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出疯石》：以短篇小说勾画边缘人的迷惑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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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相信疯子额前有“疯石”，取出就能治疗疯病。15至16世纪的尼德兰超现实主义画家博斯（Bosch）以此为主题，创作了绘画《取出疯石》。几百年后，阿根廷女诗人皮扎尼克创作了同名诗歌。
《取出疯石》今年5月，艺术评论人、作家周婉京的小说《取出疯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无疑与博斯、皮扎尼克都有联系。心理治疗小组里陷入困境的病人、偷窃的年轻情侣、字幕组中通过网络交流的译者、制造假画的画家、赴美产子的孕妇、伪造手稿的诗人……《取出疯石》书写了这些人的故事。周婉京围绕当代城市生活，关注边缘普通人的迷惑与痛苦。对于“疯石”与边缘人物，她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最近，《取出疯石》分享会在思南公馆举行，周婉京、青年作家三三、王苏辛以及评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就本书展开了探讨。
分享会现场小说和艺术周婉京是北京大学的艺术哲学博士，也是美国布朗大学访问学者，现在是一名高校教师。在她的小说中，哲学与艺术的学科背景留下了明显的烙印。
在分享会上，周婉京谈到了对她产生过影响的绘画作品。尼德兰早期画家扬·凡·艾克的作品《阿尔诺芬尼夫妇像》非常出名，画面中，新娘背后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子里除了夫妇俩的背影，还反射出其他的参与者。“你可以看到荷兰的艺术家事无巨细，这种‘细’非常吸引我，我对这一类型的艺术非常感兴趣。”周婉京说道，与此同时，她也喜欢浪漫主义艺术家弗里德里希、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以及画了《自由引导人民》的欧仁·德拉克罗瓦等。
周婉京表示，画中的“细”、“细”中的结构让她尤为着迷。在凡·艾克的镜子里，结构之间互相反射，这种反射巧妙地藏在画面中，周婉京希望能通过文字语言，去实现同样的效果。
李伟长说道，在欧洲宗教画和宫廷画中，常常出现镜子，镜子里的人、现实里的人，还有正在画画的画家共同出现，几个视角同时呈现。“有意思的是，画家会把自己的角色画到某一个框、某一个角落里，但是到底在哪里不一定清晰，”李伟长指出了小说家和画家的某种共同点，“读《取出疯石》时，非常有意思的是找找小说家在哪儿，小说家写这个小说的视角在那儿，就像看画展一样，寻找视角在哪里，这是一个过程。”
在博斯的画作《取出疯石》中，医生为病人开颅，取出的不是被视为病因的“疯石”，而是郁金香，画作因此具有讽刺性与超现实性。周婉京说道，博斯以及威廉·布莱克都是西方艺术史上重要的“预言型艺术家”，天堂或地狱，他们创造出了完整而富有细节的体系，预言的体系与尼德兰画派描绘细节的传统都是让她感兴趣的地方。
王苏辛提到了小说《取出疯石》本身的艺术性。“当很多作家在调取写作信息时，常常会落入琐碎的信息梳理，不停地呈现，很多时候会渐渐显得过于理论化。但是这本书完全没有，她有一些理论的东西，全部是在一些对话当中闪烁，她在描述一件事情、一个人物时，写的都是一些非常文学化的细节，而且都是非常日常的东西。甚至读这本书时会觉得信息量很大，但不会觉得作者是一个学者，会觉得她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信息量大的范围、视野当中，所以她自然就是一个饱满的个体，就会这样呈现出她的文学世界。”王苏辛说道，在周婉京的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她理顺的、同时又用她的艺术方式在处理的世界。”
博斯《取出疯石》（Cutting the Stone）“疯石”与边缘正如博斯画中取出的“郁金香”一样，在周婉京的小说中，“疯石”并非疾病，它或许意味着在被规训的生活中，人应该去释放的那部分自我。
三三表示，“取出疯石”四个字中最重要的就是“疯”，她引用了莫言在《蛙》里的一句话：一个人并没有傻，但却得到了傻子的称号，那是他获得了巨大的自由。在她看来，如今我们被各种身份所捆绑，其实需要的是“主动地边缘化、自我边缘化”，“边缘化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取出疯石’这个标题让我想到，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开头，写到以前中世纪为什么会在海边建造一些塔，那些塔是专门关疯掉的人的，那些疯掉的人从海洋上运来，所以人觉得疯是海洋的气息，充满水汽、有点迷幻的东西。”三三说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注到潜意识里的某种需求，把自己的‘疯’都发挥出来，希望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疯’起来。”
在周婉京的写作过程中，这种“疯”或许是放开一切，完全专注于自我的感受。她的感受来自于当下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世界——无论是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还是不同变化之间的界限。周婉京在分享会上说道，《取出疯石》创作于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当时她正在美国做访学，为期一年半的时间都处在疫情当中。“所以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应该写点什么，关于所谓日常的消解，但同时在虚拟生活当中也找不到你的位置。”周婉京说道。三三则指出，周婉京的小说仿佛有一个以自我为圆心向外辐射的空间，“她的小说并不像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也不是某个未来的虚构空间，好像是一个中性、中立，没有什么界线和边界，完全靠逻辑搭起来的基于认知的世界。”
李伟长认为，在周婉京小说的表达中，存在着“写作者的叛逆”，“这种叛逆是正直的，带有正直感，有一种介入的意识，介入部分现实，同时也是对人处于环境当中的一种尊重感。”最近，周婉京在创作一部和建筑、造房子有关的小说。在她看来，中国人更擅长在文学里处理时间，而在康德的哲学中，是先界定空间，再界定时间，她想在写作中尝试探索空间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