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刘敏：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读苏贾《后现代地理学》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 第89-96页。
作者介绍：刘敏，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南非开普敦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社会研究、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在批判社会理论的发展历程之中，由于受到一种“历史决定论”的限制，学者们过去往往偏重于历史的建构，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地理与空间的漠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理论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的趋势逐渐明显，而在各种研究转向的大潮中，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尤为显眼，空间理论的优势日渐凸显，渐成显学。对于空间理论的兴起，人文地理学反应迅速，这一方面得益于地理学在空间把握上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贾(Edward W.Soja)、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一批人文地理学者的努力。
苏贾是美国杰出的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家，是洛杉矶学派后现代都市研究的领军人物。《后现代地理学》共由九篇论文构成，在该书中，苏贾(2004：9)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空间以何种方式被人用来掩盖各种结果，从而使我们无法了解；权力和行为准则的诸种关系是以何种方式被深深地印入社会生活而具有明显的纯真空间性；各种人文地理以何种方式变得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性？在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福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吉登斯等后现代地理学先驱人物进行对话与反思的基础上，苏贾试图对批判社会理论中时间、空间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重新辨析，并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发展为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从而对于遮蔽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提供一个透视的角度。简言之，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标注的一样，该书致力于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进行重申。本文试图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的辨析和思考，探讨与反思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基本面貌及其走向。
一、空间的社会建构：“社会—空间”的唯物辩证法
在《后现代地理学》的开篇，苏贾即认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形形色色社会理论对空间的挤压，使得社会理论的去空间化及历史决定论主导着社会理论的发展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主要批判社会理论并没有充分重视空间的重要性，这导致空间在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甚至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繁荣的结束以及第四次现代化的开始，在经历“五月风暴”等学生运动后，空间理论首先在法国学术界觅得一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列斐伏尔的影响尤为显著，被苏贾称为当代最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反思，列斐伏尔将空间引入到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之中，主张用一种日益空间化的辩证法来反复论证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性，并将空间生产和资本主义生存联系在一起。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明晰社会/空间/时间三者所构成的社会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列斐伏尔(Lefebvre，1991)指出，空间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空间中不仅弥漫着各种社会关系，同时，空间也是由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换言之，空间是社会的空间，社会关系的建构、运作与实践不仅建构了空间，同时也不断呈现着空间的存在及其再生产。围绕着空间的社会建构这一主线，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将空间问题框架与资本主义的生存联系起来，并将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直接联系起来。
苏贾将空间性引入到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简单地变量叠加，而是希望通过空间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是，空间并不神秘，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迁与个体体验的产物，同时也形象地展现着各种社会问题。因此，空间性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时间性或者社会性的附属。在书中，苏贾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过于注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时间规律，进而忽视社会的空间型构，因此，苏贾希望借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关系来分析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问题，并将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
通过对列斐伏尔“社会—空间”唯物辩证法的借用，以及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性的重申，苏贾将空间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地位。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通过探讨和阐释时间、空间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互构关系，我们可以寻求对于社会存在的本质与概念化的解释，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当今世界的各种构造性矛盾。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申实质上是一种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反动，它有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空间的真实性和本质性，也体现着当下批判社会理论的发展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空间—社会”辩证法否认了在一般意义上区分时间和空间何者优越的可能性，并理所当然地赋予空间性对时间性的优先权，以至于其所表现的空间具有一种乌托邦的潜能(郑震，2010)。换言之，“空间—社会”辩证法可能并没有体现出空间的优越性，也没有对历史决定论与时间在生产关系中的统治意义形成实质性的反思，反而可能重新构建了一种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因此，虽然苏贾(Soja，2005)注意到空间辩证法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时，可能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决定论的论调。但是，苏贾并没有对这种隐含对立矛盾的空间辩证法及其争议加以充分重视和解决，而是选择了中和和外化，并直接将其用到第三空间理论的论述之中。①
