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一部更多包含了出土文献的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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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同一时期看两本书而率先读完的第一本书。本书起初并不在我目前想读之列,尽管本书作者鹤间和幸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当中为介绍秦汉历史而写的《始皇帝的遗产》我于去年八月便已读完,而本书则是在去年六一八购买讲谈社前六本之前的四二三便已购入。说实在的,若不是几天前我终于读完现有讲谈社的最后一本,即气贺泽保规那本,继而开始读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内容过于超出我一直以来了解的东西,而需要且读且记些什么,导致阅读速度大大降低,我是不会在此时从书柜里将本书抽出,并开始看的。简言之,本书是我在读《中国哲学简史》的同时,为不浪费时间泛泛而读的。 谈及本书内容之前,先说其在装帧方面一点特别处。不用说,其是一本精装书。它的脊则不同于我之前看的所有精装书那样是“圆脊”,而是“平脊”。尽管据我刚刚在网络上查询,精装书“圆脊”的装帧方式适用于更厚的,而“平脊”则相反,也尽管我在写这些文字时,对我手头一些书的查看,注意到八月底从图书馆借的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也是平脊的,但具体到本书来说,如此,质量或打折扣,如图二所示,脊与壳之间似乎已经脱胶。此外就封面设计上,私认为却是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因为不论是封皮,还是里面都有一个黑影,此人无疑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角秦始皇,而从里面的尤其能看出,这里的秦始皇就是个影子,至于怎样才能一步步逼近其真相,恰恰是作者鹤间和幸在书中要做的。

本书正文共计八章,此外还有序言和结语以及人物小传、参考资料、与秦始皇相关的年表等部分,而这些统合到一起,便构成了这本13余万字的小书。由于泛泛读之,加上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对秦始皇本人与时代已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以及现在阅读的仍主要是《简史》,因此长话短说,只对内容进行一些简单的举要。 记得去年八月我读完《始皇帝的遗产》,写相应文字的最后便说,此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即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出土文献,从行政体制到社会生活对其时期方方面面进行细致的考察,尤其是援引1975年在湖南睡虎地所出土一篇名为《编年纪》的秦代竹简,以其主人喜的视角,来审视秦这一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同样,这种感觉在本书也能找得到。本书的前言,作者谈了三点,可以将其看作本书的主要目标,此三点分别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秦始皇、要特别留意对出土文献的使用和要着重还原秦始皇作为人的形象。 众所周知,秦始皇名曰“政”,但作者根据出土文献以及如今保存在日本写本《史记》的有关记载,加以常情推理而指出,秦始皇既在正月出生,那么他的名也应该为“正”,唐代张守节在作《史记正义》时,曾对“政”'展开了详细的解释,但作者却从音韵方面对其予以反驳。总之,政或由司马迁所写,或在传抄过程中而更改,之所以如此,或出于对秦始皇的美化,可随即作者又指出,“正”与“政”在当时意思相通,不管怎样,秦始皇之“正”,在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避讳,他死后,才将“正月”改为“端月”。因此作者接下来对秦始皇都以“赵正”称之。此外,对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的“大期”,作者认为是十二个月,而不同于李开元在《秦谜》认为大期是十个月,这个词恰恰表明了司马迁对前面所述的否定,因而是他给后世读者的提醒。 至于秦王九年的嫪毐之乱,作者认为其发生在两次彗星显现之后,而不是中间;发生在这年四月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前,而不是之后。同时他还认为在古人看来彗星显现于天空固然是一种不祥之兆,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又可以借此有所动作,这场叛乱被平定就是如此。继而他指出,太后养面首,不仅有先例,而且似乎还被当时法律所允许,至少不构成犯罪。在这里,作者以1983年在湖北荆州区张家山247西汉墓出土的一千余枚竹简,介绍了一件其中名为《奏谳书》记录的案例,事情发生在秦始皇元年,案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一位女子在丈夫死后,在其棺材旁与别人偷情,被婆婆揭发。按理说,这样的事即便放到现在也极为恶劣,但按秦律,丈夫死了,就不构成偷情,因而在地方将案件上交中央时,便审理聚焦到这样的做法是否构成不孝,但结果仍然是判定将那位女子无罪释放。上述案件我之前也听到过,而且本书在介绍时并没有说这位女子是被她婆婆揭发的。此外,所谓“奏谳书”,其内容便是地方审理不了而交由上级地方或中央的疑难案件。具体到这部,里面则有四个是秦始皇时期的案例,上面所述,便是其中之一。 还有发生在秦王十年的逐客事件,作者认为起因并不是从秦始皇即位便在秦国主持水利工程的郑国,而是前一年发生的嫪毐之乱。这一点,早已被清代梁玉绳在他的《史记志疑》所指出。另外,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即现在的泾惠渠对秦国崛起影响之大,或许也可以重新思考他到底是不是韩国派来的间谍。 