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姣评《白人的工资》︱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必须是白种男人？
2022年4月，《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的作者、正在参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的詹姆斯·戴维·万斯（J. D. Vance）接受了前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背书——尽管几年以前，万斯还曾经评论特朗普是“招人讨厌”的“白痴”，容忍朋友在聊天时将特朗普与尼克松和希特勒相比，但相比于中期选举的大局，这点陈年旧怨无关紧要。万斯与特朗普二人握手言和的场面，象征着2016年大选以来在美国流行的“底层白人男性写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一流派致力于呈现“白种工人阶级”（white working-class）的生活危机，将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的失败和共和党的疾速民粹化归咎于“底层白人男性的失落”，认为两党精英都忽视了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真正受到损害的人群——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白人。2016年《乡下人的悲歌》大获成功之后，“底层白人男性写作”在美国新闻、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呈现井喷之势，成品质量良莠不齐，但往往同时混合着社会批判与底层白人男性的自怜。
白种工人垄断了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工人阶级”形象
“底层白人男性写作”或许是2016年以来美国公共舆论中最受关注的题材之一，但是，这一题材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头一回流行了。“底层白人的苦难”曾经是美国南部文学的核心题材，在美国新闻和社会评论中，“白人男性危机”的主题几乎每二三十年就会涌现一次。区别在于，2016年以来的这一波写作将底层白人男性的经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去工业化联系起来。这一次，底层白人男性的形象既不是芝加哥屠宰场里的东欧移民，也不是被尘暴逐出故园的俄克拉荷马小农，而是被资本主义分配秩序和资产阶级精英文化双重排斥的雇佣工人。他们工作辛劳，所得甚少，无力与产业转移的大潮对抗，只能沉湎于“美国工人阶级”黄金时代的往日幻梦之中，将生活的酸楚与怨懑发泄在更为弱势的外来群体身上。——这一形象在美国历史中有原型吗？大卫·罗迪格的《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正是这样一部穷本溯源之作。本书虽然初版于1991年，研究的主要也是1860年内战前美国白种工人的种族观念，却对当下美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难题做出了巧妙的回应。
罗迪格在本书中试图回答困扰美国劳工史研究已久的难题：作为一个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和悠久的劳工运动历史的国家，美国为何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认同？为什么美国庞大的工人群体总是被种族、性别、出生地的高墙割裂？不仅如此，在大众文化和政治动员的话语中，工人阶级的形象总是被不切实际地赋予了太多的种族和性别预设——每当提到美国“工人”（working men），人们脑海中常常想当然地浮现出一个成年白人男子的形象，尽管在许多行业尤其是底层行业中，黑人、拉美裔、亚裔和女性劳动者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出白人男性。在保守派的政治语汇中，保护“工人”的利益指的往往就是“白种工人”的利益，而其他群体的利益会被称为“特殊利益”。甚至在大众消费文化中，“普通消费者”通常指的也是白人家庭，大众消费品的设计都是基于白人家庭的消费习惯，只有在满足了白人家庭的消费需求之后，商家才会为其他族裔设计符合他们需求的“特殊”商品。
白人，更具体地说，白种男人，垄断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工人阶级”形象，进一步垄断了代表“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秩序的权利。而少数族裔不仅因此遭受了文化上的歧视，也丧失了参与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机会。