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与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动力，真凭实据地来发掘中国传统文明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是历史学家杨向奎对宗周社会历史的专题研究著作，是杨向奎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虽然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今天读来，还是能得到很多深刻的启发，对宗周的氏族源流、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社会制度和礼乐文明的思想文化以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有更整体的认识，也被杨向奎渊博的史学和经学知识、严谨的分析论述过程所折服。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全书分为宗周社会、礼乐文明上下两卷。

在上卷《宗周社会》中，氏族篇与地理篇考证宗周的士族源流和地理位置变迁，建国篇论述从文王兴起、武王伐纣到周公摄政、成王建国的完整的宗周建国历程，社会篇论述宗周社会制度、思想信仰和风俗人情等内容。

这部分包含许多对单个问题的细致严谨的考证、分析和论述过程，比如夏与宗周的关系，毕、程、丰、镐等政治中心的迁移和名称演变，古书记录中出现二个崤山的错误辨析，内外服、职官和爵位的演变，宗法制度的形成，周公是否曾称王，“邮表畷”到两汉的亭燧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井田制等等。

在下卷《礼乐文明》中，首先考证了礼的起源，论述从原始社会“礼尚往来”的交易过程发展而来的礼，并介绍了经学史学古籍中记载的冠礼、婚礼、军礼等内容，其后分别论述了周公制礼作乐和孔子对礼乐的加工改造。经过周公和孔子对礼的两次较大的改造过程之后，形成了华夏文明延续千年的基本思想文化框架。

这部分也包含许多对单个问题的论述，比如对“贿”“赂”的辨析，对偶婚、“戴天头”风俗及氏族起源传说，军礼中的乐舞，“大同世界”理想的形成，神、巫、史的古代史职演变，孔子删诗的分析，“德”“刑”并举、阳儒阴法的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从“小人儒”到“君子儒”的演变等等。

杨向奎在书中申明，“本书主要目的就是真凭实据地来发掘中国传统文明”。

他在书中“发掘中国传统文明”，从对礼的起源和周公、孔子对礼的两次大的加工改造，至孟子、荀子向仁与礼两个方向分别发展，再延续到宋、明理学程朱、陆王思想之分，将礼乐文明、儒家思想的演变和分化串联起来，回溯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

杨向奎根据古籍、考古等资料分析认为，宗周社会的礼，由原始社会的交易过程发展而来。周公制礼作乐，减轻了原始社会中“礼”包含的商业交换性质，转变为道德伦理范畴的“礼”，通过增加礼乐的配合，加重了“仪”的带有等级色彩的行为准则性质；在礼的思想中充实了德的内容，以德代礼，强调“威仪”，违反则要加刑，“明德慎罚”，提倡德、刑并举，为法家的赏、刑二柄、汉以后阳儒阴法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减少了上天的权威，提高了人的地位和尊严，把“天人之际”的世界观向“人人之际”转变。

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周公制礼作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丰富和美化了社会中的礼乐内容，使礼更加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引向“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理想；在礼中加入仁的核心思想，以仁补礼，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偶关系，探讨人的本质，主张“仁”是人的本质，而“诚”是物的载体，从“天人之际”走向“人人之际”；将原来长于相礼、从事巫祝方面的工作的小人儒，转变为“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的君子儒。

孟子、荀子进一步探讨人性而产生歧异。孟子主张义理的天而人性善，少谈礼而发展了“仁”的思想；荀子主张天是物，人性恶而多欲，必须有礼、法作为制裁，使礼走向了法。发展至宋明理学，程朱标榜“道学问”的途径，进一步发展“仁”和“诚”的思想，注重格物致知；陆王象山学派讲究“尊德行”，后来发展为王阳明的致良知。

同时，杨向奎也的确是“真凭实据地来发掘”。他认为，“辩论与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在这本书中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对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辨析过程，以经学史学相关古文资料为基础，并同时引用他人的不同研究观点，采用“损益”的方法，肯定他人观点中的合理之处，也能够有理有据地反驳其不合理或错误之处，通过充分的讨论得出自己的结论。

作为我国屈指可数的经学专家，杨向奎对大量经学、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古文资料都能够随手拈来。除此之外，书中还引用了许多金文、易经、诗经、历法等原始资料，可见史学界一代宗师的博闻强识、治学严谨。

在讲解宗周礼仪、风俗的部分，剖析《诗经》等资料所反映的社会风俗时，杨向奎还提出了要结合民族学研究的方法，采用古文字资料、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研究资料相结合的三重证的研究方法，能够互相印证，更深入地探讨资料中礼仪风俗和更加泛史实的本质。杨向奎所坚持的旁征博引、严谨分析、多重考证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值得学习。

2022.09.25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