其次，与“社会—空间”辩证法所依赖的“资本主义通过内部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外部的全球地理发展不均”的分析语境不同，随着全球化和消费社会的出现，社会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列斐伏尔的批判路径有所改变，空间所具备的革命性批判意义还有待重构。随着交通工具机械化和交流工具智能化的提升，在空间得到扩张的同时，现代时间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可变能力和扩张能力。在现代时空之战中，空间是笨拙、僵化、被动的一方，只能进行防御性壕堑战并阻碍时间的前进。虽然鲍曼所说的“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的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的观点有待商榷(鲍曼，2002：184)，但仅仅将空间作为后现代批判理论的主要工具与对象，其解释力也许和空间概念本身一样，有待重新辨析和明确。 再次，基于苏贾等人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申，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中叶以来，时空体验的不同构成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严格界限，“现代性就是时间，后现代性就是空间”的观点渐成共识(崔丽华，2012)。然而，这种以时间和空间来区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两分观点，其实质是缺乏对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本身丰富内涵的理解。应该看到，时间性和空间性是我们理解社会、构建社会理论的两个必要面向。如果我们将时间性理解为行动的可能性，那么空间性便可以理解为行动可能的关系性，在实际行动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关系性和可能性两分的状态(郑震，2010)。因此，我们需要摆脱人为的划分时间和空间来区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二元论调，并站在一个更为多维的角度和高度来认识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
二、空间的权力批判：日常生活的空间政治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也关心空间的权力建构问题，并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不同于列斐伏尔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福柯很少直接分析国家的机制，但这并不消弭福柯空间理论的独创性和启发性。
福柯反对宏大历史叙事，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并将社会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情景中加以考虑。虽然福柯坚称自己是一名结构主义者，但他对纪律权力起源的各种探讨表明，“他一直在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问题”(吉登斯，1998：244)。以空间为分析路径，福柯将知识、权力与“身体”空间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全景式监控”的监狱或海军医院，还是“泰勒式工厂”的生产车间，福柯栩栩如生地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个封闭的、分隔的、经过精密计算和严格管理的纪律空间。福柯让我们看到纪律权力是如何通过对身体空间全方位的监控和管理，从而实现对个体身体的规训以及纪律权力的内化。那些曾经属于个人生活世界和隐私的空间，正日益被建筑、摄像头等外在的物质所规训，而权力则以“安全”和“效率”为幌子，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
苏贾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与福柯的空间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自福柯开始，人们日渐认识到，阻碍我们认清这个时代的关键，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空间。从知识与权力的空间化解读出发，福柯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而是希望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阐释，走上一条整合的空间理论路径。简言之，在福柯看来，正是因为空间上的可见性，权力得以实现，知识得以演进(何雪松，2005)。福柯空间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从微观上展开对社会权力的批判。尽管身体通过权力与知识建构，但权力与知识在空间中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外在于空间去想象权力和知识的运作，权力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生产知识并通过知识去发挥效能；也正是通过建构起这一特定的空间，权力和知识才可能作为一个关系的整体去建构身体(郑震，2010)。基于对生活世界中空间政治的重申，空间理论在社会批判理论领域开始大行其道。社会学研究将过去被“忽视”的社会空间重新纳入到分析范畴，那些被歧视、压抑与排斥的对象，如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等，也日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虽然福柯对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显然有别于福柯的空间思想观念(Philo，1992)。虽然福柯以一种明确的空间视角来解构和分析身体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并以更为空间化的路径来对权力进行批判，然而福柯的“身体”并非行动者(吉登斯，1998：256)，从而也不能将“身体”理解为一种研究对象，而只能是一种研究的路径。此外，在空间的权力批判中，权力的使动性与行动者的能动性是相对的，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是如何解释甚至“欢迎”这种规训的，即如何从行动者的角度去分析空间中微观权力运作的，这是福柯的空间理论所未谈及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福柯的“身体”作为具有认知和反思能力的行动者或研究对象来对待，从“身体”空间出发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并非代表行动者对于权力的“屈从”，与知识和权力对身体的空间建构相对应的是行动者对于知识与权力的理解和反抗，即使是监狱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反抗的地方。换言之，在福柯的权力批判之中，空间是路径而不是“对象”。
苏贾(2004：24)认为福柯的空间思想观念不过是福柯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路径，而不是其研究对象，因此，福柯的空间思想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含糊不定的空间性”。在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中，空间不仅仅是分析的视角或维度，而且也是研究对象。围绕着对城市规划等生活实践的空间政治的批判性审视，苏贾认为随着阶级斗争向着以城市为场域、以集体消费为特征、以日益空间化为方向的变革性演进，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急需重建。空间至关重要，揭示空间的重构是以何种方式遮挡我们对各种后果的认知，这对我们把握当今不断变化的社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苏贾，2004：95、143)。而这一点，在苏贾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型构上会有一个更为细致的描述与分析。
三、空间的后现代性：晚期资本主义的时空路径
晚期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与独特维度是空间而不是时间(Keith & Pile，1993：139)。在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下，资本和权力正逐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重构社会空间，重建其对社会空间的规划和统治。在这种全新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原有的空间理论和空间体验难免会受到扭曲。然而，后现代空间论者在体验这种全新的空间现象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反省精神，仍然试图将这一全新的现象纳入到原有的空间理论框架中去理解，其结果是当他们全身心置于全球资本和信息网络所构建的全新空间时，他们发现了一种严重的空间混淆感和无力感。正是基于这种关于空间的混淆感和无力感，在与詹明信等人对话的基础上，苏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解释后现代现象，并试图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逻辑，从而希望为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祛魅”。