在漫长的十九世纪，大部分美国主流工会排斥黑人和妇女加入工会；内战前，许多北方白人工会激烈反对共和党将废奴主义纲领加入政治蓝图；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有众多工会拒绝支持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白人至上主义者会戴上“工人阶级”的面罩：路易斯安那的三K党领袖宣称，要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推选一位白人至上主义的国会议员，因为只有白种工人会站在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而黑人都是只关心自身群体利益的“种族主义者”；同样，十九世纪的排华运动也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描绘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壮举，因为来自中国的铁路工人显然不能算作“美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白种工人对其他族裔的排斥因何而起？是基于种族间的仇恨吗？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大部分白种人对少数族裔一无所知。《白人的工资》第一章开篇，就是作者罗迪格的思想自传：罗迪格成长于二十世纪中期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德裔美国人小镇，这个小镇属于种族隔离时代所谓的“落日镇”（sunset town），日落之后一切黑人都不准在镇上驻留。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几乎不需要跟黑人打交道，但“黑人”这个概念却时常被提及——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黑人，不是新闻里的民权斗士或是电视上的黑人体育明星，而是抽象的“黑人群体”——“黑人”抢走了白人的工作、“黑人”不交税、“黑人”是危险分子。这些关于“黑人”的对话不是发生在白人与黑人之间，而永远是发生在白人与白人之间。白人谈论“黑人”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非裔群体感兴趣，而是为了显得比自己的白人同伴更聪明、更厉害、更有权威。
罗迪格发现，这种对于不在场的黑人群体的讨论，才是美国白人历史中的常态。白种工人之所以执着地将黑人排除在外，并不是黑人群体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这种排斥对白种工人本身至关重要。在美国历史中，黑人群体和奴隶制的长久存在，为白种工人提供了一个种族主义的文化抓手，“工人将自己定义为白人”，以此将自身与“不自由”“不勤奋”“不聪明”的黑人奴隶群体区别开来，这种种族情绪成为白种工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夹杂着仇恨、悲伤和渴望的复杂情感”，它经常隐匿在阶级话语的背后，混淆我们对劳工群体身份的认知。而资本家对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话语乐见其成，因为它削弱了不同族裔工人间的团结，又分散了劳动者对于不公正的经济分配秩序的注意力。
美国工人“白人身份”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
除第一章深刻的自我反思和第八章的总结之外，本书的主体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从政治文化角度梳理了美国革命前后至内战前美国白种工人阶级认同的形成——“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为何会被默认是白人？白人身份（whiteness）为什么会与工人的阶级认同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第五章至第七章则是对白种工人种族主义具体形态的分析——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如何通过节庆、游艺、歌曲等大众文化形式，被表征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在底层工人文化中，不在场的“黑人”如何被塑造为某种刻板印象，最终成为白种工人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元素？
从美国历史的开端，我们就不难发现，“工人”这一概念的塑造与劳动者的历史现实从来就不是同步的。工人（workingman/worker）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白色的，它的对立面是殖民者眼中“懒惰”“不事生产”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虽然世居于此，却不懂得开发这片土地的“真正”价值。在殖民者看来，只有白种男人具有开拓土地的智力、勤劳、美德和强壮体力，他们代表着“文明”，因此，白种人获得了开发新大陆土地的自然合法性。
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展，黑人逐渐成为北美劳动者群体中重要的一分子。在十八世纪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黑白杂处是司空见惯的，人们并不会简单地将黑人等同于奴隶，将白人等同于雇佣工人。十八世纪北美的经济现实与文化观念也与今日不同，社会上仍然存在大量白人契约奴工、债务奴隶、被迫劳动的犯人、不领工资的学徒，而在当时的种族观念中，德国人等族裔还不被看作百分之百的“白人”，因此，大众很难在“黑人”与“奴隶”之间划上简单的等号。
