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之场”徘徊的历史

回忆的统一体越小，历史的视角就越长远……（如此形成的历史记忆）特殊之处在于，它基本上是开放式的、谁都可以进入的，并且能够被不断调整。——《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

“如果德国人想要回忆历史，那他们就无法避免地要去回忆历史是怎样被回忆的。”阿莱达·阿斯曼在其著作《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中如是说。

关于人类记忆的不可靠，不管是心理学还是历史学各领域，都已有所证实。这不是新鲜的观点。而阿莱达·阿斯曼在这本书中，大谈记忆与德国人及其历史的关系，却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其中一个主要的——它向我们展现了德国人如何从二战后，在罪责意识驱动下做出了各种赎罪努力，如何经历这段艰难的历史煎熬，在今天能自信直面世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记忆”扮演的角色是“转换剂”，历史意识在德国个人与群体、重建与复建的建筑、展览、展演中，因“记忆”而不断被转换、形塑。

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书的开篇被抛了出来：德国的历史到底是漫长的还是短暂的？不熟悉德国历史的德国人或者外国人，记忆中或许只留存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的历史。尤其二战，大家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更倾向于问责、偏极端的否定、重叙与试图遗忘、与之割裂。这其中牵涉德国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意识。基于后者的统一性，德国早期作为民族群体，分裂状态下的众多历史，首先被“抛弃”；然而19-20世纪，有着明确的国家语境的历史，又不可绕开世界大战的经历，这一直刺痛着德国人的记忆——或许正因如此，德国人记忆中的德国历史，只有19-20世纪这一段伤痛印记，而近现代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亦以此为起点前进。但是，阿莱达·阿斯曼在书中所梳理的德国历史，是要说明德国拥有的是多样漫长的历史，而不只是上述两个世纪的那般短暂单一，过去那些分裂状态下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联邦、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等等）都应被视为德国的历史。

如果德国经历的过去与当下的历史叙事文本不一致，原因是什么？阿莱达·阿斯曼提到了“代际关系”。这一概念被用来概括德国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是家庭内部的，也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的。家庭的代际关系比较容易理解，例如五代同堂，一辈可以被视为一代；但社会的代际并没有那么清晰的区分，人不可能活在一个个明确且独立的时空里。（这里可以引申思考，实际上中国历史也是连贯发生的，不是后人所划分的朝代明确、相互独立的面貌，如今不少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相应的新成果也在持续面世。）但这不能就轻易地说，不同时代下的人之间没有隔阂，或者人生活在不同时代毫无变化。社会的代际划分，通常以重大事件为分水岭。只是，亲历者与非亲历者，不同年龄段的亲历者，相互之间的体验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于是，从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同一历史事件，便不尽相同。这些区别同样变成他们之间关于身份认同，关于理解与述说历史的界限。

如果家庭内部存在的“代际关系”是“世代”，那么对应社会的“代际关系”便是“时代”。阿莱达·阿斯曼恰当地把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做类比，进而得出“非共时的共时性”概念。从人的生物性的角度理解，所谓“非共时的共时性”，就是几代人（老中青少；阿莱达·阿斯曼把一战到上世纪80年代的德国人分为七代人）共同存在同一时空，他们的不同经历影响着这一时空，而这一时空因为他们各不相同且共存而变得丰富。

社会亦存在“非共时的共时性”，且更为丰富——它不仅包含生于不同时代而活于同一时代的人，还包含存留于同一时代不同年代、层次的建筑、文物。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以时间作为参照不断发展，过去随即成为过去，然而不是所有的过去都能被视为“历史”。一方面，人类社会经历战争与灾害，许多痕迹在当下就被破坏与摧毁；另一方面，成功者为书写自身的历史，运用权力不断“建设”历史，强化人们的记忆与意识，两方面都会对人类社会的过去进行筛选与修饰，而后作为“历史”保存与公开展示。这种时候，具有代表性且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博物馆中的文物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展示历史的方式强化人们的历史意识。

阿莱达·阿斯曼列举了三种历史展示的基本形式：叙述、展览与展演。如果国家是需要被想象、被构建的，那么神话、故事、象征等等都是作为它的叙事文本。不过，在这本书里，为能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或者说个人历史背后反映的亦是国家或特定时代的历史，阿莱达·阿斯曼分析了不少文学作品，找出它们的“非共时的共时性”，而这些“非共时的共时性”的叙事，恰恰说明着在“代际关系”中的人，身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更应该看到其中的丰富性，而不只是用当下的眼光简单地去理解他们的过去，与“我们”的历史。

展览即展示，虽然阿莱达·阿斯曼试图用展览来说明德国历史是经过筛选而呈现出来的，但阿莱达·阿斯曼也把公共建筑纳入“展览”之中。这种“展览”是长时性、稳定性的，正如上述，它们是成功者所书写的历史——书中在讲述建筑时，曾提到“重建”与“复建”的区别，部分重建的建筑物不是成功者的痕迹，且人们往往更关注复建（简单理解为基于历史想象的“再创造”）而非重建，实际亦与当下人们意愿无冲突——它们的存在正是成功者存在的证明，也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证明，而这些具象的“证明”不断加深人们的历史记忆，在加深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改变人们的记忆。

展演即是情境再现，例如电影或现场戏剧表演，它强调地是沉浸式的体验，从而加深人们的历史意识。它的优势是可根据创作者或其他方的意愿对“历史”进行改造，这一点是文博系统无法做到的，博物馆只能选择性展现真实的历史证据，但不能在文物上进行随意的创作。但阿莱达·阿斯曼提到一点，历史展演可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地区、城市和景观——一方面我们不断建设历史情境景观，让我们与历史相互适应；另一方面时间的流动让我们也随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曾经发生过历史事件的空间，如今也在生成着当下人们的历史。

本文没有过多着墨记述阿莱达·阿斯曼在书中对德国历史的种种分析，是因为她提出的概念或许亦适用于德国以外的个人与国家及其记忆与历史。个人经历如何会影响到国家的历史，又如何通过不同人对同一个人的叙述来展现时代特征，国家历史又因为谁而被想象、被构建和被再塑的，政治家与史学家在这其中如何以及为何产生分歧，不同制度下的社会，民众在国家历史形塑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又是如何，个人与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对方的“记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举一反三思考的问题。（或许对史学研究者的启发更大于公众）但仍要注意，阿莱达·阿斯曼认同的，是承认历史的多样性和长时段，即包容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历史叙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她所言：

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徘徊在获得认同和保持距离所构成的一种无法化解的张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