詹明信(Jameson，1974)认为马克思所谈及的生产方式远不只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生产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待问题的辩证方式，这种方式中包含着空间等多种异质成分。在对洛杉矶鸿运大饭店这种后现代“超级空间”的分析中，詹明信指出，在当前社会，随着跨国资本的全球布局、信息媒介通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通网络而占据全球，后现代空间的生产范畴已经成功超越个人的能力，个体已经不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自身定位，从而失去存在感。因此，詹明信(1997：507-510)主张对晚期资本主义空间构成中正面的、“前进”的因素予以适当评价，并需着重对地域感重新做好具体而实际的把握，需重建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在一个新的高度和一个更复杂的层次来分析“再现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后现代地理学》中，苏贾赞同詹明信的这种“认知绘图的美学”，并认为它是一种在文化逻辑和后现代主义诸种形式中体察权力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绘图法能力，它用一种更加敏锐的方法来观察空间是如何使我们看不到种种后果的(苏贾，2004：96)。詹明信的这种大量吸取当代诸种重构过程的工具性养分(例如福柯有关单元、等级和封闭的“监狱城市”理论)的后现代地理分析方法被苏贾所借鉴，在此基础上，苏贾希望发展出一个经验型和阐释性意义上的后现代地理学理论。这种努力反映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的最后三章，借鉴詹明信关于洛杉矶鸿运大饭店与“超级空间”的分析，苏贾通过对洛杉矶城市的区域重构和后现代地理学的解释，为空间理论的思辨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化案例。 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之中，社会互动是基于情境定位的互动，因而在日常社会交往中，身体的共同在场对于社会系统的整合至关重要。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之中，交通工具的机械化与信息交流手段的多元化已经导致社会交往的空间形式发生崭新的变化，空间的“物质特性”正在压缩甚至消失。空间日渐成为一种流动的元素，时空分离逐渐使得空间产生“脱域”现象，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情境性的地域性关联中“提取出来”，这也使得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时空路径日趋复杂。随着时间的“压缩”与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社会互动出现新的情境定位。“虚拟在场”或者是“不在场”成为日常社会互动的常态，新的空间情境定位方式为空间的区域化和社会整合带来困难。全球化赋予身体以新的政治形式，并带来了身份、民族国家认同等诸多方面的困惑(Massey，1999：27-42)。因此，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如何从批判社会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厘清与整合“共同在场”与“虚拟在场”、地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等关系，这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发展的重要挑战。这也就是说，如果需要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进行重申，我们还需要对时间进行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与反思。
四、空间的时间面向：批判社会理论的重构
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是后现代空间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在。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分析和反思了戈夫曼等学者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误解，认为他们只是将时间和空间看做是社会行动的背景，而未能讨论社会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情境定位问题。因此，在借鉴赫格斯特兰德(T.Hagerstrand)时间地理学的“例行化特征”、“时空收缩”、“场所”、“区域化”等概念的基础上，吉登斯不再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做是行动的环境，而是围绕着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方向的延伸来构建结构化理论。 苏贾认为，吉登斯不仅将权力注入到对地理学的创造性阐释中，还表现出一种将福柯、列斐伏尔等问题综合在一起的杰出能力，这种综合能力使得结构化理论首次提供了一种有系统的社会本体论，并能够维系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申。苏贾认同结构化理论对于“时间—空间”结合的强调，并赞同吉登斯将“时间—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生产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紧密联系的分析路径。同时，苏贾(2004：229)也赞同吉登斯的区域化这一说法，他认为区域化表达了一种在场所中发挥作用的分配性权力和权威性权力，它们是空间/权力/知识的工具性的产物，为使权力的运作既成为空间性又成为时间性提供了基础。但是，苏贾(2004：238)认为，吉登斯几乎未曾看到当代关于社会理论与空间结构，以及关于社会与空间性的辩证关系的日趋热烈的辩论。因此，苏贾呼吁从经验角度，以一种更以空间为中心的方式，将批判社会理论应用于当今时代的各种困惑，比吉登斯更深刻和更激进地对批判社会理论进行解构和重构。 与吉登斯力主一种时间地理学的观点与强调空间的时间性所不同，②苏贾强调时间的空间性，并试图重构一种更为深刻和激进的批判社会理论。然而，在探讨社会系统的时空互构关系之时，我们需要注意当代批判社会理论中关于时空关系的几点新变化，应该从一种具体的而非思辨的方式来探讨时间和空间的互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国家政权的大量出现，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空间扩张能力逐渐减弱，相对而起的是地理空间的重新定义及对边界的重视，世界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此，时间开始变得依附于“空间”及“空间”之上的民族国家，历史也因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重新建构。虽然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空间使得当今世界产生了新的空间逻辑，但是，因现代空间逻辑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地域社会、集团等并不会被全球化空间所消除，它们正在形成新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冯雷，2008)。换言之，当代批判社会理论虽然重申空间的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并不试图走向一种“反历史”的趋势，而只是试图将历史叙事空间化，从而赋予历史以批判和反思的视野。 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时间和空间交织，并呈现出以多种时间和空间混合、交互作用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所以，要充分认识当代空间的逻辑，就必然要理解时间的逻辑。尽管赫格斯特兰德和吉登斯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时间地理学，但社会理论对于空间/权力的时间面向讨论还相当有限。因此，后现代空间理论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在后现代世界中以空间与空间逻辑为主导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时间性与历史的延续性等具体经验将以何种形式来展现？(詹明信，1997：433)换言之，在重申空间在社会理论重构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对时间意义的重构。如果社会理论缺失积极驾驭时间的能力，不仅理论本身会给人一种愈趋浅薄的历史感，而且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也将如同詹明信(1997：433)所描述的一样，不过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混成体”。
