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话者的历史：读《世纪的诞生》

（笔者为学堂班写的预习报告，学力有限，轻喷） 这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更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或者说，一次将历史召唤为对话者的尝试。 在本书中，汪晖老师试图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一个“思想的对象”，一个活生生的对话者。在以对话解放这一思想对象的过程中，“我们”脱离出那种已被视为普遍性的当代意识形态之窠臼，让成为“主体”的“客体”挑战那个自以为是的僵老“主体”，最终将自身从单向度的、僵化的视角中解放出来。 全书共分七个章节，从多个面向重构了20世纪中国的能动性，下面简单梳理一下主要内容。在第一章中，汪晖老师探讨了作为时势把握的世纪意识以及“世纪”概念的共时性特点——浮现在中国的“世纪”意识，既是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和指认，同时也是一种反抗，并进一步引出了由世纪意识衍生而出的四个维度的历史论述，这些论述通过重构历史普遍性而完成对主体独特性的探寻。第二章，汪晖老师回到作为“断裂”的革命和连续性的辩证关系之中，讨论了造就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要素。第三章讨论了作为20世纪现象的五四政治运动如何与“文化运动”相勾连，并进一步在政治-经济视角和文明-文化视角中搭起桥梁。第四章研究“科学”概念如何融合中西，并且推动“公理”范畴取代“天理”范畴。第五第六章再次回到革命，第五章从五四运动内部出发，解析了内在于其中的同一性和意识危机；第六章则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并置，探索社会主义事业及其未来道路。最后一章则着力于处理语言与形式，并以之理解地方、民族和世界的复杂关系。 《世纪的诞生》内容丰富、视野广阔，笔者学力有限，难以做出学术上的评价与反思，只好从个人的读法出发，写一些粗浅的感受和启发。在我个人的理解中，《世纪的诞生》始终围绕着一个事件、一条主轴和一种关切。 本书中的“事件”首先是作为整体的20世纪中国，具体来说，是20世纪中国革命。我避免使用“对象”，而使用“事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试图展现其复杂性和“能动性”。如果说一般的历史研究是用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规范知识去框定历史，那么“事件”则暗示对这一复杂动态过程进行深入的、互动式的历史分析的必要。另一方面，“事件”在此有巴迪欧的意义：事件表现为彻底的断裂性，它并非已然“在场”，而是在不断“发生”，在不断生产意义。表现在书中，20世纪中国曾经自我宣称为一种断裂，然而在后革命的视角下，这种“断裂/革命”却被视作孕育于传统的重复。然而，正是这种与传统暧昧不清、相互交叠的“断裂”，却作为一个“事件”，同时在社会和精神层面塑造了全新的语汇与思考方式，并且持续着生产着影响。 在这一“事件”之中穿插着一条思考主轴，在我看来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准确来说，是对普遍主义的诘问和反思。一种“特殊性”如何将自己宣称为“普遍性”？如何理解在特殊性-普遍性的关系中存在的另一对精巧结构：“承认-反抗”？普遍历史是真实还是神话？ 对“普遍主义”的反思是多层次的，这种多层次的反思构成了贯穿全书的“同一性”——汪晖老师在分析“五四”运动时，着眼于西方启蒙与五四思想者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对照分析，考察了“五四”在态度和方法论两个方面的同一性，这两个维度同时也可以用于理解汪晖老师的理论建构。首先是方法论层面上的：反对僵化的、对象化的历史研究，而将分析建立在一种更为开放的方法论之上。我认为，汪老师的确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与方案。这里的整体性一方面意味着跨学科——这表现为横跨历史、文学和政治-经济框架的对帝国主义之反思；另一方面，“整体”意味着摒弃孤立，代之以广泛的对话和不断的重构。汪晖老师在论述时曾经援引何塞·黎萨所谓“比较的幽灵”之概念，用以说明一种在“多重视线”中互相观看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也许便可以理解为对话和重构：重构作为对话主体的自己，与“他世界”发生深层次的互动；这里的对话各方可以是亚洲/西方，中国/亚洲，西方启蒙/“五四”，当下/20世纪......我猜想汪老师深谙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和主体间性的论述，于是将“对话”的思维置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具体到态度/内容层面，汪晖老师在本书中以对“世纪”意识的论述点出了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面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叙事的渗入，浮现在中国思想者笔端的“世纪”意识实际上首先是一种自觉/承认，在自觉之中又蕴含反抗；进一步地，这种自觉是对目的论的普遍历史的怀疑和拆解，而这种拆解又建立在重构普遍性的基础之上。 不妨再把视线拉远。在《“亚洲”作为新的世界历史问题——再谈“亚洲作为方法”》中，汪晖老师肯定了“亚洲”同样面临着主体性建构的问题：曾经在革命过程中召唤无数人前赴后继的“普遍性召唤”逐渐褪去，而作为特殊性的“自我他者化”的身份政治浮出地表。在此，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纠缠，既要反抗虚假的“普遍性”，又要避免落入只关注特殊性以至于将自我他者化的窠臼，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在《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一文中，“普遍性-特殊性”关系在当下现实中找到了落点：总结和讨论中国经验的目的之一实际上是打破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打破普遍性的神话，也就是说，反思作为案例的西方现代性。