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与哲学之外延的文学

如果以写诗的状态写小说，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作者会变得非常容易受伤害。如果要摆脱这危险，就得不断地「恋爱」：这里指的是，放任自己的心绪投入幻象之中。

如果我们以对诗的真诚的目光来看待小说，那么，在绝对的严肃中，小说就是骗术。

像三岛所说的那样，当小说家对视的时候，他们投向彼此的目光，总会自动地看破对方想要隐藏的东西。因此，对话没有任何风度可言。

但是，我们究竟会看到作者渐近的真诚的航跡，对此他不能拒绝，因为他其实既已明白，无论是将自己献身于某种精神之中，还是将自己投身于<理解>之对话，摆脱掉自己，从而暂时性地寄存了绝望，将它投入历史，他都不能拒绝道路本身。

当小说家惯于当一个骗子，那么，被自己的真诚反过来蒙骗，就是与康德对映的最神秘的诗艺。是的，就是『天人五衰』：面具碎裂，而时间结束。

如果小说必须是诗，那么在这里，解读的人就预先设置了绝望：他所希求的，作者不知道。又或许他放弃了「理解」的姿态，他可以无限地知道，因为没有比诗更敞开的文本了：写诗的人在这里是被书写出来，他的一切解释都在文本之中。

而理解不是判断。“理解具有分析的特点，分析使理解成为可能”。类型学在哲学上的应用是，“如果人们不能在其他事件中分辨和认识到同一种功能，就没有需要理解的东西”。并不是拒绝差异，而是我们必须以理解的行动，为哲学和文学架起桥梁——如果可能的话。交流通往真正的认识，而哲学史，并不是陈腐的白骨之塔，而是“从自我到自我的哲学家的道路”。在这里哲学者的争论，就是不断地让对话继续，让过往的哲学者们步出遗忘和死亡。

类型学的术语，作为理解的一种暂时的固定，同样的它也并不是为了“把劲敌放在必定会饿死的抽象围墙内”，而是通往那些斑驳的光点，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那些观念——作为方向盘的观念。它是一辆车，通往哲学的地点。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利科的言说了：从整体上看，各种哲学既不再是真的，也不再是假的，而是。在这里，他性在真和假之外。在伟大的哲学历史学家的书写中，通过他的中心或至少在他的中心的方向恢复作者的本来面目，使之变得无懈可击和无可辩驳：从此以后，作者便存在，斯宾诺莎便存在，康德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