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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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这篇是篇拙劣的笔记。1古代文学入门需要举例,需要阅读古诗,我却省略了,并没有记录2本书的框架在书中就很明确,其实并不需要笔记。另外,此文还有种种小毛病,读者在读的时候肯定会想到。我只是模仿一些豆瓣的大佬(他们给了我很多影响,非常感谢),尝试做一点梳理工作。
引言
作者在引言告诉我们这本书的目的和考察方法:
“本书的撰写目的,在于说明隋唐五代近三百八十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主张与文学创作的倾向结合起来考察,了解文学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它在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它演变的轨迹,以及它的历史的与理论的价值。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不拟采取向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常用的以人为纲的体制,而采用以时间段落为纲的体制,根据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时间段落,把起自公元581年,止于公元959年的近三百八十年间的文学思想发展史,划分为如下的九个时间段落:1. 隋代的文学思想。2. 初唐的文学思想(唐高祖武德初至睿宗景云中)。3. 盛唐文学思想(睿宗景云中至玄宗天宝初)。4. 转折前期的文学思想(玄宗天宝中至代宗大历中)。5. 转折后期的文学思想(代宗大历中至德宗贞元中)。6. 中唐文学思想(德宗贞元中至穆宗长庆末)。7. 晚唐前期文学思想(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末)。8. 晚唐后期文学思想(懿宗咸通初至昭宣帝天祐末)。9. 五代文学思想。”
接下来作者对之后的内容进行综括,细致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文学的自觉,就是说文学摆脱了政教的目的,走向抒情与娱乐。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中,它自身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要而言之,这时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是由抒情而玄思,又由玄思而抒情,到抒情与形式的美的探求并重,之后,一支继续朝抒情发展,一支则由形式的美的追求转向消闲。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是与政教的关系的淡化以至于消失,魏晋南北朝是重艺术的,而且发展到后来,走向了极端,梁陈之际,娱乐消闲、放荡绮艳。隋唐的文学思想的起点,它所承接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思想。
隋代是文学思想从南北朝向唐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促的过渡期。在文学创作上反映出这种过渡期的特点是:出现了一点刚健的气势,而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齐梁文风;政局虽已从分裂走向统一,而南北文学并未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虽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仍然南北错落并存,艺术追求上并未形成一个足以反映统一局面的、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共同倾向。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则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史上并无多大意义。
文学思想的转变,是从唐朝建立开始的。初唐的九十年左右时间,事实上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转变的开始,是唐文学发展的一个思想奠基期,是盛唐文学到来前夕的思想理论准备时期。这个时间段落,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从唐朝建立初到“四杰”中较年长的卢照邻登上文坛的高宗永徽初,大约三十年左右时间。这三十年左右时间,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们从政权的得失着眼时,坚决反对绮艳文风,重政教之用;但他们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没有否定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艺术成就。他们提出了一种文质并重,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理想的文学主张。他们的主张,既没有让南朝的绮艳文风流荡忘返,又容许了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对文学的艺术特殊性、文学的艺术技巧的自觉探讨得以继续发展。