关于荆轲,《史记》说他的祖先是齐人,在《刺客列传》记载的故事,读之可谓让人荡气回肠,也使荆轲刺秦王一事流传千古。而据本书作者对此的考证,认为当时荆轲实际的故国是卫国,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局势,因而燕太子丹和卫国荆轲是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荆轲刺秦,就不单单是燕太子丹的买凶杀人了。具体到这一事件,作者继而认为不论是荆轲一方,还是太子丹一方,都是有长久的准备的。同时作者也从荆轲临死前的说法,认为荆轲目的在于胁迫秦王,而不是将他杀掉,从叙述这一事件的一节之题目“荆轲逐秦王”而不是“刺秦王”也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十三年当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如下三点,分别是五次巡游之意义、从秦帝国到中华帝国之转变和自第四次巡游起秦始皇晚年之谜团。 先谈第一点。作者指出,统一的含义远没有一统丰富,前者大致只就全部归一而言,后者则是指从政治制度到行为规范都由一套东西来统治。显然,就具体实施上,后者要比统一复杂得多,或许,统一是指秦横扫六国,一统则是指秦的后期建设。而时人在这方面,又总喜欢以一统称之,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词加以审视。据作者所说,秦始皇的五次巡游,时间为自他统一天下后的次年一直到他临死之时,与这种目的是有关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巩固秦对地方的统治。 次看第二点。其中作者一有趣的观点,即是认为“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语是在秦始皇本人的授意下出现的,其目的在于为攻打匈奴寻找借口。而之所以要攻匈奴,伐南越,修建长城和直道,目的在于要完成从秦帝国到中华帝国的蜕变,强调秦与周边的对立,使其更具独立性。此外这些举措无一例外都在他第四次巡游之后,第五次巡游之前,如据《史记》载,上述谶语就是他在第四次巡游途中获得的。至于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是相继发生在在五年内的,而据作者所说,对此,我们或许要换一种视角来看,即战时这一特殊情况下来审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总喜欢将孔子和秦始皇对立,说前者是旧贵族奴隶主阶级,后者则是新兴地主阶级,而事实上,就近年所出土的一些秦简来看,内容却多提倡儒家所强调的伦理关系,由此表明了秦始皇清晰的头脑,即深知用一种思想使百姓安定是不行的。那何以会出现焚书坑儒的事件,不论坑儒一事是否属实,对象是术士还是儒生,或两者皆有之,作者认为都是另有所图的。其中还有一点很是有趣,即作者注意到了与秦始皇差不多同时的头曼单于,并感叹《史记》所载,两者的继承人虽然都不是自己选择的,但一个使秦帝国走向深渊,一个则使匈奴更加强大。 再说第三点。据《史记》载,秦始皇临终的前一年,共发生了三件不同寻常的事,先是荧惑守心,然后在陨石上发现了“始皇死而地分”的文字,继而又出现了“今年祖龙死”的谶语,而据作者的考证,以上三件事均发生在秦始皇临终的当年,而非前一年,因为如所谓荧惑守心一事,据现代技术对这方面进行的科学计算,发现其并不是在公元前211年出现,而就在前210年。此外在秦始皇第五次巡游途中,又发生了两件事,分别是再次碰到了徐福和梦到了自己在与海神对打。作者在这一章的最后,举出了北大秦简中一篇名为《赵正书》的内容,其与史记所说内容大不相同,关键者有两点,一是秦始皇是行至柏人这个地方病倒而非平原津,二是秦始皇就在这里和大臣商议正式确立胡亥为继承人而非在其死后由赵高矫诏。此外,关于当时冯去疾的身份,史记说是右丞相,而赵正书却说是御史大夫。对此,作者虽没有对两者所记载进行事实甄别,而是戛然而止,但在最后,他指出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史记》所载内容进行怀疑。 最后,作者对秦陵的一些情况以及在秦始皇死后秦帝国的命运进行了介绍。在这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秦陵最新勘察的部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想可以与段清波的那本相互参看,甚至比其在有些地方上更新。 总之,作者在书中援引了大量的出土文献,如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2006到2007年相继从香港购入的岳麓秦简以及2014年出土的益阳秦简等,也以此对《史记》的内容进行了很多补充和怀疑,但他仍提倡这些做法要建立在对《史记》有充分了解与认识之上的。关于其对史记之熟悉、之重视,我想以下在最后一章的一段文字最能代表:“我们读了《秦始皇本纪》关于这三年的记载后,就会了解秦二世、秦王子婴两代宫廷混乱的内情。而读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就可以从上将军项羽和沛公刘邦的角度了解他们与秦二世交战的历史。司马迁重视陈胜起义后建立的仅存六个月的楚政权,将其收入《陈涉世家》(“涉”是陈胜的字),读者们不禁会为手持农具奋而反抗秦军的农民喝彩。读了《蒙恬列传》,读者则会为曾备受秦始皇信赖的蒙氏家族和秦始皇继承人扶苏一起没落的历史感到失落。读了《李斯列传》,会了解到那个辅佐秦始皇达到政权顶峰的男人最终没落的历史命运的悲哀。每处描写都犀利生动,耐人寻味。只是,为了读懂这三年的历史,需要把《史记》各处的记载不厌其烦地前后反复读。《史记》中有一个叫作《秦楚之际月表》的年表,将这个年表放在手边,会有助于理解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尽管对作者在书中的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如大期即十二个月、荆轲目的在于胁迫秦王而非杀掉他等,但作者以出土文献来补充和解说传世文献的方法却是可取且必须的,更值得当下的学者进一步地学习与借鉴!接下来,虽依旧以阅读《中国哲学简史》为主,但同时我也准备继这本之后,开始读同样由日本汉学家所写的《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