沿着这一思想路线回到本书，不难发现，《世纪的诞生》诚然是一部思想“史”的著作，但其最终是一部“对话”，当作者言说帝国主义、20世纪中国和“五四”运动时，或许同时也是在思考全球资本主义、21世纪中国和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 这就意味着，对主轴的理解最终直接关联于本书——乃至汪晖老师其他著作的重要关切，即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问题的理解。 在回顾汪晖老师的论述之前，首先要从现代性的概念出发。 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当我们在谈论这个词语时，无疑首先是在谈论西方资本主义形式下产生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性方案得到了黑格尔-科耶夫-福山所谓“历史终结”的辩护，并广泛地在世界各地确立起自己的影响。对现代性的批判自然从不缺乏，从马克思韦伯到20世纪西方“后学”，西方内部已经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反思。然而，作为“现代性”的他者，中国应该如何处理这一庞然大物？是积极拥抱，还是转身拒斥，抑或采取一种中间姿态？ 《世纪的诞生》和它所讨论的对象，20世纪中国革命一样，既是一个“断裂”，又存在于思想的连续性之中。因此，要厘清它的关切脉络，也许要进一步回到汪晖老师的早期文本。在20世纪末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汪晖老师与主流知识界进行了一次激烈对话。他分析了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三种马克思主义，并指出原本内在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性的萎缩，以及“呼吁一种西方现代性”的新启蒙思想在批判上的缺失和盲目。在汪晖看来，“新启蒙思想”回避了作为现代性危机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困境，而是采用一种二元对立的语法，在批判作为“封建”符号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同时召唤一套以西方为标靶的现代性方案——在其中，新启蒙的鼓手以主客二分的视角试图确立起“主体性的自由”，而在僵化的语法下孕育的这一主体性带来的是批判潜能的削弱。 在这篇引起思想界激烈讨论的文章中不难读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现代性”实际上仍然服膺于西方的现代性，而真正应该得到关注和讨论的，是“反现代的现代性”。 然而，“反现代的现代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何在？ 如果说《当》文的重点在于提出问题，那么《世纪的诞生》可以视为对问题的回应： 本书在建构“理解彼此”的过程中从两方面确立了一种中国的新现代性的合理性。一方面，通过建立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汪老师识别出了中国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异质性：不只在于历史传统的区别，更在于作为“断裂”的革命本身的异质性，延续了在之前著作中提出的“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重构普遍性”，实际上汪老师将异质性和特殊性重新上升到普遍性，避免了前文所述落入“自我他者化”的陷阱。 自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发表以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进入了中国学界视野，这些讨论可以视作对汪晖老师的回应和挑战。一方面，以罗岗老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出现空洞化的趋势，即脱离具体研究的趋势，而汪晖则通过具体的历史和区域研究将现代性问题实体化；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学者如高全喜老师则在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评论中提出，汪晖的思想“把现代中国消解到一个后历史的虚无之中”。《世纪的诞生》的发表，如同汪晖老师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一样，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赞扬自不必说：作为少见的“提问者”，汪晖老师进一步推进了对于中国革命及现代性的探讨，并将其同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关联了起来。除此之外，当然也有一些批判和反思的声音。例如，有学者质疑《世纪的诞生》是在“根据现实的需要解释历史”、试图建构一种“历史哲学”，从而“为革命招魂”。如果按照汪晖老师呈现的思路来看，这种挑战是可以被质疑的：对于历史的解释和建构并非虚构和不负责任，恰恰可能是在与历史形成对话，是历史自己解释自己，而“僵死”的历史，才会以毫无批判性的姿态静静等待现代人去观察和研究。至于“为革命招魂”的指控，则更像是一个现代性忠诚的卫道士的呢喃。 不可否认，这一系列批评仍有重要价值，笔者也没有能力真正地代替汪晖老师作出回应；同样地，笔者真诚地期待汪晖老师能够继续建立他的对话：和批评者，也是和时代、和历史、和思潮。 作为对话者的历史，也许可以用汪晖老师的一句话作为注解： “我们始终要问自己从哪里出发，从什么地方开始想象自己的世界，来重新理解彼此，而不是成为别人。” 参考文献 汪晖著. 《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05 汪晖.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J].社会观察,2011(04):6-11. 汪晖,杨北辰.“亚洲”作为新的世界历史问题——汪晖再谈“亚洲作为方法”[J].电影艺术,2019(04):3-11. 戴锦华,张志强,赵刚,章永乐,蔡翔,孙歌,倪文尖,杨念群,贺桂梅,王炎,强世功,于治中,姚洋,严海蓉,何吉贤,周展安.超越“左”与“右”[J].开放时代,2010(0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