从永徽初到陈子昂登上文坛的调露年间,也是三十年左右,是第二个小阶段。这三十年左右,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上,开始出现追求壮大气势与浓郁感情的趋向,把前一个三十年文质并重、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具体化了,从文学自身的特点中初步找到了一条清除绮艳文风之弊的途径,透露出了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风貌的一点讯息。
从调露年间到景云中,也是三十年左右,这是第三个小阶段。这三十年左右,从创作上和理论上都更加明确地追求风骨、兴寄和表现真实情感。在理论上把追求了几十年的理想文学(也就是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的风貌明确地表述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创作上和理论上为盛唐文学的到来所作的准备已经完全成熟。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初唐的九十年间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清晰过程:创作上逐渐摆脱绮艳文风的影响,逐渐走向内容充实、感情基调昂扬壮大;在理论上,从强调绮艳文风之害,一般的提出文质并重,到逐步明确地提出了兴寄风骨说。然后,便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转入盛唐的文学思想。
盛唐文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诗歌思想中。它的特点,便是崇尚风骨、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和追求自然的美。这种更倾向于理想、更倾向于抒情的文学思想,正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唐社会的产物。
天宝后期,唐社会的衰败迹象已萌,部分士人,开始从理想回到现实中来,文学思想也就随之慢慢开始了转变。唐代社会开始了它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文学思想也开始了由盛唐的更倾向于理想、更倾向于抒情,向着中唐的更倾向于功利、更倾向于写实转变,开始了这一转变过程中间的一个转折期。作为这个转折期的开始,是重功利的文学观的提出和写实倾向的出现,如李华、萧颖士以至后来的独孤及、梁肃的重功利的散文主张,杜甫、元结和《箧中集》诗派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的写实倾向和理论上的兴寄说。正因为这是一个转折期,所以既有新的倾向出现,同时又承接盛唐。文学思想的这种开启和衔接,很典型的反映在杜甫的文学思想中。他一方面写实、写生民疾苦、主兴寄,一方面又主张写虚,传神;一方面提倡苦学与功力,一方面又赞赏一挥而就;一方面倾向于教化说,一方面又重视抒个人情怀。就是说,一方面更近于重功利的文学观,一方面又近于盛唐的重理想的缘情说。他的文学思想,实带有转折时期的集大成的性质。
但是,由理想、缘情向写实功利的转变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中间出现了一次小的曲折,这便是大历中至贞元中出现的重艺术的文学思想潮流。安史乱后,一部分士人在突然到来的战乱与衰败面前,有一种茫然失措的心理。他们既没有他们的盛唐前辈那种强烈的建立功业的愿望,没有那种充足的自信心与昂扬的精神风貌,也没有他们之后将要出现的元和士人那种渴望中兴、充满改革热情的精神状态。他们中不少人生长于开、天盛世后期,有一种对盛世的怀恋,又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文学思想上,便是在诗歌思想中出现了追求淡薄情思与淡薄境界,崇尚高情、丽辞、远韵的倾向,并且热心于对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理论探索。
随着政治上改革的失败和朝政的更加腐败,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士人的心理状态又起了变化。他们改革的锐气已经消失了。晚唐前期士人也关心朝政,也有抱负,但被现实的失望压抑着,内心充满矛盾;晚唐后期则大多已失去对于朝廷的任何希望,或则采取了一种愤慨抨击的态度,或则避世以自全。反映到文学思想上,便是重功利的文学思想的消退。不论诗歌还是散文,晚唐都也还有主功利者,但只是空言,对创作的影响很小。整个文学思想的主流,转向艺术上的追求。散文方面骈体文的再度兴起,诗歌方面则是追求细美幽约,追求绮艳清丽,以及追求淡薄情思、淡薄境界的各种审美情趣的出现,味外味、象外象的理论主张的提出,这些都是文学思想潮流转向艺术的证明。
文学思想的这一主要潮流,到五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在主缘情的同时,娱乐说的再次被提出来。花间一派与南唐作家,就是娱乐说和缘情说的主要代表。”
