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先行--读葛著《中国思想史》导论卷

用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粗略看完了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导论卷，一本大概一百多页的探讨思想史理论与写法的书。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史的边界与性质。按照科林伍德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思想史最大的边界；按照一般的学术定义，思想史就是对思想的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将思想史局限在了思想本身，但是在历史学研究实践中，这一点很难做到。在思想史的研究与书写实践来看，思想史也往往与社会史、文化史、知识史等的部分疆域重合。关于“思想史”是“发展史”吗？这是一个经典理论诘问，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思想史应当解释思想的历史性发展，有的历史学家则不赞同，这一点尚无定论。思想史的边界与性质是尚不确定或者说不明晰的。

第二，思想与知识的互动关系。有时候知识的积累或许是推动思想变革的因素，知识的获取来源可能是文明内部的，也可能是在文明以外，如果对知识的来源进行考察，可能会涉及知识的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书写方案已经暴露出了些许流弊，比如不方便于解释知识的传播与获取以及思想的变革，历史学研究的全球史的转向或成学术界的一种回应与希望。同时，精英思想与当时社会的普遍的流行思想的脱节，或许可能使的精英思想在当时不能发挥关键的影响力，即思想史的时间维度与一般的线性时间不必然是拟合的，这一点不得不注意。总之，知识史与思想史的良好互动，或许可以为思想史的研究开辟新的思维与途径。

第三，“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葛兆光认为过去的思想史研究过度强调社会中精英人物的思想，且过去的思想史的写法也往往采取了以人物为章节，罗列铺叙关键思想与人物经历的历史的学术，以上对于史学研究产生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影响。对于思想来说，普通大众芸芸众生的思想同样重要，也就是葛兆光的术语“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显然，在思想史领域增加了这个视角后，思想史的研究的宽度与广度被大大拓宽了。但是对于“一般的思想、知识与信仰”的研究往往苦于史料问题，这个逻辑很简单，一般来说只有社会的精英上层才能留下文字资料，然而“一般的思想世界”就像“风”一般，可以感知其存在，但是难以捉摸，换句话说，史料是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葛兆光提供了一些解法，认为对于“童蒙”读物的重视与研究或许可以使得这一类的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对于“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重视与研究转向对于了解古代的文化思想世界意义非凡，甚至可能对其他的历史学门类也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如何使这种“思想史”成为可能，即调和研究与史料的紧张关系，或许理论与方法还任重道远。

第四，“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史料的拓展与使用。前面已经说过，对于童蒙读物的重视可能拓宽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葛兆光同时也提到了对于“档案”、“记录”甚至“图像”的使用。简言之，葛兆光对于史料的定义是十分宽广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援引了傅斯年的看法，即“上泉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此外，对我而言有趣的是，葛兆光在书中还谈到了图像如何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即作为历史学家对作为史料的图像如何进行阐释。我个人的体会是，注意史料图像中的变动，尤其是和现代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描绘仪式的图像中、人物是如何排列的、动作有什么特殊之处。对于思想史学家来说，应该敏感的捕捉到思想在其中是如何发挥影响力使得古代的人对于这样一种仪式性的秩序认为是信仰。既然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在认为“理所当然”，那么思想世界应当是发生了斗转星移。这种变动，应当是思想史学家所承担的探明与阐释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