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制度生产、理论论辩与人事斗争

洪子诚老师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借用韦勒克概念）著称，在本书中，这一特色也有较充分的体现。书中较少论及具体文学作品，更不必提《再解读》一般的文本细读。与之相对，洪老师把论述重心放在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文艺理论论争和文艺界人事斗争这三方面上。这三个方面相互纠缠，随着政治变动左右摇摆，但总的走向是愈发极端，愈发“一体化”。

具体而言，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来说，洪老师强调会议和刊物的重要作用。首先，中央层面的各类会议以其决议、讲话、精神等，决定文学发展总的走向。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双百方针”等等。其次，文艺界内部的会议，如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和诗歌组就创作问题展开的研讨会等，从理论层面为当代文学创作确定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会议不局限于国内，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及苏共二十大等北方邻居在文艺界的动向，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刊物则通过设置讨论议程和选择刊发稿件，在具体实施的层面影响文学发展的进程。就前者而言，《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两刊组织的专栏如《文艺报》就典型问题、《人民文学》就“干预生活”等，为创作提供理论支撑。就后者而言，《人民文学》刊发“一系列的、后来被称之为‘百花文学’、或被称为‘创作逆流’的那些代表性作品”，向广大创作者展现了“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可能性。

就文艺理论论争来说，本书主要围绕“写真实”、“干预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个较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由于篇幅及性质所限，本书并未完整论述这三个理论问题的讨论全过程，而是将重点放在理论论争呈现出的文学场中的权力结构及权力纷争。就理论问题本身，可参考阅读陈晓明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第一章及第二章。

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整个左翼文坛理论论争的核心。“写真实”和“干预生活”，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个具体表现，它们的存在，都依托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只不过在具体实现过程上有差异，而对于现代派，总的来说是持反对意见的。因此，把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现实主义”、“两结合”等，是理解所有理论问题的核心。

文艺界人事斗争则贯穿了本书的全过程，并在第六章集中呈现。对于这个年代的斗争，最恰切的比喻大概是“萝卜蹲”，胡风蹲完冯雪峰蹲，冯雪峰蹲完丁玲蹲，丁玲蹲完邵荃麟蹲，邵荃麟蹲完张光年蹲，张光年蹲完周扬蹲……真正的“一个都不能少”，哪怕是“文艺沙皇”周扬，或者著名文痞姚文元。

实际上，文艺界人事斗争内部，又可以拆分成几个问题：其一，政治裹挟下的理论论争，如秦兆阳、钟惦棐等人被批斗；其二，左翼文坛内部派系斗争。如周扬和胡风、周扬和丁玲、陈企霞等；其三，出于私人恩怨。如周扬和冯雪峰、夏衍和冯雪峰（“四条汉子”事件）；其四，权力再分配。如张光年和侯金镜等；其五，听将令式。如郭小川、刘白羽、康濯等。不过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学场中争夺“位置”，进而通过这种争夺，在政治上站稳脚跟。

综上，洪老师以极度严谨乃至有些滞重的笔法，通过文学社会学的视角，观照1956年前后的中国文坛，将那个时代的困惑与坚持、动荡与混乱，不无惋惜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本书主要有以下三个优点：

其一，极为扎实的史料占有。洪子诚老师的学术风格无比扎实严谨，在本书中有充分体现，通过每章后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便可见一斑。

其二，客观、平实的笔调。对比《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同样涉及姚文元，《批评史》中可谓“痛打落水死狗”，而在《1956》中，只是单纯地提到了姚文元的理论文章，并未提及他的为人；另一个典型是周扬，《批评史》里对他多少有些“理解之同情”，在《1956》里，并没有这种情感倾向。

当然，本书仍然是“有情的历史”，洪老师的情感，是投射在整个时代之上的，是困惑、是不解、是惋惜。

其三，对文学生产的制度条件的重视。对比《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的当代文学部分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不难看出差别所在。《新编》和《批评史》的重点放在批评家个人的经历和创作之上，而《1956》则更多地从制度上下功夫。我无意比较两种路径的好坏，但我自己更欣赏洪老师的思路。

当然，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对文学创作及文学文本本身，洪老师几乎毫不理睬，这是有些遗憾的。其次，正如洪老师自己所言，本书以北方文坛，或者说以北京文坛为中心，对南方文坛的作用和影响叙述不足，特别是上海（柯庆施、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的作用），理应得到重视。

但是，总的来说，本书依然值得所有现当代文学学习者认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