第一章 隋代文学思想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过渡期状态
隋代是过渡期,其中有三支文学发展的方向:
1、以阴铿、何逊为代表的,在陈、梁之际重抒情的一支
2、北方文坛刚健质朴的文学
3、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娱乐文学
过渡时期的特点为:
1文学创作相对沉寂。有影响的作家退出文坛,杰出的新作家尚未出现。
2南北文学互相吸收,但并未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
第二节 违背文学特质的纯功利文学观
隋代值得一提的、也是仅有的两次文学主张。一是隋文帝的下诏改革文体,另一是王通的文学主张。一代表在朝,一代表在野的观点;一在隋初,一在隋末。隋文帝的改革意在应用文上,主张去掉华丽的辞藻,讲求实用。但是此改革随着文帝晚年的渐趋骄奢,特别是炀帝的即位而烟消云散。有意思的是朝廷改革文体的政令未能行之于终始,改革的势头已消失,而在野却又出现了改革文风的主张。这就是王通《中说》中反映的文学观点。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有三点: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
隋代两次改革文风并没有完成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原因有三。
1这是一种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主张。隋代的理论家们对于齐、梁文风的批判有其正确的一面。希望改革文风,以有利于政权,也未可厚非。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对文学采取这种纯功利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以返归质朴来纠正绮靡文风,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出发点。问题在于,他们的主张脱离了文学发展的实际,无视于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文学已经发展了。它已经从早期的与哲学、历史混一的状态中分出来,独立成科了。它的特点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虽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走上了片面追求形式的偏颇的道路,需要引导它健康发展,使它内容归于充实。但是,文风的这种改革,必须在承认文学的特点、承认它已经发展起来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从它自身的特点出发加以引导,从它自身的规律中引导出它发展的方向,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为改革文风而彻底否定文学的特点。事物的发展有其辩证的法则,文学也不例外。
2这是一种没有正确反映文学发展趋势的理论主张。
这个过渡期的特点之一,是南北文学的互相吸收。它最终将要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进一步发展到完全融合为一体。正确的文学主张,应该反映文学发展的这种趋势。但是,隋朝的理论家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把南朝文学的特点完全否定了。
3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和它在认识论上一样,也表现出了形而上学的特点。一种理论主张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实践的价值,而不取决于推行这种主张的行政威力。
第二章 初唐文学思想
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和文学思想的发展程度看,我们可以把唐王朝建立初至睿宗景云中约九十年左右时间,看作盛唐文学到来之前的准备时期,艺术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个时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唐朝建立到初唐“四杰”中较年长的卢照邻走上文坛的永徽年间,大约是三十年左右;第二个阶段,从“四杰”登上文坛到陈子昂开始写他的《感遇》诗的垂拱年间,也是三十年左右;第三个阶段,从垂拱年间至景云中,也是三十年左右。
第一节 反绮艳与主张文质并重
唐太宗等人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主张,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绮艳的文风。他们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为唐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从社稷安危的角度考虑文学,考虑的不是文学本身发展的问题。另外,魏征明确提出融合南北文学的特点,取其两长的主张。(45)
