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宪政实验

二十世纪之初，接连遭受中日甲午之战、八国联军入侵等多重打击的大清王朝始终未能从衰境中走出来，而且愈陷愈深，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深重危机——在外部，有列强虎视眈眈，正准备瓜分豆剖之；在内部，革命风潮此起彼伏，极有可能分崩离析。此时的清廷为稳固自己的统治，被迫开始推动宪政改革——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设置了九年的预备期，以作为未来议会政治的准备，仿效西方国家代议制立法机构的通行做法，在中央设立咨政院、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以讨论重要政务和改革事项，这即成为中国最初的民意机构，也即是李德林所说的“最初的国会”。

李德林这本书以咨政院为观察的切入口，用讲故事的方式为我们讲述那段历史，以求洞见清王朝崩溃的深层次根源。他并没有对咨政院、省咨议局这一新生事物的来龙去脉、组成结构、运行规则等作过多的阐述，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历史舞台，通过讲述它所遇到的如广西巡抚张鸣歧与省咨议局的争端、上海橡胶股灾引发的金融危机、山东莱阳发生史所罕见的灾荒等八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具体事件，梳理七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来剖析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局势和社会心态，从而带领读者更为生动、更为深刻地理解 “最初的国会”这一中国历史上关于宪政改革的最初尝试。

改革就是改变与革新，就是对现状的改变，一般来说都意味着对原有权力格局、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重塑。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可以想见，所有的改革都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或者故意破坏以至困难重重。因此说，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它有赖于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但主政者稍有不慎，或者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任意一个条件发生极其细微的变故就会让所有努力付之东流，导致最后功败垂成。纵观中外历史上的历次改革，基本上都是成少败多，成功率极低。仅仅就清末七十年中所进行的三次改革来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本书中所写到的宪政改革，要么被外力所阻断，要么因弱小而失败，要么是胎死腹中——均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一次成功的改革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我看来，至少需要四个条件，一是要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最新的发展趋势，找准好的时机；二是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有很高的权威、很强的能力、很好的策略，对局势有极强的掌控能力，敢于同守旧者进行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各方面资源；三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可行、完备的改革方案，有明确的改革目标，有清晰的推进步骤；四是要能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既要有上层领导的强力支持，也要有中层官僚的积极配合，更要有下层民众的强大认同。以上四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对照以上条件来考察清末的宪政改革，就会发现它是一次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改革。看第一条，此次改革的确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已经是国家发展的严重掣肘，到了再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地步。而宪政，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当时看都算是比较先进的政治体制。就时机来讲，因为列强之间的纷争也让清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看第二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摄政王载沣虽然大权在握，但其资质也只是平平，既没有崇高的威望，也没有绝对的权力，既没有足够的魅力，也没有强力的手段，内部有其他政治势力的相互倾轧，在外封疆大吏们又不是全然听命，使得许多政令无法落地。看第三条，摄政王推动的改革政策是呈碎片化的，没有一个整体的方案，往往是人们提出了什么问题，或者社会上有了什么呼声，便匆匆推行之，轻重不分、先后不明，甚至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看第四条，社会共识是有的，但清执政当局却没有因势利导为己所用。民间对宪政改革的呼声如此高涨，期望如此之高，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仿佛君主立宪就是一剂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所有危机和矛盾，因此泣血以请速开国会的事件在各地层出不穷，而清执政集团对民众的呐喊漠然置之，内部的七派势力却各怀异志，为一己私利而兀自缠斗不休，立宪日期推在数年之后，皇族内阁更是让民众大失所望，最终被其反噬……

清末的社会，给人的感觉既不是乱世，也不是末世，而是衰世，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做什么，就如李鸿章所谓的“裱糊匠”那样，仅做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所以这次宪政改革也就无法避免流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