“工人”概念开始带上强烈的白人种族色彩始于美国革命时期。北美革命者称自己为“自由人”，实际上鼓励了自雇的白人劳动者与黑人奴隶对立的观念。革命期间的政治话语反复利用“奴隶”意象来唤起殖民地人对于被英国“政治奴役”的恐惧，其动员效果正仰赖于白人对目下所见的黑奴生存状态的恐惧。当然，革命一代也曾经因为自身“被奴役”的状态而产生了对黑奴的同情，甚至提出废奴的主张，但是，这种“团结”是短暂的。事实证明，优势群体只有在社会秩序极端动荡、不安全感笼罩的情况下，才会对弱势群体产生短暂的、虚幻的共情。在革命结束后，这种基于“被奴役”的黑白团结很快被一种白人共和主义的话语取代：只有白人具有为自身自由奋战的基因，而黑人的天生奴性导致了他们被奴役，并且绝不会奋起反抗。
白种工人担心的“被奴役”并不是真正的卖身为奴，而是一种经济依附状态：缺少独立的财产和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和经济安排上受制于人——也就是长期被雇佣的状态。杰克逊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雇佣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白种工人发明了众多的区隔用词，来突出自身与黑人奴隶间的差异：例如，将自身称为“帮手”（help）而非仆人（servant），称呼雇主为“老板”（boss）而非“主人”（master）。在杰克逊时代，男性气概被构造为白人劳工阶级自我认同的核心要件，“自由人”（freeman）这个称呼对于白人劳工阶级具有双层含义，它既暗示着他们作为受雇佣者的依附状态是暂时的，也明示了他们与黑人奴隶的区别。杰克逊民主的发展为这一区别增加了共和主义的视角：一个穷苦的白人劳工可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但仍然因为具有投票权而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从而自豪地证成他“自由人”的身份。换句话说，在白种男性工人的自我认同中，“白人”“男性”“自由”这三个词本质上是一个整体。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白种工人对黑人奴隶制的态度变得暧昧而复杂。十九世纪上半叶，南北双方针对奴隶制的论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南方奴隶制的支持者往往同时也是北方工厂制的激烈批判者，他们提出，北方工厂里的雇佣工人本质上就是奴隶，并且其遭遇可能比南方奴隶还要不堪。而北方支持工人权利的激进劳工领袖，则很可能持反对废奴的立场。例如，美国最早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西奥菲勒斯·菲斯克就主张，废奴将会损害白种工人的独立性，劳工阶级应该立即停止对南部黑人的同情，将精力放在优先解放北方的“白人奴隶”上。观察到这一主张的南方盟友立刻建议，为了维护白种人的自由和独立，应该在美国实行“统治民族”的劳动制度，让黑人奴隶去从事那些永无出头之日的工作，这样白种工人就能摆脱工厂的压迫。——这显然是迎合部分白种工人心意而发明的理论。幸运的是，这一理论并没有成为内战前后的政治主流。在1850年代，由于南北矛盾加剧，奴隶制问题的道德和政治色彩上升，废奴和反奴隶制势力融入共和党主流，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话语不再占据显要位置。但无论如何，美国白种工人对其白人身份的强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事实，而这种白人身份建立的基础正是对黑人奴隶的贬低和排斥。
白种工人也塑造了十九世纪
大众文化中的“黑人”形象
既然白种工人是“自由”“独立”“男性气概”和“公民精神”的化身，黑人就必须被塑造成另一种形象。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法律上的黑人奴隶制已经被内战终结，但种族主义在大众文化中以另一种面貌存续下来。在十九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白种工人文化塑造的自身形象恰好迎合了资本主义劳动纪律对“工人”的规训。新生的工业生产秩序要求劳动者勤奋专一、热爱工作、有时间观念、能够约束欲望、推迟满足与享乐。当白种工人不得不接受这些劳动纪律时，他们将自身对于前工业时代生活的怀恋移情到黑人身上，将黑人想象成那个纵情酒色、懒散闲适的曾经的自己。用历史学家乔治·拉威克的话说，十九世纪的白种工人在想象黑人生活时，“就像一个改过自新的罪人遇到了从前一同纵情享乐的朋友一般”。在白种工人的想象中，黑人是他们既鄙视又怀念的前工业时代的化身。
这种混合了阶级与种族要素的文化想象通过十九世纪的大众娱乐普及到了工人阶级之中。十九世纪底层工人中最流行的舞台表演形式之一是“扮黑脸”（blackface）和“黑人歌曲”（coon songs），这些表演在形式上模仿黑人，但其主题并不是南方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这些涂成黑脸的白人演员可能扮演各种边缘的角色和有争议的题材，他们是花花公子、懒汉、浪荡子甚至异教徒，他们抨击政客、讽刺唯利是图的商人、嘲笑宗教卫道士，扮黑脸可以使用高雅文化中无法出现的粗俗语言和性暗示——这是一种底层白种工人借“黑人”之口、以戏谑而安全的方式冒犯资本主义秩序的表演，它表达的实际上是白种工人自身时刻感受却又无法明言的失落与愤怒。这类表演形式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下：自革命以后，真正的黑人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出了白人的庆典，而在工业秩序的压抑下，白人表演者只能使用“黑人”形象来表征自身文化记忆中狂欢与放纵的角色。而在扮黑人表演中，白人表演者往往又要时刻跳脱出来，提醒观众他们只是“扮作黑人的白人”，唤起白人观众对自身“白人身份”的庆幸感觉。