文学繁荣没有很快到来的原因:1理论提出者缺少实践2创作实践上没有可称的业绩3理论不成熟。
第二节 追求情思浓郁与气势壮大的文学思想倾向的出现
初唐四杰出现,此时宫体诗盛行。他们在理论上表现为1反对绮艳文风,理由仍旧是该文风会导致国家危亡,并无理论建树2提倡在作品中表现浓郁的感情与壮大的气势。
四杰的理论还是不成熟不明确的,明确与成熟由陈子昂完成。
第三节 思想艺术准备的成熟和风骨寄兴说的提出
盛唐文学思想和艺术上成熟表现为以下四点1在四杰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充实内容和昂扬基调(陈子昂)2艺术追求丰富多样(陈子昂追求风骨、张若虚追求明丽纯美,刘希夷也像张若虚一样,感悟人生哲理,将与宇宙融为一体的诗境表现的很好)3自觉追求声的韵律美(到杜审言、沈、宋处,五言诗定型普遍化)4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实质的趋向
在史学理论上,和陈子昂同时的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实录”思想,反对采用文学化的手法写史。在语言运用上,他反绮艳,尚质、尚简、尚今。
由史学思想尚实看出整个社会风貌尚实(79)。
此时文学理论主张陈子昂的寄兴说(有感而发,扩大了诗的社会内涵)和风骨说(表达真实情感,而不是无病呻吟)
第三章 盛唐文学思想
盛唐在理论上相对沉寂。在文学思想上1崇尚风骨2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3追求自然的美
第一节 崇尚风骨:陈子昂的发展。边疆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建安风骨的区别是,盛唐的诗歌只有壮大没有悲凉(95)
第二节 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兴象玲珑指情景融为一体,达到了兴在象中,兴在象外。例子:王维、孟浩然等人。在此之前的诗歌,虽然能让人够感受到情和景,但是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境界(100)。他们做的是发端工作,提出了“兴象”(107)这个词,吸收了“兴”的感情兴发之义,而把“象”扩大为意境概念加以使用,并且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用来表述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
第三节 追求自然的美 例子:贺知章和李白等人的诗。
第四章 转折时期的文学思想(上)
唐代经历了安史之乱。
第一节 写实主义倾向及理论主张
失意的士人感受到了繁荣背后的衰败,他们有写实主义倾向,重功利思想重新抬头。最能反映这种倾向的是元结和杜甫。天宝六载,发生了几件使不少士人震惊的事。正月,杖杀李邕、裴敦复。不少诗人在诗中表达了对这件事的感慨。同月,诏通一艺者赴京师就选,李林甫恐对诏者斥己,遂使无一人及第,而后贺野无遗贤元结和杜甫,都是这个骗局的受害者。(123)
第二节 追求写实的方法
元结主张传统儒家的美刺说,彻底否定诗的抒情特征(131)。杜甫也提出“兴寄讽谏”说(133)。杜甫的写实手法体现在以下方面,1叙事手法,2对物象极其细致的观察,并且把这种观察传神地表现出来。
第一节 重技巧和追求形式的美的诗歌思想
杜甫1对诗律的重视2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炼字3炼句,有时特意倒装组合等
第二节 集大成的诗歌思想
主要讲杜甫受古人影响(诗经、骚、汉乐府……)和杜甫的题材(有战乱和民生疾苦,也有日常生活和现实情趣)
第五章 转折时期的文学思想(下)
这是比较暗淡的时期,除了韦应物之外,其余诗人较其他年代逊色很多。
第一节盛唐余韵与战乱写实
这个时期大多数人保留盛唐时期的昂扬风骨、气概与兴象韵味。例子:韦应物。
很多人写过战乱中的民生疾苦,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同情人民的倾向,但是作品无论是情感上还是深刻程度上都没法和杜甫比(155)
第二节 追求宁静淡泊的诗境
盛唐诗歌那种高扬明朗的情调,逐渐让位于冷落与寂寞的境界。王维的作品清新、明秀而韵味无穷;刘长卿则衰败萧条。并且“骨气衰颓”在当时创作中更为普遍的表现,是大量的诗缺乏浓烈的情思,缺乏强烈的爱憎,情思冲淡以至平淡。诗人对人生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既没有建功立业的激情,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
追求冲淡的同时,也追求韵味(160)
第三节 崇尚高情、丽辞、远韵与理论上对诗歌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探讨
散文理论方面,提倡本道、宗经、重政教之用。
诗歌方面趋向崇尚高情、丽辞、远韵。人们提倡二谢。皎然提出“文外之旨,追求“高情逸韵”。《诗格》对意境进行论述。另外,此时还有1对作诗法的研究,署名王昌龄的《诗格》内容琐碎、格式化,不利于创新;皎然的《诗议》亦如此。(182)2对诗歌风格的分类(183)。这两种研究出现的原因1他们战后精神风貌变化。诗人似乎仍没有从战争的惊慌失措中振作起来,缺乏自信。2文学发展需要有总结自身的时期。
第六章 中唐文学思想(上)
