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一生只够爱一座城
“一百法郎。”
“买不起。”
上面这两句简单而常见的购物谈话发生的那一天，改变了常书鸿先生的一生，也让中国敦煌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历史关键的转捩点时常平平无奇为人忽视，只会在后人回顾的眼光中熠熠生辉。
1936年，旅法学习西洋艺术的常书鸿已经在海外度过了九年十个月，并在里昂喜得爱女，后来的“敦煌女儿”常沙娜。彼时年过三旬的他，兴趣点在油画与染织布方面，而东方艺术则鲜有交集。
那年一个寻常的日子，常如往常一般结束了在卢浮宫观摩佳作的一天，意犹未尽的在塞纳河畔书摊徜徉，不寻常的邂逅了一套《敦煌图录》，那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拍摄的三百多张壁画与雕塑照片，常先生一见之下，感觉“惊异甚至不能相信”，驻足翻阅良久，直到夜色深沉，旧书摊要收摊的时候，才不得不合上书本，向摊主询价，于是就有了本文开篇的简短对话。
到法国时口袋里只有一顿饭的钱，这九年多大多数时光是啃着干面包在美术馆度过的常先生并没有那么多钱，但摊主是个好人，见他真心喜爱，就指了条明路给他，“有许多敦煌彩色的绢画资料，都存在离此地不远的吉美博物馆。你不必买它了，还是亲自去看看再说吧！”
翌日，常先生来到吉美博物馆，从而开启了与敦煌难解难分的大半生艺术与奉献的旅程。
旅法这近十年光阴，常先生一直沉浸在希腊、罗马美术历史理论与实践中，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不无自嘲的把当时自己描绘为“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而一见敦煌艺术，如夙世重逢，又如醍醐灌顶，意识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在常先生眼中，是一个奇迹。
这奇迹，拨动了天平的砝码。
当时常先生正在反复思考是否继续留在巴黎，一则巴黎艺术品典藏丰富保存完好，各类艺术馆博物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是艺术家不可割舍的圣地；二则彼时巴黎尤为盛行的文学艺术上形式主义的没落与颓废的现象，以及学院派一些陈陈相因、趑趄不前的绘画理论与实践又使先生倍觉压抑束缚。对敦煌浓厚兴趣的产生，以及敦煌强大魅力的吸引，让先生跳出西方艺术的桎梏，决断自然产生。
归国六年，先生于硝烟战火中辗转奔走北平、杭州、沅陵、昆明、重庆，辛苦备尝。1942年，文化界人士就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产生热议，并基于“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与“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破坏”形成了对国民政府巨大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被迫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而常书鸿先生也被物色并最终接受了该研究所所长一职。
这研究所是个什么所在呢？没去之前，先生已经明明白白的用八个字概括“西出阳关，喝西北风”，将这个不受重视被迫成立，条件艰苦没人没钱的机构形容的淋漓尽致。
敦煌所在之处自古以来是流放犯人，派遣苦役的场所，常先生引过一首打油诗：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回望鬼门关。而敦煌还在嘉峪关以西400多公里，难怪清代诗人曾作《出嘉峪关》哀叹道：一出此门去，便与中土殊。明知有还日，得及生也无。
尽管如此，先生还是毅然决然接下这被时人目为“流放”的苦差事，一方面是因对敦煌艺术浓厚的兴趣与爱，以及梁思成、徐悲鸿、于右任等人的鼓励下，另一方面则是为推动我国敦煌学的形成与发展。政府虽有任命却迟迟不调拨经费，为了凑够到敦煌去的旅费，先生在重庆举办了个人画展，卖掉了四十幅作品方可成行，只怕是最寒酸的一次新官上任。
据高国藩《敦煌学百年始述要》，敦煌学的命名与研究均自中国始。敦煌文化宝藏被道士王圆箓发现后，一大批材料首先落入兼具大学者与文化窃贼双重身份的斯坦因与伯希和之手，伯希和将材料入袋为安后，首先向中国学界公布了敦煌写本原卷。而“敦煌学”一名则源自大学者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中，旋即为世界学术界公认。
