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是意志的展现和交托

我是看完《正发生》这部在威尼斯电影节得奖的改编电影后，才回过头来读这本原著小说的。

我无意比较电影和小说的呈现手法，也不是要比较其高低。我的意思是，两者本来就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才会出现相异的表现形式。我会这样形容：安妮埃尔诺在小说里的书写是一种纯粹、僭越的书写；她写，不是为了迎合任何故事结构或外在目光，而是不得不写。唯有形塑成字，她才能从中确认身体的存有，才能爱抚或触碰那个被埋藏在内里的自己。

我记得，改编电影的镜头常常以一种逼近的距离紧随着主角Anne的女体，譬如母亲用身体来量度她的体温，譬如好几次看到胸围肩带留下的印痕，譬如淋浴间里赤裸女体之间的距离和互为凭证，或房间里的自慰和情欲探索。电影没有离开过Anne，也没有离开过身体，一切痛苦与快慰都源自这里，身为女人，身体是给予也是抑压所在。

安妮艾尔诺在小说里也一样写到身体，写到她的欲望和恐惧。她在小说里写，“When I made love and climaxed, I felt that my body was basically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man.” 性欲的充盈，俨如一个没有区别、没有言语的伊甸乐园，但意外怀孕让她看见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终止怀孕，在工人阶级背景加上年少怀孕和社会污名加诸的恐惧中，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女人──或许就是一个这边把孩子安抚进睡，那边又得为客人奉上晚餐的家庭主妇。没错，我们仍必须重提波伏瓦的名句——她不是活在自己的性欲里，而是在法律和恐惧中「成为」一个女人的。

安妮埃尔诺的写作，其实是一个倒转的过程。把铭刻在身上的言语倒过来写，人才能拥有自己，或至少掏出一点空间。她说，重读自己的日志，她发现只会称呼肚腹里的东西为「it」或者「that thing」，只有一次写到「pregnant」。她又写到，在一次跟男性医师会面的过程里，两人在整段对话中完全没有提过「堕胎」（abortion）一字，仿佛它在语言中根本没有位置。

如果语言不只是机械性的运作原则，而是因应用户的意愿而得以隐没或无名。如果语言因为禁忌而在我们之间扩展成为一个黑洞。因为这些如果，所以她才需要书写。

与其说《Happening》是有关一个在禁止堕胎年代中勇敢面对世界并得以实现自己的女性，不如说小说书写本身就是一个「成为」的过程。书写总是「正在发生」的，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真理在她面前等待，没有应许之地，而是一次又一次通过回忆，通过与文本碰撞，我才得以成为我、拥有我、亲吻我。去写就是把整个身体交托出去，是创造，是重新讲述自己。换句话说，去写就是自由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把无物换成礼物的神圣时刻。「我」因为书写而得以存在。

发现自己怀孕前，她本来有一份大学论文还未完成，主题是有关女性在超现实主义写作里的角色。在小说结尾，她提到终止怀孕的经验──穿过生死、时间、法律、道德和禁忌，甚至席卷身体的经验──使她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个论文主题。但她的经验无法转换成整全的意念或理论化的辩证，而是如梦一样的视角，没有形状的概念，一种「wordless intelligence」，或未知或未被发现的言语。在禁忌和剥削的文化里，试图去言说那些僭越的经验，不正符合超现实主义那革命性的创新精神吗？

言说，就是构筑身体本身。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书写最终都是一种生命书写，一种意志的展现和交托。唯有身处如海浪般的叙述中，自我才得以显露。这种自我不是自我沉溺的人格，而是通过自我考掘，展现或预视生命的可能性。正如安妮艾尔诺在最后提到——她仿佛是走到一个女性的前沿地带，未来的世代将会比她走得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