总趋势:1散文文体文风的改革。2 诗歌上尚实、尚俗、务尽的诗歌思想倾向和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倾向的出现。
第一节 散文文体演变
散文包括骈体和散体(189)。骈句最早出现时间有争论,出现的目的是功利的(191),为了便于记诵。先秦诸子百家要说理辩论,散体比较自由,所以骈文没有发展。另一方面,骈文的出现则是受非功利的美学目的影响(193)。之后是骈文的演变。
第二节 前于韩愈、柳宗元的文体和文风改革思想
作者列举了唐前的一些文学改革,总结反对骈文主张古文的人,都是从政教得失,教民淳朴的角度出发。
在韩柳提倡古文之前,文体和文风改革从途径说,有两个方面:1写作散体的人增加(书信)2骈体的逐步改造和变化(抒情小赋)。这可以分两个时期,从陈子昂写《修竹篇序》的圣历元年至开元末;天宝以后至韩柳之前。建中元年,制策和对策开始使用散体。五讲文风改革的理论探讨,理论家意在匡救时弊,但只是空言明道(232)。
第三节 韩柳文体文风改革
韩愈的贡献是把本道,宗经,重政教之用的主张和政治现实文体结合起来。韩愈比较极端,把文章完全当做明道的工具,是纯粹功利的文学观(239)。他明道的具体内容是仁义。当时这样做的目的1反佛老2反藩镇割据强化中央集权。作者认为一旦脱离了这两个目的的话,韩愈的理论的消极性也就显示出来了。他提倡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伦常关系,提倡对君主的愚忠,有强烈的利禄欲望,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250)。
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思想形成比韩愈晚,是在被贬永州司马后明确起来的。他提出“以辅时及物为道”,无需用文章明道,改革失败才转以文章明道。他的理论比韩愈积极的多。
文学理论方面,出现了“不平则鸣”说。明道的口号无疑是功利的,但是该说明显倾向于抒情和写实。作者举例韩愈和柳宗元都有这样的文章。两人的另一个贡献的都主张创新(266)。
其实明道说早已有之,不平则鸣说也只是发愤抒情说的变体,韩柳只是将它们与时代结合,做更具体的阐释(273)。
第七章 中唐文学思想(中)
长庆以后,人们转入了对“元和体”(在元稹和白居易的长篇排律中最能体现)的追求。
诗歌创作有两个大方向1散文文体文风的改革。2 诗歌上尚实、尚俗、务尽的诗歌思想倾向和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倾向的出现。
在第一节,作者往回考察了唐代之前的诗人对通俗化探索的影响。通俗化探索:顾况、王建、张籍到李绅、元稹、白居易。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白居易前后期文风的变化(301-314)。作者认为,白居易尚实的风格是为了进行政治上的改革(第二节,重功利思想),一旦改革失败,白居易便不再如此创作。他转向了两个题材1琐碎的生活小事和2佛理。晚年白居易仕途变好,他开始写玩乐的诗歌,歌颂太平盛世。可是此时已经是甘露之变前夕。
至于元稹,他在创作上除了为数不多的乐府诗外,本来就没有写过多少同情生民疾苦制作(314)。最后,尚实派都转向写琐碎的俗事(第三节标题)。
第八章 中唐文学思想(下)
本章将讲另一条发展脉络: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倾向的出现。
第一节 代表人物:孟郊、李贺、韩愈(写腹泻的诗324)、卢仝。他们的特点是1追求异乎寻常、怪奇的美2构辞的散文化倾向(打破诗的回环、对称节奏,完全采用散文句式329,诗的高度跳跃浓缩变为连贯的明白叙述)3重主观,影响了李商隐。
第二节 理论主张1以雄奇光怪为美2重抒情,强调不平则鸣3苦吟(345)。
第九章小说观念的形成
作者在本章梳理小说的历史。先秦的雏形有寓言故事(《庄子》等)、历史散文(《战国策》)。在魏晋南北朝有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唐人小说,志怪和杂俎和魏晋南北朝并无大的差别,传奇有大发展。小说发展体现在1有意构成情节2重真实(在写传说的时候,让人相信那是真的)3重视人物在小说中的意义4重视文词华美
另外,唐传奇中,少数小说具有功利目的,比如《谢小娥传》宣扬贞夫洁妇。
第十章 晚唐文学思想(上)
晚唐的文学发展可以分两段。宝历初开始,杜牧许、张祜、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相继登上文坛,到大尚中末,为前段;而咸通以后,到唐代结束为后段。
重功利的文学思想的沉寂,与政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立志改革,有一种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都有一种改革弊政,希望中央政权得以巩固的愿望。但是,没有多久,他们的改革一次次以失败告终。而朝政的腐败,却日甚一日。作为当时中央政权的两大祸害的宦官专权和藩镇跋扈,有增无减;而且,又加上了激烈的党争,使唐王朝重新兴盛起来的希望已经变得甚为渺茫了。曾一度有所作为的宪宗,后期迷信神仙方术,服食丹药,最后为宦官陈弘志所杀。自此之后,皇帝废立的大权,操在宦官手里。
与宦官擅权、宦官与朝官之争的同时,牛李党争的激烈,对唐王朝中央政权的削弱也很严重。