而在常先生入主敦煌研究所之前，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陈寅恪、向达等，对敦煌学的研究均在敦煌写本及其体现的文学、史学、宗教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而就敦煌壁画、雕塑艺术的研究处于次要位置。“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八字用在常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所以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盛赞常：“筚路蓝缕，居功至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常先生出于研究便利，坚持要把研究所所址安排在千佛洞，这让那些希望研究所在兰州，就近雁过拔毛的地方大员十分失望，两地1200公里之遥，这只雁的毛十有八九是够不着了，于是美梦落空的他们在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基本物资的提供上都故意卡脖子，遑论资金。
于是常先生出发的时候，一行只有六人，而物资仅有少得可怜的纸、墨、笔、颜料、尺子、图钉和圆规，这些小学美术课的必备品就是敦煌研究所起家时的全部家当，而常先生看着这些东西，竟能乐观的感慨道“能搞到这些物品，真是不错了。不要忘记，这是在抗战的大西北后方，靠这点物品，只要艰苦奋斗，照样可以搞出好东西来。”
这种革命乐观态度，让人明白为什么双腿被打断，把猪食盆挂在脖子上，爬着去喂猪的常先生，可以在月光下诗兴大发，吟诵李白诗句“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西出阳关不见故人，且处处荒凉破败，这始建于五胡十六国前秦年间（公元366年），大小洞窟千余个，不计书卷，有彩塑2000余身，有总面积44830平方米壁画，集中保留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佳作的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的敦煌，在1943年，只是放牧牛羊，牧人夜宿的场所。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俨然荒烟蔓草中废墟一座。
而这座废墟，在艺术史长河中，其重要性无与伦比。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是绘画史上无比重要的阶段，但流传作品极少，而莫高窟所保存的大量北魏、隋唐壁画弥补了这段作品的空缺。敦煌作品艺术造诣层面，若在我国纵向比较，那么220窟的帝王像绝不逊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203窟中维摩诘像，水准不亚东晋顾恺之维摩诘像。盛唐壁画大量经变题材（包含广为人知的佛教香音之神飞天），既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又有深远的宗教文化内涵。而若在世界横向比较，单就《父母恩重经》一幅，时代早于文艺复兴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早于油画的创始者文艺复兴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于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祖师波生1000年，是毫无疑问的开历史先河之作。
是以先生放弃了自己沉浸十年的“希腊艺术的优美、罗马艺术的朴实、埃及艺术的庄严、波斯艺术的金碧辉煌”，义无反顾的投身敦煌，在书信中，常书鸿这样写道：“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
在这堆为它死了也值的废墟里，在无人无钱的情况下，常先生一行人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他卖掉了自己的画作，去政府官员和军阀那里说尽好话打秋风，而这得来不易的经费，还要受土匪和官员的勒索。
饮食方面，能保证的只有糊口，敦煌所在古沙州区域严重缺水，常先生喝过一口名为“甜水井”实则是泡满兽粪的苦臭水井中的水，并以此自我勉励，增加苦中作乐的勇气。到了莫高窟后，水井中的水则含有矿物质，太阳一晒便会起化学反应，变得十分苦涩，仅能维持生命，茶与咖啡等享受则根本不能指望。
常先生初到敦煌时吃的第一顿饭和他女儿常沙娜后来初到敦煌的第一顿饭一模一样，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面条，佐以一碟咸盐，一碟咸辣椒。据常沙娜女士回忆，这也是他们长期的主食，因为大米太过珍贵。蔬菜更是严重缺乏，常沙娜回忆那段时间吃过最好的蔬菜是榆钱，曾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先生离开前对常先生慨叹“这是一个无期的徒刑啊！我走了，你就在敦煌留下来吧。”并留给常先生一份珍贵的礼物—亲手绘制的一卷“莫高窟食用蘑菇生长位置路线图”，常先生按图索骥果然找到蘑菇，很是解馋。常先生一为感激张大千先生，二为感谢蘑菇，从此有了喜爱画蘑菇的习惯。
这样的饮食条件，常先生等人睡的是土坯搭的台子上铺草席，再垫一层麦秸，就非常合理了，衣食住行保持在一致的水准上，物质生活之匮乏就如同精神世界之丰盈。
莫高窟如沙中之岛，周围人迹稀少，医疗资源自然匮乏，常先生第二个女儿便因疾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长眠莫高窟。
