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与互联网精神？ ｜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

最近读了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和少数课程杂书，有点意外的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某些程度上与互联网精神存在一些“契合”——我所理解下的契合。其实吉登斯的内容细致到我不能理解和研读，但在宏观掌握上还是有所收获的，当然，这种“宏观”本质上是吉登斯所反对的。

在上文中，已经写到吉登斯在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那么，这种呼唤的学科背景是什么呢，在这两本书里可以找得到。社会学科在结果古典和现代的长期发展后，已经将结构和行动两者间的矛盾凸显在水面。之前也说过，在社会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唯名论和唯实论两条路径，吉登斯认为孔德和涂尔干等人的实证主义路线以及现代社会学中存在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都存在将结构超脱于社会之外并将其视为“强制力”的自然主义态度，而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现代的现象学、常人方法论等又只将个体行动纳入研究范畴而无法解释制度的强制性和社会变迁的动力。

在此争论中，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调解的尝试，如齐美尔就选择了形式这一中观路径，将社会视为一种互动的产物，在结构与行动间找到了一个中介因素。而吉登斯则进行了对两者的消解，选择了一种极具辩证色彩的结构化路径，即结构是行动的前提，又是行动的结果。

那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如何进行的。这里首先要回应一个问题，即他如何看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吉登斯采用和韦伯同样的态度，即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且不应该追求一种自然科学般统一规律的普遍法则，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区别于人本身，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却是人类本身并对人类产生实践影响。

紧接着，就要引入另一个问题，即社会学者在对社会的研究之中，应如何进行解释，是否要介入日常生活。在20世界的哲学发展中存在维特根斯坦这一天才人物，他在晚年将哲学引向了日常生活，实现了对自我的第二次飞跃。这一哲学转型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相比吉登斯也不例外。因此，吉登斯认为社会学者要进行“双重解释”：一方面要关系到参与和领会包含在普通人进行社会生活生产过程的意义框架，另一方面要关系到在专业性概念设计的新意义框架内对此进行重构。

进入结构化理论的正题，吉登斯普遍采用了历史学、地理学和既有社会科学成果的众多学说观点。首先，吉登斯是从行动出发的，他认为，人的行动是一个持续性的行动流，是一种理性化的活动，人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下进行有意识的行动。这种行动的有意识满足于个体的本体性安全需要。体现在反思性监控（类似符号互动论）、行动的合理化和动机激发过程。而很多行动的结构并不都是有意识的，包括无意识的结果，这就涉及到了对过往解释学所缺乏的对结构研究的缺乏。吉登斯进一步将行动意识分为三种解读：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机或认知。

结构在吉登斯那里是一种规则和资源，结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结构化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不同的时空中存在着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它们以“系统性”的形式。这里吉登斯突出地应用了地理学时空的概念，并将行动和结构都视在时空的在场之中。而这种结构是行动者和结构共同生产出来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引导行动者的日常行为。所以，结构并不是不可更改的强制约束力，而是一种结构化了的通过社会系统再生产出来的、超越了时空限制的外在于行动者的存在状态。（吉登斯还论了结构、系统之间的关系，我看不懂。）

因此，吉登斯就提出了结构二重性，并认为这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所在，即社会结构既是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建构出来的，又是使实践得以完成的重要中介。吉登斯将社会结构放置在了一种实践之中，这里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为社会结构和行动是在时空情境下的实践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用书中的一段话表达就是，社会世界是由在特定的具体情境中产生的情境性行动构成的。参与互动的人自已都可以识别这些行动，描逑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正当的視据来使用，成为在这些场合以及此后的其他场合中进一步推理和行动的基础。情境性的行动是通过各种社会互动机制产生的，这些机制既超越了具体情境，又对每个具体情境反应很敏感。而社会成员就是采用社会结构.来使他们在特定情境中进行的行动为人理解，显得有条有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既是情境性互动的根本源泉，也是后者的产物；至于社会话构，则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被再生产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动。 正是通过社会结构和情境性行动之间的这种反思性关系， 并利用了意义对情境的依赖，所有的人才都清楚地看到了行为的相互可理解性。

在这种结构化下，我彷佛看到了一些问题。关于社会变迁的问题，在吉登斯的这种结构化进行中，尽管他极力强调行动的多种可能，但彷佛还是缺少了冲突和斗争的元素，这就导致在他的行动与结构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变迁具有了一种稳定性。也就是说，他将行动和结构在形式上进行了精致的粘合并将两者视为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结构使行动结构化，又在行动中再生产，社会陷入了一种循环和稳定之中，因此也就难以来解释社会变革和冲突的这一问题。又或是说，社会变迁的动力在哪里，吉登斯彷佛回答不了。

吉登斯极力摆脱二元对立下的尤其是实证主义当道下的社会发展线性思维路线，跳脱出历史发展定律的思维逻辑，却又使自己的社会发展观陷入了连续且平静的不温不火之中。

社会学在经过古典、古典、现代的发展后，关于行动和结构的理解也经历了结构和解构的过程，从一元主义强调多元主义，这种趋势又会走向何方呢？也许就像一个摆钟，当极度走向多元的那一端时，又会摆渡回去，但那时应该又是全新的。

这里所强调的一种再生产和结构化，即给予行动者生产空间的思想，像是一种互联网精神。这种互联网精神是我所想的一种扁平化、叛逆和宽容并存的现代思维，或是强调创新与实践的一面。互联网思维的科学基础在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本质在于拓宽连接，吉登斯这种强调行动者实践能力的结构化或许是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是可以鼓励社会创新和摆脱科层官僚的。但他们也同样面临着结构的制约现实，如何将这种结构力量充分地再生产于实践中是所有人应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