在这样的政局中,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与他们的上一辈,如韩、柳那些人已经有些不同了。他们虽然仍眷念朝廷,怀抱希望,但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虽仍关心朝政,有些抱负,但已经没有贞元末元和年间他们的前辈那种改革的锐气;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时或希望有所作为,但已失去朝气。而且,他们中多数人的处境,也并不具备干预朝政的条件。这个时期的差不多所有重要作家,都并没有进入权力中心。他们多数人寄身幕府,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与贞元末元和年间那批重要作家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也不同于接着而来的农民起义起来、唐王朝走向灭亡时期的那批作家。他们终究还有希望、抱负,只是这种希望与抱负被现实生活的失望压抑着,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矛盾。他们中不少人对于政局,对于历史的思索,表现出这个时期特有的抑郁感。
由当时政局造成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是这个时期文学思想转变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个转变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重功利的文学思想影响的逐渐消失。诗歌中的讽谕说和散文中的明道说,在这个时期都失去了市场。
第一节 诗歌创作中怀古、咏史与爱情题材的涌现。
诗歌创作由尚实转向书写个人情感。视野内向,很少着眼于生民疾苦,社会疮痍,而主要着眼于表现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表现个人生活情趣。他们的情绪还往往带着一种对人生哲理的体认。
盛唐文坛上,爱情题材很少见。中唐后,元稹以大量爱情入诗。他写了很多艳情诗。李贺也写爱情诗。但是这时,爱情诗并不是普遍的创作倾向。不少诗人,在这个时期,已经有意识地把诗歌当做个人消遣的手段,把生活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缩回自己生活狭窄的圈子里来。爱情诗写的最好的是李商隐和温庭筠(偏向感观)。
第二节 轻元白,崇杜韩
这个倾向可以从李商隐写白居易墓志铭看出。他提到白居易的诗歌只是略微讲述,可是白居易的诗是广为流传的(371)。
1学习杜甫叙事夹议论的方法2学习韩愈的雄奇3学李贺,色彩斑斓浓丽,形象组合异于常理4学贾岛的苦吟(376)、
第三节 追求细美幽约的情致
这时候诗歌思想主要特色是创新、是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他们的探索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追求朦胧情思和朦胧意境的美(这里作者赏析李商隐)2追求细美幽约的美(也是李商隐)3情感表达多层次,感情基调是凄艳而不轻佻。他不重诗教而重情感表达。
第四节 反功利的散文思想
随着政治改革失败,大和以后,反功利的文学思想出现了。这时,反功利的思想主要是两方面1用杜牧的“以意为主”取代文以明道2以李商隐主张的真情取代文以明道。
李商隐所表述的反功利的文学思想,比杜牧的观点要激烈得多,鲜明得多。他不是用一个一般的重内容的“以意为主”的概念,去修正“文明道”说,而是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文明周公孔子之道。在韩、柳的古文理论风靡一时之后,这样尖锐地提出反对意见来的,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看,李商隐还是第一人。
第十一 章晚唐的文学思想(下)
李商隐死的第二年,即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860),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起义;翌年(875)黄巢大起义爆发。这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历时十年,起义军转战南北,席卷长江、闽江、珠江流域,入东都,取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唐朝政权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政权。从此,唐从裘甫起义到唐朝灭亡,这四十七年,是唐王朝彻底崩溃的时期。君昏臣庸,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唐懿宗是个残暴骄奢而又昏庸无能的皇帝。当时朝政的情形,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有所反映,他归纳为八入、九破、八苦。“八人”中提到用钱买官,虚衔入伍,媚道求进,无功受赏等等。“九破”中提到权豪奢僭,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等等。“八苦”反映了当时百姓的悲惨境遇:“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全唐文》卷八〇四)朝政腐败,懿宗本人更是荒唐残暴,盘剥民财,广造佛寺。