顶着这样的环境，常先生一行自力更生，清理流沙，种植树木，搭筑防沙墙，艰难竭蹶的开启了保护修补与临摹壁画工作。他们连梯子也没有，时常让自己陷入身处洞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处境中；没有钱买不起好蜡烛，只有一些自制的亮度低下，时明时暗，极为伤眼的土蜡烛；莫高窟中相当一部分洞窟是小到常人无法直立的“画工洞”，在这样大小的洞窟中借助这样光线进行临摹，其艰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这不是最难忍受之处，因为还有折磨着所有人，足以让神经如钢丝者发疯的远离社会形影相吊的孤独和寂寞。
但常先生没有选择离开，在《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一书中，常先生亲口讲述：
根据伯希和的《敦煌千佛洞》所载，藏经洞是装满丝绸绘画以及写经的洞窟，可当我到敦煌进入此窟，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经卷已不复存在，宛如人们搬家留下的一座空房，感到非常空寂。壁画上的供养侍女和供养比丘尼静静地站在菩提树下，脸上充满善良的微笑，仿佛在想我轻声诉说“终于把你盼来了，我的孩子，请你自己看看吧，我很惭愧没有保护好这满屋子的珍宝，我默默地站在这里，要告诉所有到这儿来的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是历史的见证人。”
那时，我心里就暗暗发誓，我也要永远站在莫高窟的大地上，使她不再遭受任何灾难和蹂躏。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有意，常书鸿到莫高窟临摹的第一幅壁画，就是第254窟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这是一个悲壮的有关牺牲与奉献，有关为信念舍身的故事。而常先生后来更是亲口承认，此幅壁画是他最喜欢的。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精神，这无可厚非，更能体现奉献者的难能可贵。在这样寂寥艰苦的环境中，常先生夫人选择了离开，惊闻此信的常先生单人匹马追逐，力竭落马，昏死在戈壁滩上，被当地老乡救起，入院急救方保住性命。
于是，主动放弃了一切物质享受的常先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所幸“敦煌女儿”常沙娜陪在先生身边，在莫高窟里长大，并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水准还相当不错。曾有个国民党军官来到研究所强行索要一尊北魏彩塑的菩萨像，说是放在他家中让老母拜佛用，常先生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最终还是用沙娜临摹的飞天图换下了那珍贵的北魏菩萨像，足见常沙娜作品艺术水准之高，后来她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参与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经典建筑的设计。
建国后，1954年，莫高窟有了电灯，全所破天荒的进行了夜间加班，常先生感情喷薄欲出的记叙道：
从中寺经过古汉桥，所有的电灯同时发放出晶亮的光芒，使千余年的石窟内壁画和彩塑散发出从未有过的灿烂的光辉！在这莫高窟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激动地从这个洞子跑到那个洞子。在有灯光的洞窟，我都停下来看看色彩斑斓的壁画，还要看一看模糊不清的漫漶的壁画题记。最后，我走进一个照耀得如白昼的洞窟中，看望在高架上临摹的欧阳琳。她手中拿着笔，正激动地望着微微有些闪烁的日光灯管。我注意到她那双因长期在暗黑的洞中工作而损坏的眼睛，此时被强烈的灯光所照耀，有些张不开地望着我，两眼在闪动。我迎着她的目光轻声问：“好吗，这个电灯？”久久没有听到她的回答，只见在她微笑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这是幸福与激动的泪水。
常先生等先驱者的精神流淌在敦煌的每个洞窟中，流淌在历史岁月里并代代相承，同样的精神在段文杰，在樊锦诗，在坚持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小女孩身上流淌。这正是为什么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而这守护神人生的改变，敦煌的改变，则始于塞纳河边旧书摊上那笔一百法郎没能成交的买卖，始于那只颤抖着翻开敦煌照片集的手。也许在摊主说出“100法郎”的时候，岁月长河中若干年后先生的话语正逆流而上的传来：“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开卷有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