五、结论与反思
综上，在与列斐伏尔、福柯、詹明信、吉登斯等空间理论家进行对话的基础上，苏贾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对于批判理论中的空间进行了重申，同时也对时间、空间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重新辨析。社会、权力、后现代性和时间等既是空间理论的分析维度，也是空间理论的经验实践，并在相互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整合的全球化空间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空间取向的阐释性人文地理学对社会理论的解放性意义，即它试图解构和重构历史决定论的束缚，并使社会理论能够灵活多变地、批判性地解读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在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是一个有着多重维度的分析性概念，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也正朝着一个拥有多个分析维度、具有鲜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综合理论体系的方向而建构，并试图发展出一个经验性和阐释性意义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出于对当下社会独特的时间和空间体验，然而，作为一种体验，总会有其问题所在。除了上文所谈及的限度之外，苏贾(2004：186-192)也注意到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困境或短板所在：一是经验主义的短视，即看不到隐藏于客观表象的模糊性背后的空间社会生产；二是走得太远，走向了虚无缥缈的先验性唯心主义。因此，苏贾主张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不可捉摸的空间性进行重新聚焦。虽然有学者批评以哈维、苏贾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实际上是在适当地接受后现代主义关于当代空间的差异性、分裂、混乱等评论的基础上，对旧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批判理论的新表述，所以它是一种后现代空间论，并不能反映当代全球化空间论的真正走向(冯雷，2008)。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没必要走这么远。毕竟，后现代空间理论对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贡献显而易见。从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来看，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们对全球化时代批判社会理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了如指掌，在相关争议问题的回应上也恰如其分。 虽然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尚存不少问题和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构型的价值与意义。我们不能将空间看做是塑造社会集团的活动赖以发生的无内容的空维度，而是必须将它和互动系统的结构联系在一起考虑，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本质上不存在任何逻辑或方法论上的分野(吉登斯，1998：518)。作为一种关注城市空间构型和转型的批判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有其特殊的功能层面和经验层面的意义，尤其是在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上。③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区域地理发展极度不均衡和阶层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后现代空间理论去分析和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诸种问题，并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区域化发展模式，这或许才是后现代空间理论留给我们的重要课题。
本文初稿得到韩俊红、王睛锋、石腾飞等师友的精心点评。在修改过程中，本文得益于《社会学评论》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谨致谢意，文责自负。
注释：
①文军和黄锐(2012)认为，由于受到后现代建构论的影响，在考察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时，苏贾直接把空间转向作为一种新的(后现代的)政治规划，因此，他把批判的焦点置于对历史决定论的结构。这样一来，苏贾既没有去理解为什么会产生历史决定论，也没有分析历史决定论是否过时，而是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将这些在他的论述中自动取消。
②例如，吉登斯(1998：237)强调，社会互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时间中沉淀下来的，因此，只有通过考虑这些例行化实践的重复性特征，我们才能够充分把握它们的意涵。
③近来，有学者注意到了一种城市生活中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并分析了公共空间在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生态变革中的作用。例如，郭于华和沈原(2012)认为，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城市新建居住小区集中代表了一种新型公共空间，在这种新型公共空间里，业主自己组织起业主大会并推选出业主委员会，并主动参与到涉及他们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之中，这种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新型公共空间带来了城市基层社区政治生态的深刻变革。
参考文献：
[1]鲍曼，2002，《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崔丽华，2012，《时空融合的现代性解决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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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于华、沈原，2012，《居住的政治——B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开放时代》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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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詹明信，1997，《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郑震，2010，《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第5期。
[12]Jameson,Frederic.1974.Marxism and Form: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Keith,Michael and Steve Pile.1993.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London:Routledge.
[14]Lefebvre,Henri.1991.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
[15]Massey,Doreen.1999."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Spatiality:Some Considerations." In:Power-Geome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Time.Heidelberg: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