咸通十四年四月迎佛骨人京,宝帐、香,饰以金玉珠翠,导以禁军兵仗,彩棚夹道,比元和年间宪宗的迎佛骨更为奢靡。她的女儿同昌公主出嫁,靡费巨万。后来同昌公主病死,他就归罪医官韩宗劭等人,把他们连同家属三百多人都杀了。史称他“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净业,以谀佞为爱己,谓忠谏为妖言”。这是评得中肯的。懿宗死后,宦官立李为皇帝,这就是僖宗。他是个十二岁的昏童,只知嬉游,大权操在宦官手里。他尊宦官田令孜为阿父。他即位第二年,王仙芝起义。广明元年,黄巢攻入长安,他逃往成都。他始终是在宦官摆布下的一个玩偶。继位的昭宗除了受制于宦官外,还受制于强藩。他一度被宦官刘季述囚禁起来,后来虽借着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的力量得以反正,朱全忠杀尽宦官,但最后昭宗自己也为朱全忠所杀。整个这一时期,唐朝皇帝实已无任何权力可言,权力的角逐只在宦官与强藩之间、强藩与强藩之间进行。皇帝就在这些权力角逐的夹缝里生活。朝官除昏庸之辈外,便是依附强藩以争夺权力的奸佞之徒。可以说,整个朝廷是一塌糊涂。在强大的农民起义战争的摧毁下,在宦官与强藩的角逐与宰割中,唐朝政权已经支离破碎,没有存在下去的任何希望了。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中,唐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它最后的阶段。
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主要有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聂夷中、罗隐、吴融、黄滔、郑谷、韩、张为、司空图等人。他们虽然创作倾向和文学思想不同,政治态度也有差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那便是大势已去,朝政已经无可挽回的悲观心理。因此,他们这一代人不再存在元和年间他们前辈中那种立志改革的愿望,甚至也不会有上一代那种仍有希望的矛盾心理。
第一节 散文上的“剥非”“补失”与指陈时病
这大概是文须有补于政教得失的观点,是明道说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当时的人有空言明道的性质。另外,指陈时病则更强调达情(409)。这些散文家在文风上趋向质实。但是不管是主张不弃街谈巷议还是主张实录,都有异于传统的雅正以明道一途,走向通俗。
第二节 诗教说与写生民疾苦(诗歌创作方面的主张)
这个时期的诗教说带 着空言明道的性质,而在散文中 表现 出来的指陈时病的思想,去即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一定的反映者到底是生活在末世乱离的环境中,面对苦难的生活,他们一些人对腐败朝政和黑暗现实存有不满,在散文中施加抨击击,在诗歌中便表现为写生民疾苦。
第三节 追求绮艳清丽的诗风
韩偓、罗虬、温庭筠
第四节 诗歌思想的主要倾向是追求淡泊的情思和淡泊的境界
他们大量写闲居、垂钓、茶具、酒具等,反应他们的闲适生活,追求一种冲淡的无拘束的精神境界,但是处处反应出的却是空寂与无聊,可以说是心如死水。
第五节“味外之味”“象外之象”说与诗歌风格理论的成就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他提出了两个问题1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2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味既是指情趣韵味,则“辨于味”,当是指辨别诗中的情趣韵味,司空图认为能够 辨别诗中的情趣韵味,才可以谈论诗。这 就把诗的情趣韵味提到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而这正是与传统的诗主教化说大相径庭的。
以往的诗歌理论只是认识了诗境的情境交融的特点,还没有认识到诗境的多层次的特 点。司空图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戴叔伦关于诗境飘忽不定 的描述中得到启发,提出 了诗境多层次的 理论,这便是象外之象 和景外之景说。
另外,司空图还写有《诗品》。司空图《诗品》虽以“品”为名,而实既不论及诗人诗作之高下,亦不叙源流,与上述品画品书者异,而更近于人物品评,以论风貌为主。然也有与人物品评异处。人物品评为评某一人之风貌,而司空图《诗品》,则为论诗之某种风貌类型,而不涉及具体作者作品。
第十二 章五代文学思想
社会战乱不已 ,此时道德准则已经沦丧,明道已成空言。文学思想的主要方向是缘情说,1走向娱乐消遣,追求轻艳2注重真情抒发,追求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和意境的细美深广。
第一节 重功利的文学主张流为虚假与庸俗化
比如牛希济的《文章论》,他对文学的态度是彻底的否定。僧虚中的《流类手鉴》也是这方面的代表。
第二节 娱乐说的再次出现
《花间集》。但是《花间集》也有并非艳词的作品(457)。
第三节 主缘情的文学思想
作者先梳理了历史演变。再将李后主的诗和“花间派”作对比;李后主的诗特点为1情感真实2表达自然与细腻
第四节 初期诗话的繁琐倾向
此时文学思想的另一倾向是,对表现技巧的琐碎追求。大量诗话的出现反应了这一点。《流类手鉴》《风骚旨格》。
结尾
