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社会放纵、遥远的镜子

姨

陈寅恪“双重道德标准”致“贤者拙者”以双重义务而亡，“巧者”以双重权利而兴，据真人实事而言，绝非泛论。

众人耳熟能详者，莫过胡适小脚太太，即片面放弃儒学传统男性家庭特权而承担男性家庭义务，片面奉行立宪民国积极公民义务而放弃基本公民权利。陈独秀、周树人、吴虞、邵振青则反是，行使旧男子家主之权而遗弃发妻，享受杯水主义性自由而不负责任，绝不放弃士大夫特权同时以激进革命收廉价名誉。

手沢车之收地租于湘打土豪于赣，尽废六法全书、民法刑法皆悬置而偏立自由主义婚姻法，毁弃传统婚姻男性家庭义务，为八旗弃患难之妻、以洋装小蜜扶正张目（国初民谣：老革命必有三妻：乡妇明媒正娶、战友自由恋爱、领导提拔秘书）。较北洋诸将成功人士广置侍妾，而糟糠元配尊严不可犯，未见其善。

民初自由派与激进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气类难合，皆出前者仅爱政治自由，视社会责任感为神圣不可犯；后者以社会革命为重，以政治自由为皮毛。就学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实，后者粗而伪。“遥远的镜子”以其神秘感，最能发挥心理学“洛夏墨迹”作用，原图无意义，观者判读之异，确能反射观者隐秘内心欲望。

章士钊夫妇游英，见其小民愚钝、爱乡、爱家，废然不言革命、妇解。胡适亲历北美，知其清教标准家庭保守、自制、勤俭，忌性自由过于儒者，唯公共责任感为华人万不可及，然则听者寥寥。新生代所爱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实系自身欲望投射物，“挟西洋以骇腐儒”而已，其不爱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构架，然则其需索于积极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顺民散沙所乐从），宝爱社会放纵，自投于社会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历史必然性）。

不幸社会之为物，不能或不乐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间社会破坏愈彻底、道德责任感愈低，愈须于霍布斯丛林与全能国家之间选择其一，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弱者受虐于强者非但远过于立宪政体，甚至远过于旧式家长君主制，全能国家管制严酷程度必然与社会解体或社会革命彻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间组织消失后，舍国家、社会二者合一外，实已别无维系动物性生存之术，而尚可望（并非必能）维系者亦仅存动物性生存而已。余老英时所谓“不是人住的地方”“不再有乡愁”，即动物性生存之四维扫地礼义荡然，非甚难解。

今之华夏，谬解西学更甚于民国，久已视社会放纵与自由为一物，王君力雄“Lhasa比Dharmsāla更自由”即此义，前途可知。我非菜菜湘湘，身即乡愿，不急于扶危助顺，尤难信任80后或任意世代华人，私心以为自作者自受，历史如神明不可欺，不必多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