高的形象和其背后的精神使临床医学的出现成为可能。但福柯通过举莫尔加尼（其于1760年发表了《病变的位置与原因》）和比夏（其于1827年出版了《膜论》）的例子指出，在今天我们看来好像解剖学和临床医学天然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事实”，不过是一个错觉，而正是临床医学的思想阻碍了莫尔加尼的教诲长达四十年，此种阻碍实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的冲突，于是，“在病理解剖学能够重新获准进入临床医学之前，相互之间必须达成一项协定：一方面是新的地理基线，另一方面是新的读解时间方式。（P140）”
接着，福柯开始论述比夏，“莫尔加尼及其后继者的解剖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器官多样化原理被比夏的组织同构原理所取代”(P143），比夏“既解析了器官同时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P143），“比夏的眼睛是临床医师的眼睛，因为他赋予表面凝视以绝对的认识论特权”（P143）,且此种凝视更加远离“临床医学方法中隐含的唯名论了”（P145）,它所凝视的对象乃是真实存在的，如“在心脏揭示出心包膜，在大脑揭示出蛛网膜，在肠胃揭示出粘膜”（P146），正是因此，分类思想在19世纪初更加自信且奇怪的复活了。
但依旧存在着问题，即“如何能把本质秩序与效果系列区分开呢？（P148）”又如何“区分原发性和诱发性?（P149）”并且很难显示疾病过程的强度。“解剖学除了可见物外说不出其他任何东西，而且也只能说出同时性的可见物空间存在的简单的、最后的和抽象的形式。（P149）”福柯如此总结：“有意以疾病分类学为基础的病理解剖学面临着两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涉及一组有时间性的症状在与空间上共存的组织之间的联系，第二组问题涉及死亡以及死亡与生命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严格定义。（P149）”
对于第一组问题，回答是“唯一的病理事实乃是比较事实。（P150）”通过解剖，乃是一种距离之接近，遮蔽之显现，是“对固定点的定位来取代发生频率的记录”（P154），如肺结核的症状可以有咳嗽、呼吸苦难、发烧等，但这些症状并非不可少，其出现次序也并非固定，而只要一种现象是固定不变的，且是肺痨的必要和充足条件，即肺细胞组织的病变。因此，“对解剖临床医学感知的分析就揭示了三个依据（定位、病灶和原发性），后者修正着临床医学主要按时间进行的解读。（P155）”“对于比夏及其继承者来说，位置观念摆脱了因果问题（就此而言，他们是医师的传人）；病灶指向的是疾病的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病灶是病态结构扩散的出发点。它不是终极原因，而是原发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一个尸体中确定一段固定的空间，就可能解决疾病的时间性发展所提出的问题。（P156）”
对于第二组问题，更为详细地说，是“如果疾病的遗迹还在侵蚀尸体，那就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绝对地区分什么属于疾病，什么属于死亡；它们的征候混杂在无法辨认的混沌之中。（P157）”，对此，一是立即解剖尸体，二是区分“与疾病同时出现的现象和在死亡之前出现的现象。（P157）”并且，“一旦人们了解和掌握了死亡的不变现象和多边的表象，就能够借助它这种时间上的开放性，重构整个疾病系列的演变”（P160），“生命、疾病和死亡由此组成了一个技术上和观念上的三位一体”（P160），“人们可以从死亡的高度观看和分析器官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病理的发展时序。”
无论是对尸体的解剖，亦或者是从死亡之镜中反观生命，总之，“在死亡的光亮照耀下，生命的黑夜被驱散了。（P164）”
第九章《可见的不可见物》
前半段继续对解剖临床医学进行论述：“在解剖学感知中，死亡是一个制高点，从那里向下观看，疾病是向真理洞开的。（P176）”
在这一章中，福柯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我们认为的阻碍医学的道德障碍，真的是被进步的启蒙所消除的吗？“道德障碍只是在有了认识的需要时才会被体验到；科学的必要性揭示了何为禁忌：秘密是知识创造出来的。（P182）”求知欲越旺盛，所诱发和发现的禁忌越专横，但前者为后者提出了科学和社会的理由，使得后者被轻松地从伦理范畴中抹去。如听诊器的诞生，表面上显示了一种有形的障碍，“身体之外的工具性中介认可了一种退却”（P183）,但此种工具恰恰提供了为凝视提供了“武装”，视觉-触觉-听觉的感知结构得以实现，“医学凝视现在被赋予了一种多重知觉结构。（P184）”这背后恰如福柯所敏锐洞察到的：“多于隐藏的事物，羞耻的距离是一个投影屏幕。人们不能看到的东西是在与人们不应看到的东西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显示出来的。（P183）”福柯同样指出：“阻碍接触的不再是羞耻感，而是肮脏和贫困；不再是身体的纯真，而是身体的污秽。（P183）”
上面所提到的感知结构不只是一种知觉结构，同时也是认识论的结构，因此也诞生出了技术因其干预所带来的不可见结构这一层次上的测量、实质和构成等问题而遭到排斥的奇景。于是“一种关于个人的话语再次成为可能，更准确地说，再次成为必要”（P188），语言同时也需要更为具体化、个别化。关于个人的知识成为在19世纪成为可能。也由此，19世纪的死亡构成了独特性。
“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他的不可见的真理，他的可见的秘密。（P193）”
第十章《热病的危机》
福柯指出这一章考察的是“解剖临床感知在最后一个阶段是如何寻找其平衡形式的。（P194）”
首先，是比夏及其早期追随者所建立的方法遗留下来的两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涉及疾病本身的有无及其病变伤害现象的关系。（P194）”即解剖医学定位的疾病的“所在地”与疾病本体的关系。另一组问题是是否所有的疾病都存在一个病变的位置？于是便出现了如器质性病变与生机性病变的区分等。正是在这种操作下，“疾病的病种，而不是它的位置或原因，决定了一种疾病的性质”（P197）,分类分析（思想）再次复活。
其次，这种冲突聚焦在关于“热病”的讨论中，发烧现象由于其表面性，所以必须从“特性”入手，将“发烧”转向各种特定疾病的“热病”。于是解剖医学在这儿抛弃了自己的权利：“为了给不同形式的热病提供一个结构，器官立体空间必须让位给一个完全由征候及其所指占据的区分空间。（P203）”
转折出现在布鲁塞1816年发表的《公认学说之考察》，“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变异方式：因此人们在开始研究尚不清楚的热病时就应该分析炎症在身体这个部位发生时的特定形式”（P207），“疾病的位置仅仅是激发性原因的联结点，而这一点是由组织的应激性和媒介的刺激力决定的”（P212）“因此——这正是1816年的重大发现——疾病的本体消失了。（P212）”“疾病现在不过是组织在对某种刺激性原因做出反应时的某种复杂运动：患病的全部本质就在于此，因为不再有特发性疾病，也不再有疾病的本质。（P212）”
“疾病医学已到了尽头；现在出现了一门病理反应医学。这种经验结构主宰了19世纪。因为他还将包容致病媒介医学，因此虽然它也不免在方法论上有所修正，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支配了20世纪。（P214）”“布鲁塞著作中的所有东西都与时代相悖，但他为他的时代确定了观看方式中的最终因素。自1816年起，医生的眼睛能够正视患病的机体了。现代医学凝视的历史具体前提最终建立起来。（P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