此时我们或许可以再回到引言的结尾,来更好地体会文学的发展:“上述这些时间段落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沿变,如果从宏观方面考察,正好走了一个回旋,一个否定之否定。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从反齐梁绮艳文风开始,最后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绮艳、复归于娱乐说。当然,这个回旋不是简单的重复。晚唐五代的绮艳,在表现形式、艺术水准、艺术价值上,与南朝的绮艳都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在追求绮艳与娱乐的同时,还有对于文学的抒情特征、对于文学的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更为深入细腻的追求。就艺术追求而言,晚唐五代比之于齐梁,显然是发展了。从宏观方面考察的文学思想的沿变,反映在诗歌思想上和在散文思想上的这个共同的回旋,它们之间的轨迹却并不重叠。它们之间,在时间先后上不一致,在某些环节上表现形式也有差别。
诗歌思想从反绮艳诗风开始,但主流却并不转向重功利的教化说,而是走向追求昂扬感情基调与壮大气势,即追求风骨;走向追求兴象玲珑,实质上仍是主缘情,不过是用一种壮大的感情去取代齐梁柔弱的情调。兴寄说虽早就提出,创作中也早有表现,但天宝中期以前却并未形成主要思想潮流。当时诗歌思想的主要潮流,更富于理想的色彩,而不是写实的倾向;属于缘情说而不属于工具论。写实的倾向,是天宝中期以后,特别是安史乱起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而且写实倾向的最有成就的代表,并不是工具论,而是写生民疾苦,并无以诗为谏书的性质,其中也有缘情成分。发展至工具论,那是元和年间的事。就在元和年间以讽谕说表现出来的工具论有很大影响的时候,缘情说也一直在继续发展。而且正是在散文上提倡明道说的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不平则鸣”说实质上是缘情,而不是明道。韩、孟诗派的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与讽谕说显然极不相同。他们从未提过诗教说。晚唐初期诗坛上之所以反元、白而崇韩、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晚唐诗歌思想与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在重缘情而轻功利这一点上的承继关系。从诗歌思想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重功利的诗歌思想虽有其成就,但它得以发展的的时间并不长;缘情说却占有更多的时间。
诗歌思想从反绮艳开始,最后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绮艳,这个回旋似可以把它看成双轨迹:一个是从反绮艳走向风骨,然后复归于绮艳清丽。这一轨迹始终未离缘情说,只是生活视野、写作题材和追求的审美情趣、感情格调的变化。另一是从反绮艳走向写实,并进一步发展到以讽谕说表现出来的工具论,最后又复归于绮艳清丽。这后一轨迹天宝中期以前并不明显,而且以后它也是和前一条轨迹交错相接的。
散文的情形就不一样。它从反绮艳文风和骈体开始,走向散体和以明道说表现出来的重功利的文学观,最后又在某种程度上复归骈体的绮艳,只有一条轨迹。它中间没有一个走向风骨的时期。盛唐是诗的时代,而不是散文的时代。它的文学思想更倾向于理想和抒情,而不是功利与写实。而唐代散文思想的发展,却是和重功利的文学观连在一起的。这或者就是为什么盛唐诗歌得到繁荣而散文的繁荣并没到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重功利的文学观虽出现较早,而成为文学思想的主要潮流,则直到贞元末元和年间。那个严峻改革的时代,更适合于重功利的文学思想的发展。
散文与诗歌思想发展的这种不平衡,也表现在小说思想的发展上。严格地说,唐代小说还处于初期的形态,小说思想的发展也处于雏形期。自创作言,它有一个繁荣的过程,但是自文学思想言,它前后并无大的变化,不像诗歌与散文思想那样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时间段落。它们之间是不同步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不同文学体裁所反映的文学观念的沿变似乎存在不同的条件。唐传奇在贞元元和间得到繁荣,在散文和诗歌上,正是重功利的文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而传奇创作中少数虽亦有教化的目的(主要是人生信仰上的),但大多数却是娱乐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它们的繁荣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但如果细细考察它们的产生过程,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主要还是为了娱乐。这或者与这种文学式样最初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至于它的文学思想发展的缓慢,则可能由于这种文学体裁还不成熟的缘故,早期诗歌和散文思想发展也是缓慢的。”