十九世纪白种工人塑造的黑人形象显然并不能反映黑人奴隶的真实生活状态。晚近美国的“新资本主义史”研究证明，内战前南部种植园的奴隶生活并不比北部工厂更闲散，种植园对奴隶劳动者的管理同样是高度纪律化的，甚至有部分历史学家主张，北方的工厂管理者反过来学习了南部种植园的田间管理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南部种植园奴隶可能比北方工厂里的劳动者更早地成为了现代“工人”。美国历史中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工人的“种族”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更早来到北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人都认为，爱尔兰裔和德裔算不上真正的“白人”。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因为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想象中，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都沉迷饮酒赌博，不具备真正的白种工人的德行，因此也不配拥有跟其他白种工人一样的政治权利。
研究历史上的“白人身份”
能帮助我们避免认知中的“白人盲区”
至此，罗迪格讲述了一个美国革命时期至内战前后，白种工人如何将美国主流的阶级语言种族化的故事。无论白种工人的“独立”“自由”“勤奋”“男性气概”，还是黑人奴隶的“懒散”“愚蠢”“滑稽”“沉溺欲望”，都是十九世纪白种工人的想象产物。罗迪格并不希望将白种工人塑造成“加害者”的形象。在他看来，“白人身份”是白种工人用以应对工业化困境的机制，他们既“惧怕依赖于雇佣劳动，却又必须遵守资本主义运作机制”。对于这些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只为摆脱旧大陆的等级压迫、寻求自身有限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的白人移民而言，被工业化生产秩序裹挟是一种痛苦的丧失经历。没有人是为了一辈子在工厂里拧螺丝而来到美国的，接受自身的“雇佣工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美国梦”的失落。对于白种工人而言，种族主义是一剂略带甜味的毒药，能够帮助他们饮下工业化的苦果，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
在方法论上，罗迪格的研究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新社会史、新劳工史兴起之后的第二代新劳工史研究。与赫伯特·古特曼、E. P. 汤普森等先驱者一样，罗迪格仍然注目于“硬性”社会结构的“软性”文化表征，展现了工人阶级如何面对资产阶级霸权，在不利的历史境遇中积极创造自身的文化形式，却又时刻被社会阶级结构所局限。与上一代新劳工史研究者相比，罗迪格的研究没有集中在“被压迫者如何反抗压迫”的老调上，而是选择关注底层白种工人主动拥抱种族主义、通过塑造黑人“他者”来为自身谋求心理、经济和政治补偿的行为。无论从黑人史还是劳工史角度，罗迪格的“白人身份”研究都极具新意，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在理论定位上，“白人身份”研究可以对标性别研究中的“男性气质研究”或是资本主义史中的“资产阶级研究”。第五章和第六章使用的大量音乐材料也丰富了劳工研究的史料类型，将更为底层的视角带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
自2016年大选以后，随着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厌女主义等右翼思想在美国社会再次沉渣泛起，美国研究界常常陷入当代美国的社会问题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的争论之中。如果辩论的参与者读过罗迪格的研究，或许就会意识到这种“经济”“文化”两分法的虚妄。人们当然可以把种族和性别压迫看作阶级压迫的延续，美国黑人的历史和现实困境当然也根源于他们手中经济力量的不足，但这并不表示，解决了经济问题，所有种族和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相反，将一切种族问题简化为阶级问题，往往会给研究者带来一种自身思想格外“深刻”的幻觉：遗憾的是，有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落入这一陷阱，他们可能会认为“阶级”比其他社会领域更为“根本”和“实在”，却忽略了历史上的“阶级”划分本身也可能带有种族与性别的先天标签。研究者自以为站在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是落入了认知的“白人盲区”之中。用罗迪格书中的话说，种族主义是植根于阶级关系大树上的一棵树枝，若要撼动树根，就必须“晃动种族主义的树枝”。当我们阅读晚近的“底层白人男性写作”时，也应该时常警醒自己：这些故事中描绘的“美国工人阶级”的黄金年代到底是谁的黄金年代？为什么美国去工业化的故事总是被一部分人的故事所代表？谁在塑造当代“美国底层白人危机”的神话？也许只有借用罗迪格等历史学家的作品，从更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我们才能分辨当代不同的“底层白人男性写作”中，社会良心与政治企图各占几分成色。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