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列维纳斯
一 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将书献给让·瓦尔和他的妻子,而在《别样于存在》中,献给的则是为纳粹所迫害的数百万受害者中的至亲者以及那些为反犹主义所迫害的所有受害者。 而他之所以将书献给被纳粹迫害的人,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这一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于死亡的理解。 在经历过大屠杀浩劫的幸存者中,普遍怀有一种负罪感和羞耻感,列维纳斯让我们把这种对死者的负罪感转移到还活在现世的他人身上,因为他人即“会死”之人,从而让我们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所以对于列维纳斯而言,正是这种对于他人之死的负罪感建构了人性:对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在他人的死中有着他或她的消逝,以及在这种消逝中的极端孤独。我想,人类恰恰就在向他人之死敞开自身中,在被他或她的死的占有中成其为人类。 二 上文说的“他者”的概念根植于希伯来人的宗教和伦理,“他者”致力于超越的“存在”和“存在论”则一直被列维纳斯视为希腊哲学传统的代表。 列维纳斯曾暗示过两种流浪,一种是尤利西斯式,一种是摩西式的,前者是希腊式的,后者是希伯来式的,前者是史诗,后者是宗教,前者是共时性,后者是历时性,前者是所说,后者是言说。前者无论走得多远,总要归家,后者则不断地走向远方,并以流浪的方式守护着对家园、应许之地的信仰。 在作者看来,西方哲学大体而言都属于前者,而犹太教则属于后者。海德格尔属于前者,他的哲学就是一种归家的哲学,而列维纳斯属于后者,他的伦理学指示的是朝向他者的无尽旅程。 不过,在列维纳斯身上,希腊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要体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列维纳斯毕生的哲学努力,都是要突破西方哲学的总体性倾向,而这种倾向的渊源在他看来正是古希腊哲学;另一方面,他又多次指出希腊哲学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甚至在今天,我们几乎只能用希腊式的语言才能谈论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希腊式的语言是普世的。但与此同时,光有这种希腊式的“客观”语言和思辨又是不够的,哲学还必须要引入他人和上帝的启示,才能超越其自身的封闭,哲学于是开始趋近于神学。然而,在他的塔木德解读等犹太教研究中,他一直提倡的是一种理性的而非神秘主义的研究态度(这与许多人对列维纳斯作为宗教神秘主义者的误解正好相反),他所倡导的是一种“为成人的宗教”,即理性、成熟的宗教。 所以这种对他人责任的承担,也是他伦理学的关键,在这一伦理学中,他人首先被神性化,成了我需要对其无限负责和臣服的至高者,成了上帝的踪迹和形象。不过,在这种将他人神性化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即自我之神性化。 三 那么自我之神性化是如何实现的呢?列维纳斯曾大胆地提出一种“人人都是弥赛亚”的构想,并重新定义了弥赛亚主义:“弥赛亚主义因此指的就不是一个中断历史的人之来临的确定性。它指的是我有能力为所有人受难。它所指的是我认识到我的这种能力以及我所肩负的普遍的责任的那一刻。在这种弥赛亚主义中,主体因伦理而具有了神性,而迈向上帝,他就像“圣在这种弥赛亚主义中,主体因伦理而具有了神性,而迈向上帝,他就像“圣人”一样行事,他秉持的是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神学中耶稣的神性放弃,通过放弃自我而拯救他人,并成为真正的自我。 而自我与他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因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所要求的是一种自我对于他人无条件的负责,这种负责其实要求的是一种自我对他人完全无条件和无尽的给予。遵循这一思路,是不可能要求他人也进行这种无条件的给予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自我”首先处在了一个比他者更高,向他发号施令的本体论位置,而且这种无条件的给予也因此就会具有一种交互性,似乎是列维纳斯“要求”他人给予,因此他人才进行给予,并以此来满足和回报列维纳斯的要求。而这样一来,它也就不再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无条件给予”了。所以,“无条件给予”的要求必须且永远应当是首先向自己提出的,只有这样,才不会使这一要求陷入悖谬,并流于说教。 这种对他人的负责,在一些小事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列维纳斯在与他人日常的交往中就时常抱持一种对于他人不再“回应”的焦虑,他在打电话的时候,总是担心电话被挂断,担心他人陷于沉默,不再回应,因此,他往往会在每一句话,甚至一句话中间不断地“喂,喂”。 这一日常的细节,在德里达的演讲中却具有了一种非凡的意义,因为,此时,就在这一刻,列维纳斯本人成了那个不再回应的人,而德里达,成了那位幸存者。这种追忆和哀悼的话语,本身已经是一种幸存者的话语。他人,故人,德里达的所有回忆都既是在打捞已死之人残留的踪迹,同时又是在回应这位已死之人。遗憾的是,那位死去的人已经不会再回应我了,德里达的悼词就此仅余回声:“喂,喂。” 所以列维纳斯看似在将他人神性化的过程中把自我贬低到了一个无处安放,比尘埃还低的位置,实际上却由此使得自我在尘埃中逐渐升起,最终成了那个唯一的被拣选者,那个担负一切的人,让自己成为上帝的形象。 PS 列维纳斯可能会说,乌托邦,不是未来的完美蓝图,而是已然涉入今天的伦理力量。它是希望的力量,同时也是分离的力量(未来正在于与现在的分离),更是使得建基于同一性或自我性的存在和本质断裂的力量。这种断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剧烈,它就掩藏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背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实现这一伦理乌托邦。 列维纳斯曾举过一个例子来回答这一问题。有一次,一群来自拉丁美洲的学生拜访他,这群学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且非常关注拉美底层人民的疾苦。他们觉得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过于虚幻,并质问列维纳斯,他所希冀和追求的伦理乌托邦存在于何方?列维纳斯的回答是:“它就在这个房间。”这崇高的伦理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它或许只是在餐桌上,或出门时一句轻声的话语:“您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